后改革時代的中國技術官僚

　　中國的特殊改革模式雖然賦予了技術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讓他們擔當了本不屬于他們的額外使命

　　文/袁劍

　　在最后一次復出之后,鄧小平曾用他一貫的通俗風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壞人

變好,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作為一位閱盡歷史風云的老資格政治家,鄧在這里想強調的是,制度對于人的決定性作用。乖戾的是,真實世界的制度從來就不處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壞的兩極狀態。通常的情況是,我們置身的歷史往往處于某種中間狀態,它們要么處在壞制度向好制度的轉型之中,要么處于好制度向壞制度的衰變之中。這就是說,我們真正置身的歷史往往處于那種不斷轉型的變遷狀態。在這種歷史情境之中,杰出人物對歷史的型塑力量就變得相當醒目。所謂英雄創造歷史,意指的就是人在創設新制度方面的巨大能動作用。

　　無疑,目下的中國就正好處于這種捉摸不定的變化狀態。自1978年始,中國的制度轉型凡27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領域,無論大眾還是精英,甚至處于空前迷茫的狀態。在這個時候,杰出人物的作為就顯得尤其關鍵。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領袖者在關鍵時刻憑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見所達成。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晚期,一批優秀的技術官僚漸次崛起,成為中國政治中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這批人大都學歷完整,通曉專業,歷練豐富。他們或者有深厚的學術背景,如謝平、易剛者,或者有完整的基層和部門歷練,如李榮融者,而其中最為扎眼的如周小川、郭樹清等人更是集多種優勢于一身,成為中國新一代技術官僚的指標性人物。

　　受改革開放之惠,中國新一代的技術官僚群體,不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寬廣的全球視野,而且親身參與改革實踐,積累了豐富的行政經驗,有幸運者更是行走樞機,與聞重大的決策過程。所有這一切,都使這批技術官僚精英成為后改革時代掌舵中國宏觀管理部門的一時之選。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已經逐漸上位的新一代技術官僚群體,是中國在后改革時代應對復雜局勢時可資憑借的一筆寶貴資源。

　　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歷史表明,在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大多會經歷一段威權政治時期。在這個時期,由于意識形態力量的消解,以理性和專業知識為特點的技術官僚總是會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不惟是技術官僚的專業知識能夠適應日趨復雜的現代經濟、管理、技術問題,更是因為技術官僚的這種能力能夠部分屏蔽和緩解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沖動。在很多人看來,正是轉軌時期的這種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經常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所謂“行政吸納政治”,實際上暗含的正是技術官僚這種對政治參與的抑制作用。技術官僚不僅能夠在轉軌時期為威權政治提供較為理性的治理基礎,也能夠在這個基礎上為威權治理提供某種合法性替代。

　　在后改革時代的中國,由于所有的壓力都集中在行政系統之中,技術官僚的這種功能正變得越來越突出。而隨著中國改革矛盾的進一步暴露,他們的這種功能可能還會變得越來越突出。更加直白一點說就是,在后改革時代的中國,技術官僚不僅要解決分內的專業技術問題,還要擔當起利益整合、意見表達的責任。而后一種明顯屬于政治家的功能,顯然不是技術官僚之所長。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的特殊改革模式雖然賦予了技術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讓他們擔當了本不屬于他們的額外使命。這可能正是中國技術官僚精英們的困境所在。這種困境在國有

　　在經過數次大規模注資之后,中國最新一次銀行改革引起了廣泛的“賤賣”爭議。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改革主要設計者的技術官僚們備受壓力。從邏輯上說,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條件和文化環境中,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不失為改造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一種較優路徑。就此而論,技術官僚們的自我辯護是可以成立的。但問題在于,反對者所質疑的遠遠不僅僅是“是否賤賣”這類技術性細節,而是這次改革的程序正義、透明程度等更加實質性的問題。在國有銀行耗費了大量納稅人的金錢之后,在中國改革本身都已經備受爭議的今天,反對者的觀點無疑是相當具有威懾力的。很顯然,反對者與技術官僚所爭論的并不是同一個問題,但這又是作為改革主事的技術官僚們不得不回答的問題。這種悖論,可能正是中國技術官僚們身在瓊樓但卻處境脆弱的詭異之處。

　　就性格和稟賦而言,技術官僚的長項在于:在給定的體制約束和給定的社會環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不幸的是,技術官僚的理性代替不了體制的理性,而對一個惡化的改革生態環境更是力不從心。這或許就是阻礙中國這一批頂尖技術官僚們一展長才的困局。顯然,技術官僚的優秀與他們的歷史位置之間存在著某種錯位。

　　不過,中國新一代技術官僚既然被歷史推到這樣一個關鍵位置,那么,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們肩負起不期而至的英雄使命,在歷史的圍城面前展現勇氣,飛躍中國改革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