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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方
在中國對外開放進行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后，如何在更高層次上設計中國的開放政策和戰略成為近期國內學者討論的熱點之一。正當我國學者對開放政策與戰略進行系統、全面的反思，并以“新開放觀”展開研究之際，世界知識出版社推出了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教授一本關于發展中國家開放政策的論著——《新全球經濟與發展中國家：讓開
放起作用》。書中，羅德里克教授從全球經濟發展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待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開放”問題，并通過對國際上一些主流開放理論的批判及對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中國家開放戰略與政策的經驗總結，提出一種不同于以往的開放政策設計思路。
書中的一些觀點及論述充滿真知灼見。比如，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傳統的開放政策與開放戰略是建立在開放能夠促進出口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理論認知基礎之上的。羅德里克認為與擴大出口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好處相比，對外開放所帶來的進口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長期增長的作用更為重要。他認為當前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制訂貿易政策時，只重視擴大出口的作用，實際上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需要進行反思。
在開放與本國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機制方面，羅德里克教授也提出獨到見解。他明確指出：開放只不過是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開放不應取代發展戰略，而只能通過與國內發展政策的相互配合發揮作用。
羅德里克教授特別強調開放過程中的宏觀經濟穩定。他認為在動蕩的外部環境面前，能否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是解釋1975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差異的唯一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較好的國家，通常是那些能夠制訂有效的國際投資戰略并建立適當的體制克服外部沖擊的國家，而不是那些依靠解除貿易與資本流動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是那些投資占GDP比重較高，并有能力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國家，而不是開放度最大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沖擊與債務危機以及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都從一個側面說明，在外部沖擊面前，通過有效的宏觀政策組合保持國民經濟穩定的重要性。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與開放相配套的宏觀經濟政策非常重要。國內沖突解決機制是否具有化解外部沖擊引發分配沖突的能力，是檢驗一國開放政策是否健全的一個重要標準。在一國遭遇產品價格猛然下跌或資本流動方向突然改變的打擊之際，國內的宏觀政策抉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表層之下集團利益沖突的嚴重程度。如果政策調整得當，外部沖擊將不會引發嚴重的國內分配沖突或打亂現有社會契約關系。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外部沖擊將有可能引發外匯瓶頸、進口收縮、債務危機以及反復出現的高通貨膨脹的陷阱之中，該國將有可能遭受經濟崩潰的滅頂之災。
對此，羅德里克教授提出三個方面的政策建議。一是加強國家機構的公信力。政府機構的公信力不僅僅表現在宏觀經濟領域，還包括社會治理層面，如提高司法機構和政府機關的質量，鏟除腐敗。如果民眾認為政府不可信，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國家就無法在應對外部沖擊引發的社會沖突時發揮作用；二是強化反映不同聲音的民主機制。羅德里克認為技術官僚自上而下的決策體制比較適宜于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但往往會忽視不同利益集團的不同呼聲。如果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運用自己手中的自主權，與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階層達成意見妥協并結成聯盟，將更容易受到民眾的歡迎；第三是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保險體系的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減少開放過程中造成的貧富懸殊等消極影響，進而減輕外部沖擊造成的宏觀經濟波動。
羅德里克在書中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開放政策及開放戰略的剖析，理清了開放對于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對于我國開放政策中一些盲目崇拜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的作法，具有警示意義。中國的對外開放主要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逐步深化。在當前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對外開放的新階段之后，中國需要在吸取其他國家開放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對自己的開放模式進行理論總結。(作者為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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