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學鵬
令我詫異的是，在中國大陸，研究我國神圣不可分割的臺灣地區經濟的學者是如此稀少，而研究臺海關系的學者卻是如此之多。這一少一多構成了一個奇特的思索浸入。
我們神圣不可分割的美麗島正在遭遇著一些經濟難擇。匯率(新臺幣的嚴重低估；
在通縮和通脹間的首鼠兩端；銀行壞帳的嚴峻警示；CPI反映出信號的幽暗不清……
一種通感式的聯系。
有趣的是，臺灣地區當局似乎有意識地把這一切隱匿起來，為了某種“面子主義”的訴求，或者簡單粗暴地把責任推卸，認為臺灣的問題大多出自于“產業空心化”和大陸低成本商品扭曲了世界貿易價格體系。他們堅決不承認1999年以來臺灣陷入了通縮，他們堅持認為政府不需要擔心財政赤字。他們認為自己的貨幣沒有低估。令人吃驚的是，臺灣的學術界的主流也持這樣的觀念。(順便說一下，2004年的數據很怪異，通縮似乎解除了，并開始了通脹的擔憂，但2005年第一季度，臺灣的學術界又開始討論通縮了。)
向隱匿索要話語
適當回憶一下。在2003年4月，IMF發布了35個通縮型的國家／地區名單。其中我國的臺灣地區名列高通縮風險名單第三名。第一名是日本，第二名是香港，德國居第四。臺灣當局隨即否認了IMF的結論。這讓IMF經濟學家Rogoff感到非常費解。(Rogoff Kenneth 2003 IMF)
用數據說話。1999年臺灣在消化完亞洲金融危機的余波后，又遭受到IT泡沫破滅的打擊。以至于在2001年臺灣經濟第一次出現了負增長-2.18%。1999年以后的臺灣經濟格局與以前迥然不同。以CPI為例，1999年之前，臺灣地區的CPI(居民消費物價指數)都保持在3%的水平，而在1999年，CPI跌落到了0.17%，2001年CPI的數字為-0.01%2002年和2003年分別為-0.20%和-0.28%。也就是說，在1999年-2003年，臺灣的物價下跌在不斷加深。2004年略有正數，但2005年看上去形勢似乎不妙。
另外我們再看另外一種衡量物價水平的工具：PGDP(即GDP平減指數)。1999年是-1.42%，2000年是-1.73%。而2003年則是-2.13%。結合CPI的變化趨勢，幾乎可以令人信服地證明臺灣地區一直沒有逃脫通縮的陰影。
通縮的另外一個特征是失業率上升。臺灣在1991年-1995年的平均失業率是1.56%，1999年的失業率是2.92%，而2001年失業率就上升至4.57%，2002年為5.17%，2003年為4.99%。(Ya-Hwei Yang(楊雅惠) and Jia-Dong Shea(許嘉棟) 2005)
盡管臺灣藏匿了“通縮”，但臺灣地區的央行并沒有信以為真。但是，臺灣央行有一個問題，從1992年開始，央行就把主要精力放在M2的指標控制上，而不是利率水平上。這有點違背潮流。我詢問了多個專家和查閱了一些歷史資料，都不了解臺灣央行為何這樣做？只釘住M2曾經是貨幣主義的獨門招數，不過，現在已經遭到了嘲弄。不用說像美國或那樣龐大的經濟體，即使一個小型的開放經濟體大多都采用利率管理的模式。
沒有一個基本的利率做“主心骨”，臺灣央行不得不頻繁使用大額可轉讓存單CDs來影響同業市場隔夜拆借利率來調節。在2003年，臺灣央行操作CDs的資金量最多的時候達到2.99萬億新臺幣，大約是當時基礎貨幣量的185%。
對付通縮的另外一招是“減稅”。臺灣民進黨政府在財政政策上似乎刻意保持著“里根或布什主義”的味道，不停地減稅討好民眾。臺灣的稅收占臺灣地區GNP的比值，從1991年-1995年的18%，一路下降，1999年為14.7%2001年為13%，2003年只有12.2%，2004年達到了12%。
減稅的結果是財政的惡化。但是，臺灣當局的政府開支并沒有縮減。實際上，臺灣政府的財政支出并不具備“凱恩斯主義的機心”(是為了救起疲軟的消費)，而是大多花在軍費上。1991年-1995年，政府債務占GNP的比例為12.36%，而1999年也只有14.5%但到了2003年竟然達到了31.3%。臺灣出位了，凱恩斯惡夢了。
四海通用的教訓
在匯率問題上，一開始，臺灣拒絕承認新臺幣是被低估的。但實際上，新臺幣的確對美元一直在貶值，而且毫無道理。1996年，1個美元能換27.491個新臺幣，但到了2003年，1個美元可以換到33.978個新臺幣。但是，2005年的情形將得到深化，會延續2004年升值的勢頭。很多的學者認為新臺幣的確被低估，還應該適度升值。升值的幅度至少在3%左右。
臺灣當局似乎也在默認這種升值意見的正當性。因為匯率低估對臺灣的出口貿易和就業的增長的促進并不顯著。而新臺幣升值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貿易條件。(Yang Ya-Hwei and Jia-Dong Shea 2005)
就像一個傷感的女人遇到很乖的小動物的夜晚。后悔加上溫情，可以克服一些苦果釀造的寒冷。
臺灣的銀行業管制解禁也值得我們深思。1991年臺灣地區的商業銀行的數目是17個，通過放開管制鼓勵民間銀行成立，1993年達到了41個，1999年為52個。銀行業的驟然放開，加劇了競爭。臺灣地區銀行業的總體資產報酬率(ROA)從1995年的0.71%下跌到1999年的0.54%，2001年為0.26%，2002年竟然出現了負數，為-0.47%。銀行業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的變化也大體相似。1995年是11.87%1999年跌到6.91%，2002年更跌至-7.35%。2003年回升，達到3.5%。總體趨勢顯然不斷惡化。
而且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在開放管制的過程中快速上升。未大量放寬銀行進入許可時，臺灣地區銀行業總的不良貸款率只有3%，到了1999年不良貸款率已經升到了5.67%。到了2001年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8.16%。隨后的幾年，臺灣加強了金融監管和行業自律，不良貸款率有所下降。盡管我個人堅持“自由主義”路線，但取道金融，是否冥冥中存在某種例外？放任主義的學理是否在金融行業存在智力上的暗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