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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結構問題” 曾經有這樣一種說法引來過喝彩：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都是高速增長帶來的問題，但是，沒有增長才是最大的問題。其實，這句話道出了一個隱藏在高速增長背后的“結構問題”。那么，到底什么是我所說的“結構問題”呢？
由于結構問題的復雜性，簡單的定義不一定能說清楚這個結構的含義。但是我們很容易明白，中國經濟表現出的很多低效率問題，或者那些所謂的“體制問題”以及那些需要體
制改革的方面，都可以被籠統地概括為“結構問題”。依我看，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對的，只是我們需要討論清楚這其中包含的經濟學邏輯。如果說我對東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經驗有所體會的話，那么這個體會只能是，結構問題起源于“趕超”的增長方式。換句話說，結構問題是由總量擴張過快而引起的，但常常被總量所掩蓋而不容易察覺。例如，要使年復一年地追求產出(GDP)快速增長的目標能夠實現，就肯定需要有超常的融資能力和外力持續推動的投資活動才行。這就需要政府來決定投資分配并依賴政府主辦的銀行體系的強制力量(而不是依賴市場體制的自然力量)來動員金融資源。
在這樣的體制下，至少形成三個可以被觀察出來的結構性問題。第一，總量超常增長的趕超目標雖然可以實現，但是，久而久之，依附于政府增長目標的金融部門就失去了自然演進的力量，因為它已經沒有了自主選擇的能力，而變得非常脆弱，弱不禁風，因為它長期在政府的“玻璃罩”里生存，與市場之間已經沒有了建立在商業誠信基礎上的往來的經歷；第二，在總量超常增長的條件下，投資形成的大多數生產能力不能獲得足夠的回報，因為為了總量一年比一年更快地擴張，需要在同一個部門不停地投資，而前期形成的生產能力在還沒有充分發揮其效能之前，就很快遭遇另一輪投資擴張的襲擊。其結果，一輪一輪的投資加劇了“資本深化”，惡化投資的回報和生產的贏利能力；第三，也許更重要的是，總量的快速擴張不斷制造著而不是緩解著結構矛盾。原因是，增長太快導致忽略存量而過于注重增量。趕超型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典型的依靠增量擴張來實現總量增長的模式。
這些結構性的問題有多方面的體現。比如，它可能表現為投資占GDP的比重持續上升，一種典型的增量擴張模式或“東亞模式”；它也表現為銀行主導的金融資產結構，即貸款形成占GDP的比重過高，或者企業的負債率居高不下；結構性矛盾還集中表現在生產能力擴張迅速，但贏利能力持續惡化的并存現象。從國際收支上看，它也會表現為過度出口和外部持續積累的不平衡。最后，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之間的發展脫節也體現著深刻的結構性矛盾。出口導向的增長政策雖然依靠出口部門的擴張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到頭來卻不可避免地被受到保護的和落后的國內部門所拖累，在產業升級的道路上步履艱難。產業結構的升級道路不暢不僅有礙經濟效率的整體提升，更重要的是，長期維持落后的國內部門將最終喪失開放條件下的國際競爭力。日本和韓國今天無一例外地面臨這個嚴重問題而不得不堅持“結構調整”。
其實，正如“東亞模式”的含義所通常表明的那樣，日本和東亞的增長模式過去也是一種趕超型的增長模式。這個趕超模式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它們在“戰后”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人均所得的迅速提高。但是，它們今天也還沒有能夠解決好高速增長時期遺留下來的“結構問題”。整體而言，日本和東亞的經濟都面臨這個結構性矛盾，政府也始終都承擔著所謂“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但是，實現“結構調整”比實現高速增長要困難得多。從根本上講，這個結構問題的形成都與資本形成過快、投資占國民所得過高、過度出口以及金融壓制有必然的聯系。在現有的文獻上，日本和東亞實現經濟起飛與今天受制于結構性問題的困局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但卻是值得我們格外重視的教訓與經驗。
正因為此，1998年以后韓國政府在產業部門和銀行部門的“結構性”重組政策格外奪人眼球。與韓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和重組進程形成對照的是日本，日本在產業和金融這兩大結構問題上的改革發展得極其緩慢。不過，雖然在結構改革方面進步不大，但日本仍然成為研究和思考結構性問題生成機制的重要對象。
過去15年來，中國在實現經濟繁榮的道路上遵循著與東亞模式極其類似的戰略與道路，結構性問題的表現也格外相似：經濟增長以增量擴張；投資率過高導致資本深化；出口導向戰略使貿易部門的擴張快于國內的其他經濟部門而領先增長；國有部門占據過高的資源而效率低下；過度貸款和負債生成金融的脆弱性和系統性風險；外部不平衡。但是，我們要明白，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和韓國在經濟起飛階段所面臨的外部條件已經有所不同，但不利的條件也許更多。起碼來說，全球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基礎(如“布雷頓森林”體系)已不復存在；國際資本的流動性也大大增強。這些外部條件對中國經濟結構平衡的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了，這必然會將我們的結構問題在短期內尖銳化。中國不可能在達到“全面小康目標”之前輕易放棄趕超模式，所以結構的矛盾還將長期存在。而如果說東亞模式的經驗教訓告訴了我們什么的話，那么，它告訴我們的不是解決結構問題的答案，而是對增長目標和結構矛盾的取舍與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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