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里雯:無事可做的城市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1月17日 15:02 21世紀經濟報道 | |||||||||
北京市的規劃基本上是在實現一個幾乎不可能的目標:如何在一個已經是全世界最擁擠的城市之一里容納更多的人,并且讓每個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愉快和效率。假如我們能從為1990年亞運會所做的城市規劃中吸取什么教訓,那就是:不能僅僅為了一場盛會而規劃城市。但是如果說,沒有盛會,我們就沒有改變城市的動力,那又另當別論。 1986年北京市為亞運村進行的規劃建設在今天看來實在是過于粗陋了,與生機勃勃
比較明顯的問題,1986年的設計者未能預見到10年之后的交通狀況。亞運村南北向主道曾是北京市交通最糟糕的地段——由于北京市整體交通狀況的惡化,現在我們再也不責怪亞運村的交通堵塞了。 此外,規劃者在圖紙上進行的設想是一個整潔寬闊的理想城市,當時在北京要新建和改建體育場館26個,后來增至33個,修建練習場46處;建設亞運村、五洲大酒店、國際會議中心、康樂宮等大型項目,總建筑面積240萬平方米,但是在這些大型項目之間并未留下鼓勵市民社會發展的空間。從五洲大酒店向西步行到國際會議中心是一段非常枯燥的路程,每個大型建筑具有的功能很單調,通常不對外來者開放,顯得非常不友好,而大型建筑之間沒有為提供駐足之地的小型商業建筑留下余地。反而在沒有得到細部規劃的亞運村東部地段形成了生機勃勃的餐飲業、娛樂業中心,大小鋪面擠成一團,雖然在文化多樣性上無法與朝陽區東部相比,但是它已經成了這個地區活力的供血中心。 也就是說,設計者在規劃城市時懷著的是“為國爭光”的獻禮心態和習慣性的自上而下的進行方式。運動會還不是一個城市發展的契機,而是最終目的。其結果,它真正的優點反而在于它的缺漏之處。 在規劃階段必須考慮的問題是如此繁雜,以至于我們不能把它僅僅交給專家和官員。我們可以看看加拿大城市溫哥華為2010年冬季奧運會所做的準備,在溫哥華市政府網站上專門介紹了奧運會所做的努力,并回答了許多常見問題:競標冬季奧運會花費多少,誰花的錢?如何利用本城現有的建筑場所和設施?發展這些場所和設施過程要走哪些步驟?運動會的總體開銷多少,錢從哪里來?溫哥華市將付出多少錢?有多少主要支出將用于城市設施?如果籌辦運動會的開支超出預算,將由誰來付錢?競標過程中是否考慮到城市內社區需要解決和關注的問題?運動會將對環境造成什么影響?等等。換個方式來問:本城正常發展是否受到干擾?為運動會所做的努力是否值得?如果可能,我們也可以在對奧運會帶來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沖擊的更多的公開討論中得到一些有益靈感。 回到城市設計的價值標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筑學院教授凱文·林奇將城市設計的價值標準分為五種:具有強大作用的價值標準、帶有愿望性的價值標準、弱勢的價值標準、隱性的價值標準和被忽略的價值標準。這其中,我們目前最關注的是具有強大作用的價值標準,它包括:滿足對服務、基礎設施以及住房的需求;為有需求的使用提供空間;開發新資源或新區域;減少污染;增加機會;維持房地產價值和稅收;改善安全和衛生健康狀況;增強防衛;減少干擾;保護現有的環境特色、環境質量或環境的象征性。 在北京市的奧運行動規劃中,第一種價值標準都被遵循了,專項規劃涉及文化、科技、生態、數字、交通建設和管理、能源建設和結構調整、戰略保障、社會環境等,非常全面。但是,帶有愿望性的價值標準和弱勢的價值標準卻并未得到充分考慮。尤其是這兩組價值標準包含的:增強社會平等;減少遷移;增強社會的交融性、創造強烈的社區氛圍;增加選擇性和多樣性;增大對未來的適應性,等等。得到考慮的,包括文化、社會環境和精神文明建設規劃,在具體內容上仍然顯得陳舊。例如,強調對傳統文化的重新包裝和商品化,強調全民學習英語,卻并沒有足夠的措施鼓勵當代藝術家進行自發創作(在聯邦德國,每次公共項目建設的投入中必須有15%用于購買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或者鼓勵社區的自發活動(過多地“組織”活動對政府來說也是一項難以勝任的繁重工作),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和人們對北京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很少會在一兩次自上而下組織的活動中形成。讓藝術服務于某一個主題,就像讓精神文明建設服務于某一個主題一樣,很難造就長期效果。“獻禮”式的活動和缺乏長期根基的仿古秀和文化的真正繁榮之間的關系,與地球和天王星之間的距離相當。 總之,設計者應當盡可能地預見未來城市的需要,以便減少在未來“傷筋動骨”的重新建設導致的浪費;其次,如何在大規模的規劃建設中保持對城市整體生態環境的關照,使北京成為一個激發靈感、更適宜居住,并且真正讓人具有驕傲的歸屬感的地方。在第二點中,為市民社會和小型商業活動留下發展空間是最簡單的辦法。還有,我的天啊,請留下那些可憐的、漂亮的樹吧! 奇怪的是,雖然我國過去20多年的發展史證明了自發力量是一切發展力量的源泉,對“混亂”不必要的擔心依然在主宰我們今日的城市管理理念。拆除一切,砍掉一切自發的東西——比如三里屯的酒吧街,代之以齊整昂貴的商業建筑,就是這種理念的結果——當然,這后面還有其他叮當作響的聲音。 關于現代主義的“完美”概念。在馬歇爾·伯曼關于現代性的著作《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當中,他在前言里提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西總統庫比契克主持設計的巴西利亞城。那是一片從空地上建造起來的首都城市,在地理上正好位于巴西的中心。它是由現代功能主義建筑師科比西埃的門徒科斯塔和尼邁耶爾計劃設計的。“好像到了一個巨大的空無一物的地方,個人處于其中會感到迷失,就像一個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獨。那兒有意地缺乏人們能夠在其中會面交談乃至聚在一起彼此看上一眼的公共場所。拉丁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亦即以一個廣場市長為中心組織城市生活的偉大傳統,被明確地拒絕了。” 伯曼所說的那種“排斥或敵視變化的現代主義”也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這樣的設計者希望塑造一個完美無缺的城市,“它的邊界可以擴展,但它永遠不會有內在的發展……科斯塔與尼邁耶爾設計的巴西利亞要讓它的市民——以及整個國家的公民——‘無事可做’。”這似乎正合我們城市管理者的意圖。但是,我們誰喜歡“無事可做”的生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