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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冬
我很尊敬單偉建先生。在我看來，他是一位儒商。談到商，他在風險投資、投資銀行領域所做出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新橋收購韓國第一銀行更是九七金融危機后亞洲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里程碑。所謂儒，指的是單偉建對學術的追求和造詣。他是美國賓西凡尼亞大學著名的沃頓商學院教授。在香港工作的中國人士中，取得美、歐博士學位的不少，但能在繁忙
的商務中保持學術研究，在美、歐大學里繼續執教鞭的，可謂鳳毛鱗角。經濟研究并非單偉建的主攻，但是他在近二十年的觀察、研究中甚有心得，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體系。這里是單偉建在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2004年亞洲投資會議的一個大型午餐會上的演講。
單偉建對中國經濟分析的中心概念之一是借來的增長。換言之，他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建立在信貸的高速擴張基礎上的，而銀行信貸的大規模擴張建立在中國極高的儲蓄率及老百姓對國有銀行的強烈信任基礎上的。只要老百姓不斷地把錢存入銀行，而銀行又愿意放貸(不管貸款能否收回)，投資速度一定快。投資本身在制造需求，那么經濟增長就一定快。這里的前提是老百姓不斷地把錢存入銀行，在初始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在沒有外部因素打破資金循環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可以通過信貸擴張維持一個高增長，所謂“借來的增長”可以周而復始地循環下去。
在現代社會，借錢運作極為普遍。今天，成功的具有規模的企業都借錢。美國政府也借錢，美國消費者也借錢。自從人類發明了銀行，我們的生活就注定要和借錢發生千絲萬縷的關系。在現代社會，經濟及商業活動多與信貸有關。幾乎所有國家的增長都是借來的。
關鍵是可持續性。支持經濟、商業活動的信貸可否持續？借來的增長可否持續？對于企業來講，借來的錢必須賺錢，必須創造效益，借錢模式才可持續。對于銀行來講，借出去的錢必須連本帶利收回來，貸款模式才可持續。問題恰恰出在這里。不少中國企業多少還是賺錢的，但這是在不還貸款或拖欠貸款的情況下取得的。市場估計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在2002年為30-40％。這個比率在2003年有所下降，不過壞賬金額并沒有下降多少，而是靠信貸急增、分母加大將比率拉下來的。筆者認為新一輪信貸擴張、投資擴張中，低效率的重復建設的比重甚大，兩三年后可能成為新的不良資產。
以鋼鐵為例，中國去年鋼鐵產量為2億2200萬噸，居世界第一，其產量超過世界第二至第五大鋼鐵生產國的總和。在此規模上中國進口3700萬噸鋼，占世界去年鋼鐵貿易的四分之一。所有新上的鋼廠都指著3700萬噸進口鋼，認為國內需求甚殷，完全可以再上新項目。有人甚至認為如果鋼價維持在高位，他的項目一年可以回本(當然，這以不還銀行貸款為假設)。中國去年的鋼鐵總需求是2.6億噸，而2006年需求最多可達3億噸。據測算，中國2006年鋼鐵產量能可達到4億噸。世界上根本沒有這么多鐵礦石可供煉鋼；即使有，也沒有這么多船將鐵礦石運到中國；即使有，中國也沒有這么多電力來維持“電老虎”們運作！這就應了單偉建的“借來的增長”。至少在鋼鐵業，這個增長是借來的，最終以不良資產的形式靠國家買單來收尾，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資本價格的扭曲。過去十年的改革開放，在勞動就業市場，國企改革等許多領域取得了長足進展，唯獨銀行改革舉步維艱，資本價格繼續扭曲。人民幣不可兌換、資本項目不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發育不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及GDP本位都是在中國資本價格不反映應有信貸風險的原因。單偉建講話中提到蘇聯會爆炸的電視機，很可笑。也許兩年后那些因為沒有鐵礦石而一天也沒有開過工的新鋼廠也會成為國際笑話。
不過，無論是會爆炸的電視還是無米下炊的鋼廠，只要銀行敢借錢，就一定有人敢上項目。銀行又哪里來那么多不怕輸的錢呢？原來是我們自己的錢——是13億儲蓄者前仆后繼地為銀行提供著現金流。
單偉建指出，當2007年外國銀行進入中國，儲蓄者可以選擇銀行的時候，或者五年以后資本項目完全開放，老百姓可以選擇投資美國國債或香港股市的時候，中國的銀行的現金流就未必像今日這么強勁。于是，未必有那么多信貸給不負責的企業“打水漂”。
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強化銀行監管，提高風險意識，這有助于規范銀行的貸款行為和企業的投資行為，有助于銀行改革的最終成功，有助于將中國經濟推入可持續增長的軌道。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單偉建的“借來的增長”所內涵的前瞻性和憂患意識，值得尊敬。他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從發展戰略層面還是政策層面，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作者為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董事，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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