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農民工有機會進入中產者行列

　　陸學藝 陳光金

　　讓農民工有機會進入中產者行列

　　一些經濟學家、企業家還有政府官員覺得維持現在的低工資制度是有利的，但實際上它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是有害的

　　中國正處在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也就是經濟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更為深刻變化的重要階段。就目前而言，中國的社會發展已經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所以說，未來20年是著力解決社會發展問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20年。

　　研究社會發展問題離不開社會結構的分析。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階層結構是五個主要方面。目前問題比較突出是在城鄉結構上。如果我們聯系整個工商業的發展來看城鄉結構的話，可以看到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是不同步的。

　　城市化與工業化不同步的危害

　　城市化、工業化不同步指的是工業化水平已經很高，從現在GDP的構成看，85%是非農產業，其中工業這一塊占了52%，應該說是到了工業化中期的水平。但是從城市化的水平來看，不過40%左右。我們認為可能40%都不到。因為它在計算的時候沒有考慮到制度上的城鄉結構，把農民工都算成城市人口了，實際上這些人是流動的，不是穩定的城市人口。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同步，從工業化的初期階段、中期階段，對資本的積累是有好處的。既然是城鄉二元結構，那么就業上也是二元結構，非城市戶籍的農民工的待遇就明顯不如城市工人，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成本就低了。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包括一些政府官員，都不肯打破這個壁壘，原因就在于此。

　　從產業工人這一塊看，可以說現在農民工是主體。目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方面來自企業家，另一方面實際上來自農民工。我們算過一個賬，一個農民工一年創造的GDP是25000元錢，他的工資就算一年拿8000元，貢獻了1.7萬元。全國現在近1.2億的農民工，1.2億乘1.7萬元是2.04萬億元。何況由于農民的權利不到位，比如土地所有權不到位，在土地方面近兩年來的貢獻至少是2萬億。他們拿走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是為別人、為社會做了貢獻了。

　　低工資制度表面上對企業是有利的，但從長遠看，是不利的。主要表現在這么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用工的短期化。很多企業幾個月換一批人，用的工始終都在試用期，最多也就一年、兩年。這種用工短期化的情況，必然使勞動力的技能、水平得不到提高，現在我國熟練工人嚴重短缺，蓋源于此。如果社會都是以低級勞動力為主體，企業產品的質量和技術要提上去當然就很困難，只能是一個初級產品。附加值就低了，就只能去占據低端市場，就是現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狀況。

　　另一個方面的制約在需求。市場經濟既是投資拉動，又是需求拉動。隨著中國市場經濟越來越成熟，需求的拉動應該越大。需求拉動取決于有效需求，而不是潛在需求。有效需求很清楚，它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水平為條件。農民工有限的購買力只能消費低端產品，不可能消費高端產品。還有因為我們的保障跟不上去，農民工在收入很低的情況下，除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很難有儲蓄以應付未來的風險。所以現在這樣一種城鄉分割結構如果繼續維持下去，將變相制約老百姓的的購買能力和消費需求。

　　從現代社會看，老百姓的消費能力應該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水漲船高。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邏輯是什么？是不斷地更新、換代，創造出新的產品，同時，也要不斷地創造新的需求。否則的話就難以維繼。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

　　擴大社會中間階層的政策切入點

　　現在都講要培育中產階級或者說社會中間階層，以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但是中產階級的壯大要靠什么？要靠一般處在收入層級較低的人群向上流動，從社會結構“金字塔”的下端向上端移移動。現在的工人整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疲于應付生計，自我充電、自我學習的時間都沒有，怎么可能成為7級工、8級工，怎么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怎么可能步入社會中間階層的行列。

　　所以要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必須縮小社會階層結構的底部，擴大中部，形成“紡錘型”的社會結構。我們認為未來20年，有兩個政策切入點必須考慮。第一個切入點就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首先是公共資源的配置，現在國家在教育、衛生、科技、文化等方面投入大少，而且僅有的這點資源配置還不合理。今后，這種配置應向原來被忽視的社會群體傾斜，以使他們能夠往上走。這種傾斜并不等于要停止現在的比較快的發展，而是要在滿足發展需要的同時，如何運用更多的力量去推動人們忽視的這一塊的發展。第二個切入點涉及到我們的勞動用工制度或者說勞資關系的調整。企業主和工人在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從理想的意義上說應尋找雙贏機制，企業賺的多了，工人也應該掙得更多，工人掙多了再努力提高技術水平，積極干活，就能夠給企業創造更多財富。但在這種雙贏的局面沒有出現之前，既有的行為模式沒有改變之前，工人和企業主在利益上、訴求上確實存在矛盾和沖突。這個時候工會作為工人的組織，應該跟雇主或者跟雇主的組織形成一種利益上的抗衡關系。但是目前中國的工會組織依賴于國家或者說政府，而政府更多考慮的是GDP增長，所以他更多維護的是企業主的利益，資本的利益，于是就造成了勞資不平衡，工人和企業主權利的不平衡。這種局面一方面是市場經濟穩定發展的隱患，另一方面使社會結構很難產生一個積極的變化。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社會所原所長、中國社科院社會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