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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蕾
最近不時有對“經濟學家”評頭論足的高論。心平氣和地說，經濟學家是人不是神，經濟學家也不是一個道德符號。筆者希望在平心靜氣地還原“經濟學家”作為“人”的原始面目的同時，也希望轉型經濟過度時期的人們少一點心浮氣躁，多一點寬容和理解，少一點評頭論足，多一點腳踏實地。
經濟學家的定義是什么？如果定義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那么中國到現在為止，沒有經濟學家，近期似乎也沒有產生“經濟學家”、填補這一項“空白”的跡象。這樣的“經濟學家”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數；是按美國大學的學術體制做學問的才是經濟學家？那么據說從來沒有在著名學術雜志上發表過學術論文的、執世界經濟之牛耳達18年之久的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先生似乎也不能入圍“經濟學家”。
根據亞當斯密定義，由于資源的稀缺性，經濟學是研究資源有效配置和優化配置的科學。所以經濟學的天地不完全是在象牙塔封閉空間內閉門造車的活動，而是與經濟、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的活動。經濟學家們有自己的學術流派和學術領域，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也有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之不同。他們當然也有各自的立場、觀點和工作方式，只要他們具有其所工作要求的職業道德，專業水平、敬業精神，他們都對經濟有貢獻，都應得到尊敬和回報。
經濟理論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實力是密切相關的。20世紀30年代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重大突破，著名的凱恩斯經濟理論產生在英國，而不是發生在大蕭條最嚴重的美國，相信與英國的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實踐和經濟實力的提升應該不是巧合。
人均1000美元和人均3萬美元的經濟所考慮的問題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同的。人均收入30倍的差距，提供了在更高層次上的發展空間，包括理論研究。這大概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除了文學獎和和平獎，80%產生在美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人均1000美元的經濟屬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需要面對許多發展過程中最沉重的、最基礎的生存問題。受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我們必須學會“有所為有所不為”。人民和國家更需要選擇幫助解決生存問題的經濟學家。
應該說，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是一個非常有歷史使命感的群體。他們理想化色彩很濃的行為，使許多局外人難免不易理解。當然，不排除他們中間也有純粹追求“功名”和“利祿”之輩。這里應該區別一下，只要“取之有道”“名至實歸”，也是社會對他們市場價值的肯定。“經濟學家”們也要先解決“衣食住行才能從事其他活動”，不能把經濟學家的道德范疇定義在必須“義務勞動”之上。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應邀到中國訪問，除了名揚中國以外，也往往有豐厚的回報，可謂“名利雙收”。事實上，古今中外，學術研究的成就才是個人真正的“功名”，投身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的實踐往往與犧牲和奉獻聯系在一起。
事實上，這里的誤會可能是“經濟學家”這個翻譯惹的禍。在中國一旦稱之為“家”就非同小可。只有“大”才可有“家”之稱謂，“大家風范”是一氣呵成的。如果把“Economist”這一英文詞翻譯成“經濟學者”和“經濟工作者”或“經濟學人”等不帶“家”字的中文詞組，可能就不會有要求完美的期望值。
我們應該記得，在“經濟學家”的這個群體有這樣的人：?那些為完善農民的基本衛生保障體系在陜西黃土高原上東奔西走的“經濟學家們”；那些自己出錢出力引進國際扶貧先進經驗，并身體力行在窮鄉僻壤的山西龍水頭推動小額貸款模式、致力于幫助農民脫離貧困的嘗試達十多年之久的“經濟學家們”；那些在河北某村為農民的共同富裕不辭辛勞、不怕挫折幫助農民組建自己的合作社的“經濟學家們”；那些創辦非盈利的專門為農村婦女進城工作進行職業培訓的“經濟學家們”；那些為了建設新農村改善9億農民的命運呼喚“新農村運動”的“經濟學家們”；那些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獻計獻策勞心勞力的“經濟學家們”；那些親身親歷參與中國的國企改革、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的“經濟學家們”；那些仍然孜孜不倦推動經濟理論發展的學術界的“經濟學家們”……
有人問曾經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58次升空作戰，出生入死，死里逃生的前美國總統老布什先生是不是英雄？布什先生回答：“不管我是不是英雄，我和英雄們并肩戰斗過”。這是何等的胸懷。本人非常欽佩布什先生的境界，雖然當今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的貢獻遠不如戰爭年代那么精彩，作為經濟工作者，我還是與布什先生有同樣的驕傲：不管我是不是經濟學家，我和這一代“經濟學家們”一起為共同的目標和理想努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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