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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文
在不需要經濟學家的年代，中國學者仍極敬業。
1975年4月，孫冶方獲釋。這位老知識分子在7年牢獄中打了85遍《社會主義經濟論》的腹稿。1979年9月，孫冶方被確診為肝癌。為《社會主義經濟論》，從10月起一個7人寫
作小組成立，吳敬璉和張卓元負責。孫冶方口述，助手們記錄整理，1980年夏，15萬字20多章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大綱出世，之后無數次修改，直到1983年2月孫逝世。
孫冶方期望畢其功于一役，以一部書涵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然而，25年后回頭看，在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在中國社會向國際潮流接軌的實踐中，出現了多少新事物、新觀念、新風險、新震蕩、新矛盾——改革的路徑，計劃與市場，生產要素組合、承包、租賃、股份制、國企MBO、現代企業制度、價格闖關、就業、通脹、股市、匯率、稅制、金融危機、WTO、通縮、新經濟、三農等——所有這一切，何止孫冶方困惑，何止現代人困惑，這種困惑必將留給下一代人。
最初的困惑在今天看來有點夸張。比如計劃與市場。柳紅在《吳敬璉傳》中記述了這么一個場景——
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總書記江澤民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一開始就有人說改革出了方向性錯誤，應該搞計劃取向。袁木接過話頭說：中央從來沒有講過市場經濟。吳敬璉說：陳云1981年就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也講了市場經濟。袁說：正式文件里沒有這個提法，就不能用……
經濟學家在觀點和技術層面上的分歧是可愛的，而后來摻入了利益，于是事情就復雜起來，火藥味十足。2000年股市賭場論，厲以寧就被疑為有利益牽扯。2004年郎咸平挑起國有資產流失辯論，郎就被斥為臺灣特務。這種公開斥駁，甚或人身利害挑剔，在經濟學界達到了一個新境界，比其他許多行當超前半步。
在改革開放26年中，經濟學家確實風光，但也遭罵不少。學者盧周來認為，經濟學家錯位了，他們挨罵是在公共領域，而不在經濟學領域。中國經濟學家啟蒙之后就該歸位了，或者叫邊緣化了。現今經濟改革已是政治層面的改革，這時候經濟學到了應該淡出的時候，法學和社會學應該是顯學了。
但經濟學家確實播撒了市場經濟的火種。3月24日，4位經濟學家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和吳敬璉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每人30萬元獎金。實在說來，這30萬對如今的經濟學家不算個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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