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兩次現代化：現代轉型與后現代轉型

　　作者： 姜奇平

　　以復歸為導向的經濟活動審美化與消除異化是一致的——以人為目的、效用為手段是經濟學后現代轉向的最鮮明特征

　　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值得注意：后現代主義經典作家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把美學與 經濟學混合在一起寫作；與此同時，當前典型的后現代經濟實踐(體驗經濟實踐)中，審美與經濟也混合在一起實踐。

　　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共振，背后是否具有某種神秘的內在聯系？

　　審美的政治經濟學歷來是以異化及異化的消除為基本主題的，而經濟活動本身的日益審美化是以復歸為導向的，所以這兩股力量是同一股力量。在這種力量推動之下，經濟學可能發生一場“審美轉向”：從以資為本，單純進行工具理性的實證研究，轉向以人為本，對幸福快樂這種感性目的的價值判斷。

　　美學(Aesthetics)這個詞，在其創立者鮑姆嘉通那里，是“感性學”的意思。美學作為“感性學”，與經濟學這門“理性”學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在“感性—理性—更高感性”螺旋上升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當前現代化潮流正處于第三個階段(以第三次浪潮、信息社會、體驗經濟、“高科技、高情感”等為標志)。在復歸感性的現代化總背景下，以“理性”為旗幟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大本營，反而受到美學這門不起眼的“感性學”的“侵略”，就不足為奇了。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必然：以“感性學”所長，補“理性”學所短，這是在主流經濟學缺乏反省精神情況下，響應歷史潮流的“替天行道”之舉；而行為經濟學則從經濟學內部，通過對感性快樂的研究，里應外合式地配合了這股歷史潮流。　　

　　經濟學的兩次現代化：現代轉型與后現代轉型

　　快樂是經濟學與美學共同的研究對象。經濟學在其古典時期，曾以研究快樂為中心。例如，古典經濟學家邊沁，就把快樂作為其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邊沁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中，把快樂和痛苦作為判斷價值的最終標準。邊沁認為快樂是一種終極價值和終極判斷標準。他據此提出后來被稱為“最大幸福原理”的“功利原理”，并區分出十四種人性可感覺的快樂。斯密最初的《道德情操論》，也不回避對于情感愉快的研究。

　　然而，馬歇爾以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快樂”不見了，代之以效用的概念。這是經濟學的第一次現代化，是理性驅逐感性的過程。從此，經濟人理性牢牢占據了經濟學的中心舞臺。“理性”的經濟學與“感性”的美學之間的聯系也被割斷了。從表面上看，這樣做直接的原因是人們認為快樂等情感不可測度。經濟學為了實證，采用效用(包括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這種可以精確測度的、引致快樂的中間價值變量，來近似替代快樂這種作為“一種心理行為，一種情感”(邊沁語)的不可測的最終效果。然而從根本上說，這是經濟學現代化轉型的必然要求。因為工業化的理性價值與情感這種感性價值之間存在實質性沖突。取舍的結果是在工業化中形成的主流經濟學自然要維護工業化的核心價值，即理性價值(經濟人理性無非是哲學理性的經濟化)。經濟學對情感的忽視，源于對理性的獨尊。所以在整個工業化運動中，人們不再把效用當作引致快樂的手段，而是把效用本身當作追求的目的。擴大到宏觀含義上，最大幸福概念也就被偷換為最大效用概念。此時的主流經濟學，已經“忘記”了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對效用的最初看法。

　　工業化完成后，形勢急轉直下，“快樂”這種終極狀態價值在“升值”，而“有錢”這種中間狀態價值在“貶值”。 人們開始發現工業化的“蛀牙”：以效用取代快樂，隱含著一個最近被行為經濟學家們證偽的命題，就是“有錢即快樂”。在這個命題中，“有錢”是效用和效用最大化的通俗指代；“快樂”是幸福和福利最大化的通俗指代。這個命題的經濟學含義是：快樂依附于效用。有效用就有快樂；只要效用最大化，快樂就最大化。卡尼曼、奚愷元、黃有光等的一系列實證研究證明，“有錢不一定快樂”。對應的宏觀結論則是，GDP的增長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著幸福水平的同等程度提高，光謀溫飽不謀幸福，人們會“放下碗筷就罵娘”。

　　針對工業化經濟學這個最大的“蛀牙”，即效用與快樂的倒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卡尼曼鮮明地提出“回到邊沁”的主張。這是經濟學的第二次現代化，旨在實現經濟學后現代轉型。　

　　“回到邊沁”的本質：異化與復歸之爭

　　用什么做理論的價值基礎，這是經濟學理論在社會轉型期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卡尼曼的“回到邊沁”，實際上把問題挑明。快樂與效用(或按卡尼曼說的“邊沁體驗效用”與“馬歇爾決策效用”)的區別，從哲學高度認識，其實質是目的與手段的區別。兩種價值觀的區別在于：以人為本的觀點強調以人為目的，效用為手段；西方主流經濟學強調以效用為目的，以人為手段。

　　以人為目的，效用為手段，是經濟學中的后現代轉向的最鮮明特征。在歷史上第一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人是馬克思，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有所表述。 手稿既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又是一部美學著作。這種經濟學與美學混合寫作的風格，在后現代主義作家中普遍存在，如鮑德里亞的符號交換與象征交換理論、巴塔耶的普遍經濟學和美學理論，顯然與馬克思有關。手稿的中心思想是指出資本主義(相當于我們語境中的“現代性”)的根本問題在于“異化”，而未來社會(相當于我們語境中的“后現代性”)的根本前途在于“復歸”。異化指人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對立，手稿中具體指資本主義把人的手段當作了人的目的；復歸指人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和諧，手稿中具體指未來理想社會，要實現人的手段向人的目的的復歸，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是對邊沁的“快樂”(幸福)的一個更具歷史性的概括。為人民“謀幸福”的說法，理論源泉就在這里。如今，“謀幸福”的技術計量問題正在解決，快樂與國民幸福總值的度量都有了突破性進展。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斯密與馬克思都把人的目的狀態與“美”聯系起來。這種聯系不是偶然的，它說明以下幾點：第一，經典作家的視野超越手段性的效用，共同關注工具理性所滿足的最終目的，他們共同把美同人的目的性聯系在一起；第二，將美內在地聯系于經濟，說明經典作家高度關注人的目的的感性特征。尤其對于馬克思來說，這種感性是超越于理性工具價值之上的感性。我們稱之為超感性，它與體驗是共通的。在馬克思那里，當美同人類的目的相聯系時，已經不是一種簡單的感性，不是農業社會那種經驗式的感性，而是揚棄—即既肯定又否定—工業社會工具理性價值后，在更高意義上進入的感性狀態。理性存在于必然王國，理性加感性形成的超感性存在于自由王國。由此看來，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就不光是一種理性狀態，而是具有超感性特征的自由狀態。在卡尼曼的理論中，有非常明確的意識，表明體驗這種感性，不是經驗的感性，而是超經驗的感性。

　　經濟學的審美轉向，顯然不是要改變經濟學的學科性質，把它真的變成美學，而是向傳統經濟學提出一個善意的提醒：如果國民經濟體的一半以上，如休閑、娛樂、游戲、影視、競技……都已經同感性聯系在一起，請不要再執迷于牛頓時代的機械理性，要重視“感性學”。否則，拋棄主流經濟學的將不是理論，而是金錢選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