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窮人經濟學首先要做到不歧視窮人

　　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回答記者有關“三農”問題的提問時，引用了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在其獲獎演說中的一段話：“世界大多數是貧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那么你就會懂得經濟學當中許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數貧窮人當中，又主要是以農業為生計的。如果你懂得了農業，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

　　溫總理借用舒爾茨的觀點，說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旨在用以破解中國“三農”問題。如果我們將眼界放寬，便會發現，溫總理提出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還有更深的意義。

　　“豐裕社會”中的貧困

　　關于中國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經濟學家常常求助于一個經濟學名詞，即“基尼系數”，認為一旦這個系數突破了0.4，貧富差距就進入了警戒線。但對于中國普通百姓來說，他們對社會貧富差距的感知則更多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對比。換句話說，老百姓心中有著自己的一本賬。

　　2004年6月12日出版的某北京報紙刊文稱，北京車展剛開始，一位神秘買主就以988萬元人民幣的天價買走了一輛賓利超豪華汽車。而到目前為止，這種極度豪華私人汽車在中國內地已銷售出了至少250輛。中國在此款高檔車的全球銷售量中穩居第一，已成為全球極高檔車的最大市場。

　　老百姓的賬不必借助復雜的模型，只需要做簡單的加減乘除。先不妨算算買賓利車的250人其收入大概有多少。每輛賓利車售價為988萬元，那么250輛的售價就將近25億元。按消費經濟學的一般說法，一個人的收入中，用于買車的部分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4左右。這樣一算，這250人在買車前共有可支配收入近100億元！

　　再看統計資料，2003年我國農村人均純收入為2575元，可支配收入應該更低，假定為2000元，也就是說，這250人的可支配收入等于全國500萬中位收入農民的全部收入，每個人的收入相當于兩萬個中位收入農民的全部收入！

　　再算一筆賬：在我國貧困地區修建一所希望小學約需要20萬元。所以，每輛賓利車主屁股下面等于坐著50所希望小學。盡管賓利車主并沒有任何義務援建希望小學。但話說回來，難道比賓利車主更窮的人反而更應該捐款援建希望小學？

　　2004年年末，在網絡上流傳著一個著名的“動漫”，以強烈的視覺效果訴說著中國的貧富不均：一邊是女明星所烤的“羊肉串”被大老板花數萬元買走，一邊是街頭表演鋼絲繞喉掙飯錢的衣衫襤褸的姐弟倆；一邊是西安某酒店大擺38萬元一桌的豪宴，一邊是都市角落垃圾桶中揀剩饅頭的孩子；一邊是西山豪宅中作樂的闊佬，一邊是剛從被稱為“鬼門關”的小煤窯中鉆出、面部與煤同一顏色的礦工；當然還有那幅引發無數爭議的圖片：同樣是孩子，一個趴在母親背上沉睡，而他母親此時正為另外一個有錢人的孩子擦鞋。很難想像，這兩個分屬不同階層的孩子在未來中國如何和諧共處。

　　著名思想家加爾布雷斯曾專門探討所謂“豐裕社會中的貧困”問題。在加氏看來，當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口已經步入小康，并且消費領域業已進入由商家以廣告及各種媒體來創造需求的時代，“豐裕社會”就到來了。

　　按加爾布雷斯的說法，豐裕社會中的貧困，本來應該更好克服，極端的情況下，政府甚至都可能將窮人供養起來。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豐裕社會中的“少數人極端貧困”始終是一個頑癥。其原因就在于，豐裕社會中，少數人的貧困“不再成為社會政策感興趣的對象了”。當“貧困者成為少數人而且沒有影響力后”，“為窮人說話的任何政治家與思想家，由于是代表少數而且沒有影響力的人說話，使他們自己也成為少數派并且喪失了影響力。結果，現代的自由主義政治家與思想家不再和這個社會為貧困所折磨的成員站在一起。”

　　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幾年的大發展，我們這個已基本實現了小康的社會某種程度上也接近“豐裕社會”。因此，中國社會的貧困也接近“豐裕社會中的貧困”，也就是說，今天的中國完全有更多的資源與手段解決少數人的貧困問題。

　　然而，我們也必須警惕加爾布雷斯提出的上述現象：某些政治家與思想家不再愿意去代表窮人！所以，溫家寶總理借舒爾茨的觀點說出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同時也是希望經濟工作者與經濟學家要學會“眼光向下”，更加關注社會的弱勢群體生存狀況的改善與提高，為構建和諧社會而努力。

　　不要歧視窮人

　　就在溫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引用“窮人的經濟學”相關觀點后，京城一家有影響的媒體刊登了一位經濟學家對“窮人的經濟學”的解讀。文章一上來就說，“首先應該承認，窮人自己對貧困的形成和積累難辭其咎。貧困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窮人自身素質的相對低下，包括知識水平、努力程度等等。”

　　這實在是對“窮人的經濟學”的極大誤會。因為舒爾茨當年提出“窮人的經濟學”，恰恰包含了他對于主流經濟學對窮人歧視的強烈不滿。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中，舒爾茨強調：“懂得窮人的經濟學，就懂得了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原理。”這句話正是針對主流經濟學家說的。

　　舒爾茨指出，這個世界上，城里人發現很難理解農村人的行為，富人發現難以理解窮人的行為，認為窮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邏輯在生活。

　　很多經濟學家也認為，農民或窮人的行為選擇及他們選擇時所面臨的約束條件似乎也難以用標準經濟學理論去解釋，從而輕視了對農業經濟學與窮人經濟學的研究。

　　舒爾茨強調，其實農民、窮人的生活邏輯與城市人、富人并沒有太大區別。因此，不要在經濟學研究中歧視農民與窮人，而要認識到絕大多數經濟學原理及標準同樣適用于農民與農業部門。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懂得了農業經濟學，也就是懂得了絕大多數重要的經濟學原理。

　　由此看出，在舒爾茨看來，窮人在進行行為選擇時的基本觀念與城里人并沒有什么區別，造成窮人貧窮的絕不是什么他們的觀念落后，而在于前面所指出的欠發展國家對農業部門的制度性歧視所造成的。要說觀念落后，恰是那些影響、制訂或實施發展戰略的非窮人腦袋中存在的、被舒爾茨所批評的傳統發展觀。

　　反觀今天中國的貧困，也更多可以追溯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

　　中國在過去計劃經濟下，是靠“工農業剪刀差”的辦法來完成“經濟起飛”所要求的資本積累。

　　但當時國家對于工人與農民有一個隱性承諾，即“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少有所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速發展主要建立在低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上，而這些勞動力主要來自于農村，城市國企工人則承擔了改革的主要成本。同時，沿海與先富起來的人群還享受了國家為推進改革開放出臺的各項政策的“制度租金”。因此，中國今天部分人的貧困，也不應歸咎于他們自身。

　　即使西方主流經濟學，也不認為窮人應該為他們的貧窮承擔責任。

　　芝加哥學派一直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其中最有名的經濟學家也許是芝加哥學派的“領頭雁”——弗蘭克·奈特。他認為，一個人是窮人還是富人，主要取決于“出身、運氣和努力”，而且他著重指出，“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

　　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在《公正比賽的規則：契約論者對分配正義的評論》一文中，對奈特的論述又做了擴展。他認為，一個人是窮人還是富人除了取決于奈特所講的三點之外，還要加上一個“選擇”，即個人對包括職業在內的生活道路的選擇。

　　布坎南也認為，盡管“努力”而來的權利是最符合“公正”的價值，但在4種因素中也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額。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出身于一個窮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80%的可能仍然會窮。

　　無論奈特還是布坎南，應該說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但他們至少沒有歧視窮人，更難能可貴的是，奈特由此懷疑自由競爭市場制度的公平性。在他舉出的4點懷疑理由中，第三點就是：“競爭性制度最主要的缺點是，它基本上是根據世襲權和運氣(努力只占很小比重)來分配收入。在競爭條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積。”

　　因此，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首先必須做到不歧視窮人。文/盧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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