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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專欄
1634年，法國人讓·尼克雷從法屬殖民地魁北克出發，到五大湖地區去解決那里的部落沖突，沖突正在威脅殖民地的經濟支柱——毛皮貿易。這位時年36歲的著名的探險家還受命，在可能的情況下，航向到“西洋”。土著居民把他帶到了密歇根湖，他深信，對岸就是中國。為了給中國人好印象，他穿上了繡有花卉和彩鳥的錦緞。
密歇根湖比他想象的更容易渡過，尼克雷發現的是威斯康星州的格林灣，他的中國打扮也并非毫無作用，印第安人以為他是天神降臨，答應再不阻撓皮毛生意。300年后，富蘭克林·羅斯福說他是“在威斯康星州及西北建立文明的男女中的第一位”。這像是一個微縮型的哥倫布的故事，他想尋找印度，卻找到了美洲，一直到死時，他還把那些土著居民稱作“印度人(印弟安人)”。
我是在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著作《縱樂的困惑》讀到尼克雷的這個引人入勝的插曲的。而之前，我一直在閱讀《萬歷十五年》。盡管這本書在20年前就有盛名，我在十年前買到的封面全藍色的那個版本，卻僅僅翻開過幾頁。在我智力成熟期時，黃仁宇的觀點與王小波的論調，都被過度談論，使我下意識、愚蠢地保持了距離。
閱讀黃仁宇的原因簡單，我被當下的中國深感興趣，更迷惘不已。我總是抱怨我的同代人，或是比我更年長的一代知識分子，錯失了一個妙趣橫生的研究題材。中國社會的豐富性，所進行的波瀾壯闊的社會實驗，理應造就偉大的知識分子。我經常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那一代人拉出來作比。冷戰開始了、美國成為了世界最強大的力量、蘇聯的幻像破滅了，第三世界覺醒了，技術革命出現了，流行文化興起了，大公司主宰了社會了，種種新力量的覺醒，層層令人不解的現實，產生了大衛·里斯曼、C·W·米爾斯，丹尼爾·貝爾，加爾布雷斯……而現在中國，那么多不同的思想、模式不也正在這里交鋒嗎，全球歷史上最驚人的人口變遷正在這里發生。
比起大部分的轉型社會，歷史因素可能在中國社會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一位叫威廉·J·W·雅納的研究者干脆將一本中國著作命名為《歷史的暴政》。那些國際關系學者、經濟學家，在興致盎然地解釋、預測中國時，經常不得要領，他們的分析框架中缺乏對中國的歷史因素影響的考慮。在回憶錄里，黃仁宇對于當時美國主流、規范化的中國研究憤憤不平，很大原因是他們過分依賴理論框架，而對現實世界視而不見，而這種現實也必須追溯到它更久遠的源頭，并且放在一個更為寬闊的參照系中。
于是，為了理解“國民黨為何丟失中國”，黃仁宇閱讀了明史，系統地分析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成長。當然，他多少高估了自己的“大歷史觀”的獨特性，同代的法國歷史學家早已做出了更為嚴謹的貢獻，年鑒學派們正試圖將歷史研究分為三個層次，而他們專注于最深層的、緩慢而持久的變化。
從那個一心憧憬中國的法國冒險家到年鑒學派，我的閑話實在扯得太遠了。但這也表明了我即將開始的旅程。通過一系列書籍和人物，我試圖了解現代中國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自從20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一心“向前看”的國家，似乎一切昔日的東西都是有害的，它妨礙我們擺脫自己的落后狀態。當時間來到21世紀時，擁有漫長歷史的中國人卻對自己過去一無所知。探詢歷史絕不僅是試圖尋找歷史發展規律，為未來求取指導，更重要的是，歷史研究可能為今天的生活賦予意義。身份認同的危機不正在今日中國顯得迫在眉睫嗎，我們創造了經濟奇跡，變成了世界工廠，塑造了最龐大的中產階級，卻不知道“做一個中國人到底意味著什么”……
我恐懼自己在浩如煙海的書籍和歷史脈絡中迷失，所以將著眼點主要放在中國社會與外部世界的相互關系，從15世紀形成的、日益緊密的全球網絡，如何作用于中國，中國人與來自其他世界的人們，是如何展開遲緩的相互了解。當然，我在智力生活上朝三暮四的態度可能隨時打破這種連續性，但我那漫無目的的言說仍不會跳脫中國這個主題。
如果你對尼克雷在1634年的裝束和想法意外的話，肯定是忘記了歷史中的這樣一個時刻，整個世界都對中國著迷不已，相信她是世界最文明、富饒和值得尊敬的國家。她的人民是世界上最聰明、靈巧、勇敢的人民——這種看法在兩百年后的殖民主義時代則又被徹底顛覆過來。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性，不同文明彼此間的滲透性也令人著迷，尼克雷是如何找到他的中國商品。全世界自從17世紀以來就為中國的絲綢著迷，它和茶葉、瓷器一樣讓人上癮，我猜一個17世紀的歐洲人見到它們的感受，就像1980年代的普通中國人有了第一臺電腦。一位叫波特洛在當時寫道：“從中國輸出的絲綢數量幾乎超出人們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擔絲綢從這里輸到葡屬印度群島，輸出到菲律賓。它們裝滿了15艘大船。輸往日本的絲綢不計其數……”
我會有意從一些新角度來闡明觀點。是什么導致了明朝的崩潰，它擁有百萬軍隊，而北方的滿族入侵部隊不會超過十五萬人？大清帝國在19世紀中葉仍占據著世界1/3的GDP，卻為何在西方的挑戰面前束手無策？這種問題必然擁有復雜的答案，而且永遠相互爭論不清。但一些意外和重要的因素卻經常被忽視掉。如果不是全球白銀的供應量在17世紀時驟然減少，或許明朝不會覆滅得那么快，在一個所有稅收都以白銀結算的經濟體制中，拉丁美洲白銀產量的減少，將使中國百姓的壓力陡然增加，而且這一事件可能也與西班牙的衰落不無相關，這個海上的帝國與由盛轉衰幾乎明朝的覆滅同時發生。在解釋19世紀的清朝中國時，這一點不能忽略：正是人口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倍增，才使得整個帝國的壓力劇增。生存環境的緊張感可能比外來者的到來更加令人不安。同樣，你也可以說，通貨膨脹可能與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一樣，在擊敗國民黨的統治時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這一系列文章的開始顯然也是落入了俗套。像大多數西方歷史學家一樣，我將明末視作近代中國的開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從此后發生了戲劇化的逆轉。這個國家刻意讓自己與世隔絕，在很多方面，她仍保持著領先。但可笑的是，它的崩潰在很大程度緣于它所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這些因素是如此的新鮮，人們不知道如何應對。
我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受益于一位叫克拉潘的歷史學家在1910年對工業革命的說法，他說：“即使工業革命的歷史是一個被‘榨干的桔子’，里面還會剩下數量驚人的桔汁。”中國與世界相互作用的歷史在很大程度還是尚未被好好食用的桔子，它營養豐富地足以滋養整個歷史學的研究。
讓我們從白銀說起，明代的生活畫卷已在我們眼前展開，白銀正在成為這個社會的核心力量，它神秘而難以理解。
[作者是《生活》雜志聯合出版人，近期著作《醒來——中國的110年變革》(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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