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胡適之先生

　　唐德剛/文

　　個人之認識胡先生是從胡氏的偏愛——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里開始的。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著慶祝立校二百周年紀念之時。胡氏是該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園內集會的場合，常�？吹剿�。

　　胡先生那時經常在哥大圖書館內看書，來時他總歸要來找我，因為我是館內他所認識的惟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我替他借借書，查查書。有時也為他開開車，并應召到他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里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燒得和她的麻將技術一樣的精湛。但他二老限于精力不常請客。我去時只是如主人所說“加雙筷子”，又因為我是“安徽人”，對他二老的“家鄉口味”，一定可以“吃得來”的緣故。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的言談舉止，已非復當年。干脆當難民，就在紐約定居吧。但是長安之居，談何容易！加以當時排華之律未全除，種族歧視猶健在。那些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到此時此際才了解本身原來力難縛雞，謀生乏術。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借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的蓋世才華，竟只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因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筆者后來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這是個學術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實上，它在整個大學的行政系統中，則微不足道。經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無啥建樹之可言。筆者何人？居其位猶不免有倚門彈鋏之嘆，況胡適博士乎？

　　后來胡氏在哥大來來去去，哥大當軸對這位“中國文藝復興之父”，表面上還算相當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后，真正的態度又如何，則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當軸一位新進一塊兒午餐，他正在羅致人才來充實有關漢學之教研。我乘機向他建議請胡適來幫忙。他微笑一下說：“胡適能教些什么呢？”事實上，我也完全了解他這句話是反映了當時美國文教界，對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的整個態度。那就是只許狗搖尾巴，絕不許尾巴搖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怎能做搖尾之才呢？所以對他只好敬而遠之了。

　　但胡氏真正的可敬可愛的孔門書生的氣習，十足地表現在他對他母校關懷的心情之上。他對哥大的愛護絕不亞于他對北大的愛護，其居心之淳樸，真是情見乎辭。

　　記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陸上出版的新書。我說哥大沒有這本書。胡先生驚訝地說：“我們哥倫比亞怎能沒有這本書？！”

　　原來哥大當時圖書經費的分配是按各科系注冊學生人數為標準。那時讀漢學的洋學生不過寥寥數人，圖書經費因而只攤到二百元。二百元能買多少書呢？胡先生認為“這太不像話”！他約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飯，并把此事“好好地談一談”！

　　我真的和胡先生為此事談到深夜，但我內心的反應只是一陣陣的辛酸。我認為胡氏找錯了“談一談”的對象。我這小職員算老幾？談有何益？然使我更覺難過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難找到適當的對象。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

　　先生那時在紐約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當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簍的流亡顯要中，大凡過去自持比較廉潔的，這時的生活都相當的窘困。陳立夫先生那時便在紐約郊區開設個小農場，以出售雞蛋和辣醬為生。筆者一次隨友趨謁，便曾隨立夫先生之后，著膠靴、戴手套、持筐籃、入雞籠，奮勇與眾母雞大娘搏斗而搶奪其蛋。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早晚一場大病的支出，他轉眼就可以變成赤貧。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養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是他面對晚年生活的現實，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他發自內心的郁結。他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意誠摯動人，聲調亦不無凄涼嘆息之音。

　　這些話，我后來才體驗到，胡先生只能向我說。他對他的同輩友好、過往賓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紀五(王世杰先生的兒子)，他也不便說。因為胡先生是位頭巾氣極重的舊式書生，對個人操守，一絲不茍。他怕一旦傳出去，發生政治上的反應，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終究也不是解決之道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婦二人在紐約，連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問題。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但是他那所破爛的公寓，卻沒有大使級的防盜設備。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那位悍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徑地回廚房燒菜去了。

　　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無意中一聲叫喊，其后果也就不堪設想了。

　　那時胡伯母在紐約打起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歲月里，我們這一些隨胡適之跑來跑去的比較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沒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學者或名流顯要。我們所認識的胡適之只是一位流亡異域、風燭殘年的老前輩！

　　我們在胡先生公寓里出出進進之時，雖然我們是毫無求于胡適之這位“國大代表”；但是胡家這兩位老人，有時反而少不了我們。因為我們牛高馬大，必要時也可呼嘯成群，不特能使胡公館添加些備盜防偷的氣氛，我們還有打工用的舊汽車可以載他二老在紐約市上，橫沖直撞。這些都是雇不起傭人的老年人生活之必需。胡先生1958年春返臺前夕，他那幾千本書籍便是我和臺灣新來的楊日旭二人替他夤夜裝箱的。年后胡伯母返臺時，她老人家堅持要把她那張又笨又重、破爛不堪的舊床，運回臺灣，因為床雖破而老人已睡成習慣，調換不易。那項搬運工作，也是由王紀五和我二人執行的。紀五租了部大卡車，他做司機，我做搬夫，才浩浩蕩蕩地把那張破床從紐約市運到新澤西州碼頭上船的。

　　老實說，那時我們這批所謂“胡適的小朋友們”之所以不憚其煩而樂為之使，實在是基于流亡青年，對一位和祥的流亡老輩之敬愛與同情。他是胡適，我們如此；他不是胡適，我們還是如此。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愛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會擺出什么大師或學者的姿態來裝腔作勢。他也沒有“荷蘭大叔”的怪脾氣。他和普通人一樣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對象也不一定正確。一個人喜怒的對象如果太正確，那這個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卻是最近人情的“人”。

　　胡適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這“人”字上面的一些形容詞，原都是一批道學先生或性好阿諛的文人杜撰出來的。胡適的偉大，就偉大在他的不偉大。他的真正的過人之處——至少是我這個后輩的看法——是他對上對下從不阿諛。他說話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圍內，他是有啥說啥！通常一個有高度清望的人，對上不阿諛易，對下不阿諛難，而胡氏卻能兩面做到。

　　胡氏的一喜一怒，也確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十分真誠的人，往往流于迂、傻、笨或蠢，而胡先生卻是有高度智慧的真誠。他的極高度聰明的先天稟賦里，是沒有迂、傻、笨、蠢的絲毫蹤跡的。

　　胡先生另一種難能可貴之處，是他毫無道學氣味。他可以毫不客氣地指導人家如何做學問，他有時也疾言厲色地教訓人家如何處世為人。但是他從無“程門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學氣味，被他大教訓一頓，有時受教者往往還覺得滿室生春，心曠神怡。這就是胡適之的本事，別人是絕對學不到的！

　　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后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墒钱斘以谲噧纫芽吹剿�、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車子時，那份喜悅之情，真像三歲孩子一樣的天真。

　　這一小遭遇使我想到司馬遷形容孔子迷路的故事�？鬃舆m鄭與弟子相失，一個人彷徨于東門大街之上。子貢忙著去找他，聽到街上人說東門大街上有個怪老頭的觀光客，“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喪家之狗！”當子貢找到了孔老師之后，以街上人所說的話據實告之�？鬃勇犃舜鬄楦吲d說，街上人說他容貌像堯、像皋陶、像子產……那倒未必，但是說他像“喪家之狗”，倒真是“然哉！然哉！”原來孔子也是和胡適一樣的一位活生生的老教授，可是兩千年來卻被那些腐儒和政客糟蹋得不成樣子。

　　胡適之先生的可愛，就是他沒有那副衛道的死樣子。但是他的為人處世，真是內圣外王地承繼了孔孟價值的最高標準。丟開“開來”不談，專就“繼往”來說，胡先生倒真是個歸真返璞、復興文藝、“為往圣繼絕學”的“孔孟之徒”！

　　適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為有守的白面書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為他缺乏搞中國政治主觀和客觀的一切條件。

　　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做政論家的眼光！

　　做個大政治家，在主觀條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種“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碼的條件。更重要的是還要有鐵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頂住政治上的驚濤駭浪，

　　有一次我問李宗仁先生對胡先生的看法，李說：“適之先生，愛惜羽毛�！蔽崛巳绮灰匀藦U言，則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書生，則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受五鼎烹，那還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沒有做官僚的臉皮。民國以后有清望的學者們下海從政是需要相當臉皮的，因為這些名學者出山之前，一個個都是以帝王之師自命的，認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樣才應征辟，乘安車，入朝為官的。但是官場亦另有官場的一套��！一旦做了官，這批高人隱士，對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對中層就不得不結黨羽，對下也難免不作威作福。

　　30年代的初中期，適之先生的朋友們，一個個脫青衫、換紅袍，都當起官僚來了。初入官場做學徒，有時還有點臉紅，出師之后，就樂此不疲了�！罢Щ刿E以心染，或先貞而后黷！”試問“獨立評論社”這個山洞出身的“干員”和“能吏”，有幾個是例外的？

　　胡適之先生本人，倒的確是個例外。他老人家雖然也曾下海，他卻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譽，而沒有淪為官僚�！翱此�風里盡低昂，這樣腰肢我沒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種“終始參差，蒼黃反復”的臉皮！所以胡先生縱想做官，也只能做個“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風弄月的閑太守，做個太平盛世的點綴罷了。

　　不特此也。胡氏縱有心為國為民，真想當一員“循吏”，他也辦不到。他不特對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臉皮，他甚至不是個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樣溫情主義極重的人，他怎能搞“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點小小“庚款”的管理權，已經被梅貽琦先生等所包圍，而弄到“跳進黃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論其他？當胡先生的令名為“庚款問題”的流言所累之時，筆者在一個偶然場合之下，問一問顧維鈞先生的意見。顧先生說：“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復雜的問題�！逼鋵嵑�先生何嘗不知？他只是門戶之見在作祟，拉不下臉皮去約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們罷了。

　　再者，一位學者如變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敵”。如果政敵一旦背信棄義，那么兵來將擋，大家耍起政治手腕來，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顧不得許多了。胡適之先生是位老實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實上，以胡氏的稟賦，他縱想耍，也無此天才；勉強一試，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絕的程度。這兒筆者不是說，胡適之是怎樣的一個天大好人。坦白地說，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樣老實，不過他始終沒有不老實到做政客的程度罷了�！安慌虏蛔R貨，只怕貨比貨！”以胡適來遍比時賢，則“山高水長”，先生的風范，也就是百年難一遇的了！

　　總之胡先生天生是個“教書料”。大學的講堂和

　　者有人要說，胡適做個政論家，應該是沒話說的吧！的確，“談”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筆者在紐約出入絳帳的時間也不算太短。平時就很少聽到胡先生和他同輩的朋友或訪客們談過多少學問。他們所談所論的幾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雞毛蒜皮的政治。學問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導后輩的東西。

　　其實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所以從方法學上說，他那種“有疑處不疑”的政論，正是他“無征不信”的治學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適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貢獻，與其說是他的學術“理論”和政治“行為”，倒不如說是他篤信自由主義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國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會聯想到“胡適”。胡適那一臉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無恐怖自由”——的象征。而崇尚獨裁專政的人們，一聞胡適之名，也就忸怩卻步；一碰到他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觸原子輻射塵，逃避唯恐不及，封鎖唯恐不周！死諸葛嚇走生仲達，他羽扇一搖，真是“詞組能傾百萬師”！好不壯哉！

　　胡適之就真有這么大的魔力嗎？非也。他只是個近代中國的“時勢”和勤勞偉大的老百姓所制造出來的、文化交遞時代里學術思想上的“英雄”。適之先生常常勉勵后輩說：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獲。他強調“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于這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司馬遷那個刑余之人，就不相信這句話，說：“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但是胡適之這個樂觀主義者，對“天道”的公正，倒是篤信不移的。

　　社會對胡適的報酬既然遠大于胡適對于社會的貢獻，則社會對胡適的需要，將不因胡氏之死而結束。

　　所以從主觀條件上看，就事論事，胡氏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那種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當之的。但是四周環顧，學術思想界蕓蕓眾生之中，胡適而外，又誰能當之？就憑這一點，適之！適之！也就足垂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