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經濟學博士論文

　　胡培兆

　　編者按：博士論文是博士研究生學識素養和科研能力的綜合展示。本文針對當前博士論文寫作中存在的一些有待改進和完善的地方,如:語法不通、標點符號錯亂,“我”與“我們”不分;中國語文、西方文法、半土半洋;過分貼附西方經濟學偏好、缺乏自主創新精神;中西兩張皮,缺乏融合;過度追求數學化,影響思想深化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同時

,對當前博士生培養中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部分高校為了提高博士生水平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過多的課務、對博士論文的“盲審”、學生答辯前必須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文章等做法,提出了自已的看法,值得一讀。

　　因為職業的原因,每年都要閱讀一定數量的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展現在面前的多是一些朝氣蓬勃的年輕學者的優秀著述,是他們在名師指導下,探索三秋,積學薄發,杜鵑啼血般一點點吐露出來的勞心結晶;是在博覽群書、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經過深思熟慮精心研究的結果,往往立論大膽,創新無忌,見解深邃,給人有來者風發、后生可畏的敬嘆,從中可學到不少東西。但不必諱言與護短,存在問題也不少。說優秀,是指總體和主流而言,并非無可批評。年近90的著名學者、國家

　　第一,語法不通,標點符號錯亂,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什么地方不需要標點符號,什么地方需要標點符號,用什么標點符號,幾乎是各行其是,十分隨意。最基本的五個符號“,”“。”“、”“;”和“?”都用不得當,五花八門。語法上,“第一”和“首先”次第交錯混用是常見的事。本來用了“首先”次第分列敘述,那就應該依次是“首先”、“其次”、“復次”、“再次”、“最后”,可是常見的是“首先”、“其次”、“第三”、“第四”。主語的主體“我”與“我們”不分。學位論文當然必須是個人的著作,陳述觀點和見解需要出現主體時,當然應該是“我”,可出現的竟常常是“我們”、“我們認為”、“我們的看法”、“我們贊成”、“我們感到”,如此等等,好像是集體創作。明明是個人著作,爛熟于“產權邊界”的新一代,為什么要舍“我”為“公”,放棄“我”的知識產權專利而成了“我們”的“集體”創作呢？隨便,不嚴謹,是主要原因。在古今中外的著作里,我就是我,不含糊。如亞當·斯密說:“我現在來討論個別制造業分工狀況”;凱恩斯說:“在我看來,除了簡短的興奮期以外,失業現象是和今日之資本主義式的個人主義有不懈之緣的”;孫冶方說:“我覺得很有必要重新闡述一下,為什么在一切經濟規律中,價值規律是最基礎的第一規律”;薛暮橋說:“我認為這樣的認識是不正確的。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可以并行不悖,相輔相成,而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因此,為文責起見,不能“我”與“我們”不分。

　　第二,中國語文,西方文法,半土半洋,有時如讀天書。改革開放以后,為了國際交流的需要,我國各類學校都十分重視外語教學。因為語系差異大和基礎弱的原因,中國大學里的學生只能花大量時間去死記硬背外語而不注意母語的修煉。耳濡目染,用中文寫論文也就帶有西洋味了,半土半洋。一是顛三倒四的復雜句多,聱牙佶屈,看他們的論文有時如讀天書,落目難過行;二是夾書英語。過去引用外國經濟學家都用譯名加括弧注明外文,如“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現在許多人不用譯名,直書英文“Michael　Porter”了,包括行文,有的整句是外語;三是引文不實注。通常是用一個括弧加年份的時髦方式,如“(1987)”、“(Oliver　Williamson,1991)”。無非是說這個觀點在1987年或1991年提出的。除此,原文是怎么說的,出在哪本書哪一頁?就無從查對。這樣的注釋只有零效用。所以,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規定《中文社會科學索引》(CSSCI)要求采用“實引方式”,是正確的;四是參考文獻一長串,有的論文沒有引注,參考文獻卻多達二三百個,作者是否真的都參考過?似乎有賣弄之嫌!這類問題,在學貫中西的老一輩留學生如陳岱孫、吳大琨、高鴻業等人的著作里都不曾見過。他們外語好,漢語功底更深。既是在中國刊物上寫論文給中國人看,就應該按漢語語法文法寫。如果大家各行所好,學英語的直書英語,學俄語的直書俄語СОЦИAЛИСТИЧСКИЙ　НAЧAЛЬНЫЙЭТAТ(即俄文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叫國人怎么看?

　　第三,過分貼附西方經濟學偏好,缺乏自主創新精神。現在寫經濟學論文存在過分貼附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偏好,似有以西方經濟學的學問為學問、以西方經濟學的是非為是非的傾向。搞市場經濟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學是必要的,但只能以中國國情所需為限,以我國實踐的需要來論定和取舍。因為它們都以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并非專為中國而著述。凡適用我國國情的,不“先進”的也先進,哪怕是不知名經濟學家的學說;凡不適用我國國情的,再“先進”的也不先進,哪怕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經濟學說。不懂得這個道理,任何最“著名”最“權威”的經濟學對當今中國充其量也不過僅有理論炒作的價值而已。上個世紀30年代,就有人告誡過:“朔經濟學之傳入中國,于茲已四五十年,時間不可謂太短,而檢討過去,果有博通各國思想,針對中國國情與需要,而自成一體之經濟學乎?蔑有也。”“還觀吾國經濟學界,猶停滯于接受外來思想之時期,不少學者且視為固然,各以其留學國或師承之學說為圭臬,曾不思轉而自謀創造。……此余對于中國現行經濟學未能滿意也。”(夏炎德：《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現在固然有很大進步,但進步得還很不夠,仿生大于獨創的現象不是個別。按照“十一五”規劃的《建議》精神,學術上也應增強自主創新精神。

　　第四,中西兩張皮,缺乏融合。博士論文格局大體同一個模式,最先一二章一般都是綜述相關的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即“文獻綜述”,然后再“啟示”性地仿生和研究闡述中國現實的經濟問題。這樣的結構安排并無不當。問題在于如何使兩者融合為完美的有機體。可惜往往存在裂縫,像兩張皮,中國實際的皮和西方理論的皮分置著。一方面,文獻綜述后就擱在一邊,在解決論述主題時就很少或幾乎沒有引用適合中國實際的精辟理論,好像所綜述的文獻與主題研究沒多大關系;另一方面,主次處理不當。在今年通訊評審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時,我看有一篇論述世界各國匯率比較的論文很不錯,材料豐富,實證充分,分析到位,見解深刻,觀點新穎,也很有現實意義。可是主題處理失重,犯數典忘祖、厚外薄內的毛病,把中外關注的熱門話題——中國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只作為副題帶過,就大為遜色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學西方經濟學的目的沒有真正解決,對中國的實際問題又缺乏深入研究。從書本到書本的學問之道,往往會不自覺地偏重于演繹仿生法而影響創新靈感的產生。

　　第五,過度追求數學化,影響思想深化。在西方,經濟學數學化已有較長歷史,普遍用數學方程和模型來表述國民經濟及其運行。如計劃管理、經濟周期、經濟增長等。在中國,經濟學數學化的定量分析成為一種潮流和時髦,是開放以后的事。經濟學從來沒有排除數學,但要用得適度,恰到好處。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的數學水平都很高,他們在自己的大著里分別分析分工理論、再生產理論、投資乘數理論時所用的數學方法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典范,使定性分析增加形象感、實在感和度量感,至理而易懂好記,起了奇功異效之妙。可是現在我們的博士生有些過于刻意追求數學化,不論懂與不懂、需要不需要,都硬要在論述分析中添加些數學公式和數學模型,以示規范化和國際化,就難免要出些紕漏。例如,曾經有一篇已答辯通過的論文,行家一看,說其中的數學從假設到演算都是錯的。真是東施效顰,弄巧成拙。我還是主張政治經濟學應以定性分析為主,定量分析只能以配合定性分析需要為限。解決經濟問題就像醫生開處方一樣,關鍵是要先確診定性,開列出哪幾味藥,再注明每味藥的分量,才能治病救人。經濟學若不以定性分析為主,必定會影響思想深度的開掘。以至出現“有成果,沒思想”的現象。

　　總的評價是:優如高山者眾,次如流水者寡,欣慰之余也堪憂。解決上述這類問題,為提高論文質量所必需。不過,為了提高博士生水平,有些高校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值得商榷,如對博士論文的“盲審”、“抽查”、過多的課務和學生答辯前必須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文章等的做法,實際作用不大,形式花樣多,資源浪費也就多。我以為關鍵是兩方面。一方面要減輕學生負擔——既是研究生,就必須保證學生在研究中學習提高。有的學校博士研究生入學第一年要上十多門課,學生叫苦連天,沒有寬松富余的時間不可能產生學術靈感;另一方面要限制導師招生數量——有的教授每年招收博士生五六個、七八個,甚至更多,實際怎么帶呀?天曉得!1981年,我國剛開始自己培養博士時,全國只有18個博士生。隨后導師和博士生都大批量、跨躍式地擴張,現在在校博士生有15萬左右。以此速率估算,到2010年可能會突破20萬。規模的高速擴張,必有弊端,培養模式有可能由高端質量型滑向中端數量型。我認為,這與“十一五”規劃《建議》的精神不符。(作者系廈門大學(文科)學術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