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克服失衡 建構和諧社會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孫立平／文

　　和諧就是克服失衡

　　和諧社會不是一個錦上添花的抽象理想，而是一個有著明確所指的現實戰略構想。和諧的對立面是失衡，而嚴重的失衡就是斷裂。可以說，盡管在理論上和諧社會涉及到多方面 的關系，但在中國目前情況下，和諧社會的最基本含義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一種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這樣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是和諧社會最主要的基礎，也是關涉到我們這個社會未來前景的根本之所在。

　　一個現實的背景是：通過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我國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理應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種種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結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種社會矛盾的出現。對此，許多學者進行過多方面的論述，在此不再贅言。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已經失衡的利益格局本身已經形成了一種推動這種格局更加走向失衡的動力機制。就此而言，過去一年中發生的一些趨勢是特別值得思考和討論的。

　　在2004年，受到交口稱贊的是農業政策的調整，包括工業反哺農業理念的形成。在宏觀政策及其它因素推動之下，2004年中國農民的收入在八年徘徊之后有了大幅度的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936元，實際增長6.8％，是1997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而農民收入的大幅提高，也普遍被認為是最得人心的政策之一。在《CCTV2004中國經濟年度報告》的網絡問卷調查中，問到“2004年中國最深入人心的經濟政策”時，選“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和“農民增收1號文件”，分列第一二。然而，令人們深思的是，盡管農民收入在2004年獲得超常規增長，但卻并沒有改變總體上收入拉大的趨勢。根據2004年全國5萬戶城鎮住戶抽樣調查結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6.7％，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6％，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組人均收入之比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擴大。也就是說，不同收入組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繼續擴大。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也證明了同樣的趨勢，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也表明，2004年前11個月，高、低收入組的收入之比為5.8比1，與上年同期的4.7比1相比，差距也在擴大。

　　2004年中國收入格局的變化是耐人尋味的。首先，一方面是農民的狀況在改善，另一方面卻是全國總體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由此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究竟誰更窮了呢？因為過去的一個解釋是，城鄉的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國貧富懸殊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二，總體上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是發生在宏觀政策明顯傾向貧困階層和弱勢群體的背景下發生的。據此可以推斷，如果沒有上述宏觀政策，貧富差距的更加惡化是必然的。

　　兩個值得注意的新跡象

　　在農民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時整個社會收入差距卻在拉大，其中可能有兩個因素起了作用，一個是盡管農民總體收入水平在2004年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農民內部出現了進一步的分化；二是在城市的內部，部分下層群體的收入狀況可能在惡化。這表明了近年來我國社會中開始出現的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即中層和下層之間的分化可能在進一步的突出。

　　我們過去講中國社會分化的時候，更多的講的是上層和下層的分化，而且都是假定上層是一個很小的數量，很大的一個數量是下層。主要原因是90年代以來社會資源迅速積聚到上層的過程，導致了一個人數不多但掌握大量資源的上層的出現。而在諸如房改、醫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實施的過程中，中層與下層之間處境的差異并不大。這樣就導致社會分化主要表現為上層和中下層之間的分化。到現在為止，這種分化已經開始定型化為一種較為穩定的社會結構�，F在可能出現的一個問題是，原來大體上都屬于下層的那部分當中出現了分化，即中下層之間的分化。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測算，最近幾年中我國中等收入階層正在以每年1％的比重增長。一般地說，中等收入階層的成長，是與經濟的增長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另一個數字是，在2003年，中國貧困人口首次出現反彈。如果以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作為標準，2003年中國的貧困人口增加了80萬人。這在改革開放之后還是第一次。盡管增加的這80萬人基本是分布在貧困的農村地區，但實際上，城市中中下層之間的分化可能更為明顯。

　　這當中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經濟迅速增長下的貧困問題，因為經濟的增長往往是與物價的上漲聯系在一起的。2004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在4％左右，將成為1997年以來物價漲幅最高的一年。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遠遠高于總體物價上升的幅度。這對于沒有從經濟增長當中受益或從經濟增長當中受益小于通貨膨脹當中受損的群體來說，意味著他們的生活狀況會進一步惡化。

　　George.J.Gilboy和Eric Heginbotham在最近的一篇題為《中國的拉美化？》文章中則指出了近幾年中呈現的另一個趨勢，即農村中的社會矛盾正在開始向城市轉移。這個轉移的過程大約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農村工業的衰落、城市化的政策和圈地運動是幾個直接的動因。其表現是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流動人口與90年代初中期的情況有明顯不同。90年代初中期的時候，基本是目標明確(建房、娶媳婦)、后方牢固(有土地有家園)。近年來的特點是：第一，流動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失地失業的農民。約有4000萬左右的農民在征地中失去了土地(每一畝土地被轉為非農業用地時，將會有1到1.5個農民失去他們的土地)。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得到的是不足以保障他們今后生活的補償。當補償款花完之后是什么情形，他們中許多人的生活將處于困頓之中。第二，無奈而目標模糊的流動。對于新一代的流動者，至少需要注意如下幾個特點：一是農業已經失去商業經營的價值，現在出來的打工者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勞動；二是有些人之所以出來，是因為村里年輕人都出來了，留在村里沒意思；三是部分年輕打工者收入與支出大體均衡，所得的剩余很少；四是對于未來無法做出明確預期。最近公布的蓋洛普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從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收入增加的潛力很大，但他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卻不及在農村居住的人。

　　社會和諧關鍵在機制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形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就現實性而言，這至少涉及如下的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的轉型。在目前我國具體情況下談利益格局的均衡，談社會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個問題，就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就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而言，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一個困難的抉擇。從一個方面來說，面對經濟高速增長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社會公平上來是完全必要的。但從另一個方面看，目前的中國仍然處在一個經濟的時代，如果社會公平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簡單地說用社會發展為中心取代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恰當的。一個可以考慮的思路，應當是重心的多元化。這種重心的多元化突出體現在政府與市場的分工上。應當承認，在市場經濟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間經濟要素特別是民間企業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業家的作用，經濟工作一度成了政府工作的重點。而整個社會利益格局的失衡，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社會重心的多元化意味著政府與市場職能的分化。社會公平決不是也不應該犧牲市場中的效率原則，更不能改變20多年的市場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時，政府過多承擔經濟職能的現象則應當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意味著要建立一個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務為基本職能的政府。也就是說，政府的轉型意味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轉變為以公共社會職能為中心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促進社會公平將成為政府的一種基本職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調整。再分配與社會公平的關系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國家對企業的征稅。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國企業的稅負特別是名義稅率是不輕的。但問題是，稅收效率不高，企業偷稅逃稅現象嚴重；相反，國家征稅成本很高，這實際上減少了國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財力。第二，是個人收入所得稅，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對高收入群體稅收的征繳存在很多漏洞，個稅很難成為調節貧富差別的有效機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將農民的負擔看作是一種變相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話，可以看出，個人收入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在城鄉之間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內部，工薪階層與非工薪階層之間的情況也是如此。第三，是國家財政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較小，大量的資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年均增速為29.2％，12年間增長了7.3倍。在1990年代末，全國有350萬輛公務車，一年耗費3000億人民幣。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費用只有100億元，失業保險也只有190億元。因此，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是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兩年中，國家再分配有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的跡象，但力度仍然有限�，F在迫切的問題是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同時需要改變目前保富不保貧的社保模式)和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下轉38版)

　　三是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制。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制主要體現在勞資關系上。資強勞弱是世界上一種普遍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在目前的我國表現得尤為突出。勞動者掌握的資源很少，盡管可能人數眾多，但他們的聲音很難在社會中發表出來。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涉及勞動者利益的時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眾媒體來為他們說話，他們自己的聲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制，一個迫切的任務就是形成一種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

　　理順三個基本關系

　　建立和諧社會不僅僅意味著一些偏向窮人的政策，不僅僅意味著加強社會福利，窮人的孩子上學有點兒補貼，而是社會發展思路和模式的主要轉變。從社會的角度說，這意味著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調整。如果說我們現在的社會當中存在種種的失衡和不和諧現象的時候，和社會當中的幾對最基本的關系的失衡和扭曲是密切相關的，所以建立和諧的社會需要理順幾對最基本的關系。

　　政府與資本的關系。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不得已承擔某些企業家的職能，這是由當時的環境和條件造成的。但在目前，我們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市場和民間經濟發育過程，現在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直接介入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了味，就是政府本身成為利益主體，而且在一些地方政府和資本之間成了分利聯盟。在最近這幾年人們談論比較多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中，如征地、拆遷、國有企業的改革等，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因素的存在�？梢哉f，凡是涉及到政府過多直接介入經濟活動，并且在其中成為利益主體的，政府作為社會公正和社會秩序維護者的作用必然會打折扣。在一些跟政府關系很緊密的事務面前，如計劃生育、征地、拆遷、國企改革等，連法律也會大打折扣，在一些地方甚至立案都困難。在政府與資本的關系中，還應當注意的一個問題是資本對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最近這幾年，企業或資本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越來越大。應當說在市場社會當中，資本力圖影響政府決策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但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問題是需要解決的，一個是在利益集團的影響和壓力面前政府如何保持超越性和公正性，二是利益集團的利益表達如何規范化。

　　第二，政府和民眾的關系。這個關系可以說在我們這個社會原來基本上是一個缺項，政府和民眾幾乎是隔絕的，這兩個主體基本互動不上。但從去年開始，包括銀川的出租車罷駛事件的處理，也包括漢源事件的第二次處理，我們看到一些良性的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開始逐步形成。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可以發現，這當中所體現的一些原則是原來沒有的。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如何處理群眾的利益表達，將是對我們的一個挑戰。而形成群眾利益的制度化表達渠道，形成解決利益沖突的制度化機制，無疑是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三，勞資關系。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當中的一對新關系，在我們的意識形態當中，在我們的法律框架當中，在過去幾乎都是一個空白，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勞資關系。但是現在勞資關系已經作為這個社會當中一個基本的關系存在了。問題是我們去規范這種關系的機制幾乎完全是缺乏的。這樣勞資關系就處于一個嚴重的失衡狀態。近年來我國礦難頻仍，頻發的礦難并不僅僅是安全技術問題，也不僅僅是監管問題，許多礦難的背后，實際上是失衡的勞資關系，是煤礦的礦主和某些地方政府的不正常關系。所以如何規范勞資關系也是我們在建立和諧社會中面臨的一個基本課題。

　　三是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制。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制主要體現在勞資關系上。資強勞弱是世界上一種普遍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在目前的我國表現得尤為突出。勞動者掌握的資源很少，盡管可能人數眾多，但他們的聲音很難在社會中發表出來。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涉及勞動者利益的時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眾媒體來為他們說話，他們自己的聲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制，一個迫切的任務就是形成一種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

　　理順三個基本關系

　　建立和諧社會不僅僅意味著一些偏向窮人的政策，不僅僅意味著加強社會福利，窮人的孩子上學有點兒補貼，而是社會發展思路和模式的主要轉變。從社會的角度說，這意味著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調整。如果說我們現在的社會當中存在種種的不和諧現象的時候，和社會當中的幾對最基本的關系的失衡是密切相關的。所以建立和諧的社會需要理順幾對最基本的關系。

　　政府與資本的關系。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不得已承擔某些企業家的職能，這是由當時的環境和條件造成的。但在目前，我們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市場和民間經濟發育過程，現在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直接介入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了味，就是政府本身成為利益主體，而且在一些地方政府和資本之間成了分利聯盟。在最近這幾年人們談論比較多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中，如征地、拆遷、國有企業的改革等，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因素的存在�？梢哉f，凡是涉及到政府過多直接介入經濟活動，并且在其中成為利益主體的，政府作為社會公正和社會秩序維護者的作用必然會打折扣。在一些跟政府關系很緊密的事務面前，如計劃生育、征地、拆遷、國企改革等，連法律也會大打折扣，在一些地方甚至立案都困難。在政府與資本的關系中，還應當注意的一個問題是資本對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最近這幾年，企業或資本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越來越大。應當說在市場社會當中，資本力圖影響政府決策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但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問題是需要解決的，一個是在利益集團的影響和壓力面前政府如何保持超越性和公正性，二是利益集團的利益表達如何規范化。

　　第二，政府和民眾的關系。這個關系可以說在我們這個社會原來基本上是一個缺項，政府和民眾幾乎是隔絕的，這兩個主體基本互動不上。但從去年開始，包括銀川的出租車罷駛事件的處理，也包括漢源事件的第二次處理，我們看到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開始逐步形成。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可以發現，這當中所體現的一些原則是原來沒有的。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如何處理群眾的利益表達，將是對我們的一個挑戰。而形成群眾利益的制度化表達渠道，形成解決利益沖突的制度化機制，無疑是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三，勞資關系。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當中的一對新關系，在我們的意識形態當中，在我們的法律框架當中，在過去幾乎都是一個空白，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勞資關系。但是現在勞資關系已經作為這個社會當中一個基本的關系存在了。問題是我們去規范這種關系的機制幾乎完全是缺乏的。這樣勞資關系就處于一個嚴重的失衡狀態。近年來我國礦難頻仍，頻發的礦難并不僅僅是安全技術問題，也不僅僅是監管問題。許多礦難的背后，實際上是失衡的勞資關系，是煤礦的礦主和某些地方政府的不正常關系。所以如何規范勞資關系也是我們在建立和諧社會中面臨的一個基本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