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陳則明
易憲容先生是專業研究金融的學者，最近卻在房地產業爆得大名。易先生的成名是社會對其貢獻的肯定，但我卻有點為他擔心，擔心他作為一個學者，維護其名聲的方式有“不務正業”之嫌。
易先生一貫對房地產開發商口誅筆伐，據說是為廣大買不起房子的普通老百姓張目。但在很多人看來，易先生的文章中的觀點經常有點“聳人聽聞”。“上海房價要降50%”，好家伙！這個預測有膽量！據我的感覺，學者往往是謹慎的，不會輕易預測市場指標，預測市場指標的是證券界的“名嘴”或“黑嘴”。吳敬璉先生批股市、批房市，但從不做股評，不預測房價。但凡學過計量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經濟預測是建基于嚴格的約束條件、嚴密的分析模型和嚴肅的統計數據的，沒有這些條件，無論怎樣的煌煌高論，都只是“猜測”，沒有可信度。房價下降到何種程度，要講條件，講時間，如果說發生戰爭，房價下降100%都是對的，但是我們沒有看見易先生給出了什么條件支持上海房價降50%的判斷。當然啦，“如果能為預測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如果加上這么一個“條件”，易先生的這個預測是穩操勝券。
易先生的觀點得到了大批網民的喝彩。我作為旁觀者，忍不住要提醒喝彩者一聲：你們是不是應該問一下易先生是否相信他自己的預測？他如果相信自己的預測，就應該把他的和他親戚朋友(甚至還有親戚朋友的親戚朋友)的現房賣了，去租房，等到房價跌到底再買進。否則50%的獲利空間啊，豈不是白白浪費了？
易先生為了證明房價高得不正常，反復申明房價成本有問題。因為房價成本有問題，所以房地產商不敢公開成本。“房價成本為何如此神秘”，“房價成本為何不敢公開”，“誰在掩飾房價成本”，標題就大有先入為主之勢，首先把開發商押上道德審判席，痛加撻伐。對這種做法，說實話我很驚訝。學者參加辯論，應該擺事實講道理，拿邏輯和理性說服人，卻不能追究別人的道德和動機，道德批判和“誅心之論”都是論辯大忌。其實，不應以行政力量或道德壓力強迫開發商公開成本，或者即便公開了成本，對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也毫無意義，其中的經濟學邏輯，我在《經濟》和《新京報》的文章中已經說得夠清楚了，其中道理毫不復雜，訴諸常識即不難認同，我不明白為什么受過經濟學專業訓練的易先生反而不懂？福州市已經停止這一做法，建設部也在廣泛征求意見后偃旗息鼓，未做表態，事實上，此事已經畫上句號了。易先生一直在揪問“為何不敢公開成本”，我知道易先生出身魚米之鄉，這里試問易先生，糧價是最涉及社會穩定的商品，大漲大跌也是時有之事，一旦大漲，易先生是否認為有必要公布糧價成本？是不是算算一斤大米成本幾何，由糧食局(可惜這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衙門現今已不存在)張榜公布，然后糧價就會應聲而落？
易先生很樂意與“明星開發商”任志強先生PK。任先生也常有驚人之語，“造房為富人”，“房地產就該暴利”。但任先生很聰明，話只說一半。聽話要聽音，不能光聽上半句，還要聽背景音，更要聽沒說出的下半句。任先生的意思如果說全了，就是“窮人的房政府造，窮人沒有房不是我的責任”，“房地產的暴利沒有被平均化，是制度不合理，不是我的責任”。任先生知道這些話會讓政府部門不高興，所以打住不說。但他沒想到他只說一半，卻讓聽話也只聽一半的老百姓不高興，買不起房子的老百姓就把他罵得狗血淋頭。易憲容先生的手法其實跟任志強先生一樣，也是說話只說半句，絲毫不提制度的缺陷和政府責任的缺位，棍子只往開發商的身上招呼。但易先生比任先生更聰明，任先生只知道哪些話不該說，而易先生不僅知道哪些話不該說，還知道哪些話應該大說特說。比如臺灣地區“藍”“綠”相爭，最有概括的兩句是“恒信者恒信，恒不信者恒不信”。“人的耳朵都是軟的，軟到無形，只聽他喜歡聽的，即使是一堆狗屎也奉為圭臬，他不喜歡的，不論有無道理，充耳不聞。”老百姓痛恨高房價，只要誰罵那些賣高價房的黑心開發商，老百姓都支持都歡呼。易先生深諳此道，所以得到的是“鮮花”，而任先生就注定只能得到“雞蛋”了。
美國的房地產價格也在漲，基諾與格林斯潘也在爭論有無泡沫，可從來沒有什么老百姓會抱怨開發商，為什么？不是不能漲，而是要“漲價歸公”。稅收與金融手段，是“漲價歸公”的不二法門。先不說房地產個稅是否有問題，金融作為易先生的本行，近年來在房地產業里沒有任何創新，這才是當前房地產問題的根源。美國有REITs，可以看成投資房產收益性項目的股票，如果老百姓覺得房地產要漲，都可以通過它投資。窮人不用買整個房子，花幾個美元“入股”都可以，如果看走了眼，也怨不得開發商或政府。這就是說，全美國的老百姓，不論富與窮，都可以享受到房地產漲價的好處。在中國，富人買外地房子只好組成炒房團，窮人即使看準了房價要漲，也只好干瞪眼，把錢投入到個人集資合作建房，還怕打水漂。中國的信托基金基本上都是在做房地產項目，但都是開發項目，風險極大，和美國有房產做抵押的REITs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房地產開發信托被稱為“第二銀行”，只為開發商解決融資問題，對社會穩定的貢獻卻趨于零。
解決窮人住房，能靠政府大包大攬造公房嗎？解放以后的福利分房已經給了我們答案。能靠老百姓自己蓋嗎？至少個人集資合作建房幾年下來，還在炒概念。能靠“承擔社會責任”的開發商嗎？能靠“有道德”的經濟學家一言達于廟堂扭轉乾坤嗎？也絕對不能。易先生自稱絕不會被開發商收買，以此來向公眾證明自己的觀點值得信賴。我絲毫不懷疑易先生的道德水準，但是我記得王小波說過，知識分子干的活是增加人們的知識，而不應該是宣揚道德，宣揚道德的人是牧師，不是知識分子。“不要懷疑對手的智商，更不要懷疑對手的動機。這是很符合博弈論精髓的辯論主張。一旦把對方的言語動機進行心理還原和道德化，辯論就失去了意義。因為正確永遠會低于道德制高點。”這是網上一篇文章的話，我以為說得不錯。一個學者，靠標榜道德水平來增強自己的可信度，這是值得警惕的事情。換個簡單點的說法，指望“清官”救民水火，指望“圣人”教化世俗，這都是愚民式的思維。社會進步只有靠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經濟學家或學者只能服務于此一目標才是對社會的貢獻。
所以我善意地提醒易先生的所謂“不務正業”，不是說他作為金融專業研究者卻對房地產業說三道四，而是希望他明了，他的“房價必然大跌，大家最近都不要買房子”這一類主張有違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學者對社會發生影響的應有方式。我記得樊綱教授在十年前和鄭也夫教授辯論“轎車文明”時，提了一個問題：“在一個有效的民主選擇機制中，學者起什么作用？”樊綱教授的回答是：“學者的本職是傳播知識、揭示問題、溝通信息，使人們在自由選擇中能夠掌握充分的信息與足夠的知識，清楚地理解每一種選擇的各種可能的后果……但學者的職能不是代替人們作出選擇，更不該‘教導’人們應該如何生活甚至是如何改變自己的偏好。其實從一般情況看,學者也做不到這一點。學者只能改變人們的知識結構，但改變不了人性，改變不了人們在一定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下的偏好結構與利益結構。”我愿與易先生共同以這段話自戒、自勉。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房地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