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與經濟公正

　　——高國希教授在上海市社聯學術年會上的講演

　　貧富差距的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市場經濟，通常只能解決效率問題，對于社會的公正，它無能為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功地大量減少貧困，大約使4億人擺脫了貧困。但90年代后期以來的發展情況顯示，僅靠經濟增長并不一定減少貧困。為此，探討得力的制度與政策安排，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維護社會公正，關注弱勢群體，鼓勵關愛與照料，減少社會排斥，降低政府運行成本，提高公共行政效率，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就成為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關注點。

　　貧富差距的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現在國際經濟秩序源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華盛頓共識(布雷頓森林體系)，它并不帶來經濟公正。在一超多強的現代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有著嚴重的不平等與貧富差距。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3個人的凈資產超過了世界上最貧困的41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1%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和最貧困的57%的人口收入相等，世界上5%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是最貧困的5%的人口的114倍，美國10%最富裕的2500萬人收入超過全世界20億貧困人口的總收入。1980-1996年，在美國，最富有的5%左右的人群實際收入增長了58%，而最貧困的60%左右人群的實際收入僅增長了不到4%，CEO的收入則增長了800%。這說明，市場經濟，通常只能解決效率問題，它并不能解決公正問題。公正的問題要靠社會制度來保障。這也是我們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要備加關注和著力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共同富裕是經濟公正的最終目標　　　　　　　

　　社會公正，理想的狀態就是賦予人民全面而自由發展的能力。而激活和實現這種能力的基礎，首先是經濟上的自由，因此，制度選擇和公共政策制定，首先要考慮的是維護全體公民的權利，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一發展的基礎前提，就是公民在經濟上的獨立，也就是全體公民的富裕。　　　　　　　

　　高舉共同富裕和社會公正的大旗，要求我們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子，給中國人民帶來最大的福祉。社會公正，理想的狀態就是賦予人民全面而自由發展的能力。而激活和實現這種能力的基礎，首先是經濟上的自由，因此，制度選擇和公共政策制定，首先要考慮的是維護全體公民的權利，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一發展的基礎前提，就是公民在經濟上的獨立，也就是全體公民的富裕。致力于全體人民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尊重和保障全體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權利，努力使經濟發展的成果為人民大眾所分享，達到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正符合我們社會主義的目標。貧困不僅僅涉及收入缺乏帶來的限制，也包括缺乏享受完整的、有創造性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能力。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消除這些制約人們選擇能力的束縛。促進發展與維護公正，是政府的兩個重要職能。政府是公共的權力機構，其生存的根據在于保障公民的權利，擴大其能力，根據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的觀點，這就是發展。另一方面，作為公民權利的維護者，政府擔負著公正守護人的角色。共同富裕就是為了實現全體公民的生存與發展權利。

　　消除貧困與提高人的尊嚴密切相關。亞當·斯密說過：對于必需品，它不僅僅指維持生命所不可缺少之物，而且指由一個國家風俗決定的、作為一個體面的人(哪怕是最底層的人)所不可缺少之物。例如，嚴格說來，皮鞋，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英國的風俗確定了它是生活必需品。最窮的體面人，不管是男是女，在公眾面前如果沒有一雙皮鞋可穿都會覺得羞恥。而收入的不平等會影響到人在社會中的不平等，正如J.加爾布雷思所說，經濟為“好社會”之本。對個人自由最徹底的剝奪莫過于一貧如洗，對個人最大的損害莫過于囊中羞澀。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是落實以人為本的有效途徑。2002年，聯合國在南非召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地球峰會”，通過了《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聲明》。作為簽約國之一的我國，也莊嚴承諾：共同致力于建立一個崇尚人性、公平和相互關懷的全球社會，這個社會應該是一個人人都必須享有人的尊嚴的美好世界。

　　當今“信息、技術、科學構成了人類發展的基本要素，信息的獲得是發展的關鍵”。正如控制論的發明者維納所說，得到信息就是得到自由。這個自由就是選擇的自由，取舍的自由。但“收入水平決定融入資格”。在信息時代，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的國家，它的人民如何進入電腦時代？再加上80%的網站使用英語，但全球每十人中尚不足一人說英語的嚴酷現實，互聯網就悄無聲息地、堅決地、無情地把一部分人拒之門外，他們就難以在平等的起點上競爭。

　　經濟水平決定了人的發展和人的解放的程度。100萬美元在紐約可以做80次整容手術，但在不發達國家，用這筆錢購買青霉素則可以治療470萬傳染病患者。正如世界銀行在2000年發布的貧困調查報告指出的：貧困是一種痛苦。窮人要承受來自食物缺乏的肉體痛苦，還要承受作為社會邊緣和缺乏參與機會而帶來的屈辱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承受被迫做出某種取舍而帶來的道義上的痛苦。貧困是一種恥辱，一種當我們尋求幫助時，依賴他人，被迫承受無禮、侮辱和冷漠的感覺。這就說明，經濟發展是基礎。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實施計劃》提出：“今日世界面臨的最嚴重全球性挑戰是消除貧窮，這是可持續發展，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卑l展經濟，是消除人類貧困的唯一手段。這也是我國為什么要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根本原因。大范圍的貧困人口減少是中國1979年開始改革之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國改善民生的努力舉世矚目，聯合國《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提出，全球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在許多方面歸因于中國經濟的神奇增長和貧困人口的減少，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世界貧困人口反而會增加2000萬人。

　　二、市場經濟與社會轉型時期的貧富差距

　　要使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使各種具體的利益關系和內部矛盾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調節，就要求在制度設計和社會政策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共同富裕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又充滿挑戰和困難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平地分配利益，促進公民的發展，建設公正合理的社會，就是政府最為關鍵和重要的責任。

　　這里涉及到經濟增長、貧困和收入差距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成功地大量減少貧困，大約使4億人擺脫了貧困(按世界銀行每天消費1美元的標準)。最初的減貧，主要是通過經濟增長的方式來實現。但90年代后期以來的發展情況顯示，在沒有解決其它的國內市場扭曲問題的情況下，僅僅靠經濟增長并不能維持減少貧困的趨勢，在經濟增長和減貧的同時，收入差距顯著增大。

　　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由于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鄉鎮企業的出現，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使農民收入提高。據世界銀行測算，我國在1978-1984年間，城鄉收入比例從不到40%上升到55%，但1985年以后，城鄉收入比又下降到1978年的水平。

　　近年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也在拉大�，F在我國有3000萬城郊農民成為“三無農民”：無地、無業、無保。改變這一狀況，要求市場一體化，勞動力要求與商品一樣進行市場化配置，要求有自由遷徙權，為此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制度，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

　　目前，導致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個人能力不同的因素，也有機會不平等的因素，還有一些人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牟取利益而暴富。在現階段，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是難以避免的。其原因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是由于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二是由于人們在勞動技能、素質稟賦等方面存在差別；三是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影響；四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只有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因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上會存在一定的差距，這又決定了現階段的改革不可能實現同步富裕、同等富裕。這種合理差距的存在，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了經濟發展。其目的是為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和其他群眾，最終達到全國各地區的普遍繁榮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對于因個人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國家可以通過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來保障困難群體的最低生活需要；對于機會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可以改變制度安排，盡可能為人們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

　　當前最令人們不滿的，是一些人利用公共權力牟取私利、積聚財富；還有由于雙軌制差價弊端和法治不完善造成的公有資產流失和不公平競爭；由某些傾斜政策和行政性壟斷造成的地區差別和行業差別、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差別，等等。所有這些，都不能指望市場本身的發展來解決，必須由一個有權威的政府來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正常的秩序。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平地分配利益，促進公民的發展，建設公正合理的社會，就是政府最為關鍵和重要的責任。

　　要使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使各種具體的利益關系和內部矛盾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調節，就要求在制度設計和社會政策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共同富裕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又充滿挑戰和困難的問題。鄧小平在1990年底就提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會成為中心課題。”我們的改革發展到今天，致力于實現全體人的共同富裕，就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艱巨的任務。

　　三、致力和諧社會，實現共同富裕

　　以人為本，需要我們高舉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大旗，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平競爭、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上系統落實共同富裕的追求。

　　經濟的增長并不必然帶來幸福，只有公平的經濟繁榮，協調的社會、經濟、自然的發展才是通向幸福之路，而這都需要經濟發展有一個正確的方向，追求安康、富足、有保障的幸福生活，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追求與夢想。

　　共同富裕，一個照耀大眾的亮麗字眼，從亞當·斯密的“普遍富裕”到馬克思的“按需分配”，從孔子的“大同”世界到鄧小平的“共同富�！�，深深地影響了人類的歷史與追求。

　　要達到富裕，就要求效率，要求市場經濟。但市場并不是人類的全部生存形式，市場并不能取代人類的多方面活動。為了保護人的自由和應有的權利、平等，人們要公平地分享成就與文明。而完美地體現這一理想的，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要努力使廣大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我們必須調整增長方式，即從少數人分享型的增長轉向全體人民分享增長的模式，從不公平增長模式轉向公平增長模式，從不可持續發展的增長轉向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我們追求的經濟增長，不是在貧富分化日趨激烈的增長，而是全民共享；要使GDP的增長使大多數人的收入上升，而不只是少數人的財富上升；要使經濟增長帶來就業的擴大，帶來教育文化的繁榮，帶來社會矛盾的緩解，帶來生活環境的改善。

　　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在目前來說，下述幾個方面尤為關鍵。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為了追求經濟效率，絕大多數國家都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正如吳敬璉教授指出的，其中有些是“好”的市場經濟，因為它帶來高效；有些是“壞”的市場經濟，因為它提高交易費用，鼓勵“尋租”，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效率。我們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國際上一些國家還不承認我們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給我們的經濟貿易帶來重大的影響。在加入WTO的協議中，我們承諾15年建成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市場經濟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特別是入世以來，市場化程度有了空前提高，但不能忽視存在的明顯差距。一些行業壟斷，國家指令計劃依然影響著國民經濟；雖然我們在入世后評估和修改了上千條法規，使其與WTO規則相一致，但向完全按照市場規則運作的經濟體制轉變的進程，還遠未結束。比如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在提高透明度、建立標準系統、保證非歧視性國民待遇方面，也還存在問題。同時還存在不少體制性的障礙，如城鄉分割，阻礙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產權制度缺失，阻礙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資本等要素市場發育滯后，市場秩序混亂；收入分配關系不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政府職能越位錯位缺位，干預經濟，忽視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科教文衛體制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等等，都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維護社會公正

　　我國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是要為社會提供有效的激勵機制，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的人由此先富起來，從而帶動社會大多數共同富裕。但是，毋庸諱言，體制外的灰色收入和法制外的黑色收入，是造成差距拉大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要特別防止由過渡體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資產流失和不公平競爭、由傾斜政策和行政性壟斷造成的地區差別和行業差別、由財政轉移支付功能缺乏導致的社會保障制度缺陷。

　　原來的一些美好設想，在現實中也遇到了新的挑戰。比如，國有企業，曾是我們認為可以保證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但現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有待協調。據統計，有的省市，國企職工按勞分配這一塊已有七、八年沒有變動，而所有的增長都放在分紅方面，亦即按照占有企業股份多少分紅，而持股者多為管理高層。因此，還需要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人為本，需要我們高舉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大旗，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平競爭、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上系統落實共同富裕的追求。

　　關注弱勢群體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出現了各種利益階層。對于不同階層提出的相互沖突的主張，政府都應保護其合法利益。既要切實保護產權，使創造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又要切實保障低保人員的基本生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J.斯蒂格利茨指出：“當所有人的聲音在權力的走廊里都能被聽到的時候，政府應更加負責，更加透明。其制定的政策可能就很少會發生突然而急劇的變化�！边@里就更加彰顯了憲法中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意義。在我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因此，權力與權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行使過程中，由于具體利益上的差異，會發生不平衡，產生沖突和矛盾(有時是權力膨脹，欺壓百姓；有時是權利膨脹，破壞法律)。社會應當保護公民的正當利益，哪怕相對全體社會利益而言僅僅只是一個人的利益！

　　關注困難群體、保護貧困階層權益的任務仍然艱巨。我國現行的絕對貧困線標準為食物需求比重即恩格爾系數占80%左右，而國際標準為60%，若按聯合國每天生活費1美元為標準，則我國還有1億人口處在貧困線下。現階段我國農村貧困標準有絕對貧困和低收入貧困兩個標準。2003年絕對貧困標準是年人均純收入637元以下，低收入貧困標準是年人均純收入在637到882元之間。2003年底，我國絕對貧困人口為2900萬人，低收入貧困人口近6000萬人，加上城市低保人口2000多萬，總數仍為1.1億。世界銀行發表的《中國：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深刻分析了中國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遏制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公平和減少貧困人口。這要求制定政策，使更多的人從不斷增加的經濟機遇中受益。

　　鼓勵關愛與照料

　　困難群眾，最基本的困難就是生活困難。以人為本的目標要求消除貧困，消除社會排斥，實現社會公正，對于在市場經濟中的困難群體予以關注和幫助，有情操作。在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還應制定鼓勵照料勞動的政策。關愛與照料對人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向殘疾人、兒童、病人、老人以及為生計所迫而精疲力盡的人們提供照料服務。聯合國人類發展署提出：“人類發展不僅通過提高收入、教育、健康、賦權及清潔的環境來實現，而且也通過照料來實現，照料的核心在于它創造并提供人類團結�！蔽覈鴤鹘y的儒家學說認為，人的美德在于他有同情和關懷的能力。相互關懷和關心的能力，是一個公正社會和公正體制的基本要素，而中國智慧中的儒學，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關懷的倫理學。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與傳統智慧承接融通，共同關注人、提升人、發展人，促進以人為本，正是文明社會的責任。

　　減少社會排斥，完善機制和政策

　　在市場不完善、仍然有壟斷行業存在的情況下，在由計劃到市場的轉型時期，公平不僅是再分配領域的問題，而且也是初次分配領域、生產領域中的重要問題，因為行業、甚至僅僅因為同一行業的不同部門、單位，會產生嚴重不合理差距的拉大。我國由原來的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超過國際警戒線的國家，差距較大的貧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過程，引起了“相對剝奪感”。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作為衡量貧富差別程度的基尼系數，仍在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這都需要有適當的制度與政策予以調節。

　　降低政府運行成本，提高公共行政效率

　　世界銀行指出：“中國現行的政府間財政體制在很多地方都無法保證公共服務的充分性�！绷硪环矫妫�政府運作又需要降低成本。某省人大在審議省政府財政預算時發現，省機關四個幼兒園竟有2000萬元撥款，他們提出置疑——難道公務員的兒孫也要國家公共財政撥款來供養？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確定一個人是否是中產階層，基本上有四個方面的標準：一是職業的標準，二是收入的標準，三是消費及生活方式的標準，四是主觀認同的標準。傳統的社會階層結構是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極少數人居于社會的上層，而絕大部分人則處于社會的下層。共同富裕，要求社會大多數成員有更多的財富，這就需要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有恒心者有恒產，無恒產則無恒心。要大幅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例，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擴大基礎教育年限，使全體公民都具有高中教育和中等職業培訓水平，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是我們社會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的核心。

　　推進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

　　通過政府公共政策為農村增收創造條件，保證收入和機遇更加合理地分配，提供給公民更多的生產性就業機會，特別是促使落后地區生產性就業機會的增長，提高農業勞動回報率，是縮小收入差距、真正走向普遍富裕相當重要的方面。

　　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就業，是增加農民收入和推進城鎮化的重要途徑。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的培訓機制，推進鄉鎮企業改革和調整，大力發展縣域經濟，積極拓展農村就業空間，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為農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是保障農民的發展權、維護其利益的重要步驟。今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正式公布，表明維護農民權益、縮小城鄉差別的措施正在實施、展開。

　　制度建設的任務，艱巨繁重。處在探索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也正在不斷完善。創造幸福安康的生活，是我們黨提出的目標；其實，幸福也是人類最重要的目標，對于個人和社會而言都是如此。經濟的增長并不必然帶來幸福，只有公平的經濟繁榮，協調的社會、經濟、自然的發展才是通向幸福之路，而這都需要經濟發展有一個正確的方向，追求安康、富足、有保障的幸福生活，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追求與夢想。我們有幸生活在小康的時代，全面建設小康正是我們的任務，共同富裕、社會公正必將在我們民族實現，大同，將不會永遠只是理想。

　　講演者小傳

　　高國希：1964年生于山東利津。哲學博士，復旦大學教授，社科部副主任，中國倫理學會理事，教育部中學政治課教材審查委員會成員，耶魯大學研究員(2001.8-2002.8)，國際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雜志編委(1997.1-1999.12)。

　　學術志趣：道德哲學理論與流派、德性倫理學、社會公正與政府責任、公共行政倫理學，著有《走出倫理困境——麥金太爾道德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道德哲學》、《行政倫理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