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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實
3月30日，來自全球95個國家的1360名科學家通力合作，歷時四年完成的“新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正式公布。報告警告說，由于人類活動的干預，三分之二支持地球生命系統運轉的自然資源已被嚴重破壞，幾近耗光。
“新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有如一聲驚雷，將人類從經濟飛躍發展的春夢中驚醒。在反省人類“創造性的破壞”之時，一個問題油然而生：誰該對人類的瘋狂負責？也許答案不止一個，但至少，經濟學作為資源配置的科學，對自然資源的合理使用并沒有起到應有作用。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制度，它分配資源、勞動力、資本和稅收，決定社會物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因為經濟學對經濟行為的詮釋如此精辟，對資源配置的決定如此有效，以至于經濟學家甚至政策決定者逐漸把它當成不言自明的真理。
然而，經濟學不可能是純粹意義上的真理，作為一門科學，其視角的偏頗難免造成經濟發展中的些許誤區。在微觀經濟領域，經濟學的一條金科玉律是“個人效用最大化”，一個理性經濟人在作出經濟決策之時，核心考慮的是自身的經濟效益，通過成本收益分析，不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總是能夠有效地作出判斷來安排經濟計劃。但這種“個體理性”無疑忽略了許多重要因素，特別是對一些“公共物品”的使用，比如空氣、河流，在理性經濟人的成本菜單里，這些自然資源幾乎是免費的。于是乎，將自然資源視之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市場風氣造成了資源的濫用、浪費，甚至破壞。“個體理性”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集體非理性”，自然資源在如此“不可承受之重”的重壓之下日漸枯竭。面對如此破壞，經濟學僅僅是用“外部性”的無力托詞輕描淡寫地進行開脫，在公共資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也只是將“市場失靈”作為借口。
在宏觀經濟領域，經濟學的力量更加不容小覷。幾乎所有關系著國計民生的經濟政策總是或多或少地在經濟學影響之下制定的，正如凱恩斯所言：“無論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思想觀點正確與否，他們都要比普通人更加有力，一些有識之士，認為他們自己不受任何經濟學家的影響，然而他們卻往往無形中成為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忠實追隨者。”經濟學在宏觀經濟領域的強大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諸多隱憂。
首先，在國民經濟核算上的偏頗造成了對自然資源的忽視。經濟學所慣用的總量核算體制往往只看見某些東西而對另一些東西視而不見。經濟學是一門以價格為核心的社會科學，于是在計量問題上它仔細地衡量能夠計價并用于買賣的商品，比如食品、衣物、制成品、工作和金錢本身的價值等。這種精密的計算方法常常忽略了那些難以用價格衡量的物品，比如新鮮的淡水、清新的空氣、美麗的群山和森林中豐茂的生物。這種計量方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經濟決策者重心的偏移，在GDP之中缺乏自然因素構成的情況下，決策者試圖追求GDP增長的行為往往是有悖于自然資源的合理使用和保護的。
其次，在更長遠的經濟增長層面，經濟學一如既往地忽視了自然因素。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學非常重要的領域，它關注的不是短期內的經濟波動，而是長期內的均衡增長，它指引的是幾十年中人類社會發展的大方向。但在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中，還是很難找到環境保護的些許依據，從哈羅德多瑪模型、索洛模型到一系列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經濟學家對長期經濟均衡的關注始終聚集在資本、人口和技術之上，自然資源僅僅是在個別模型中作為限制性因素引入。長期增長對自然資源的忽視，不僅導致了經濟發展的誤區，而且也讓人類在邂逅資源瓶頸之時，缺乏繼續保持長期可持續性增長的理論支持。
因此，在自然資源的破壞與濫用上，經濟學似乎并沒有發揮其“顯學”的應有作用。但愿現在亡羊補牢還為時不晚。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發表了一篇題為《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文章，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學”的概念，但一直沒有受到業界的高度關注，也許現在重新認識生態經濟學，將其發揚光大正當其時。(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插圖/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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