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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森:從中國歷史看市場經濟的周期性興衰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19日 13:08 文匯報
從中國歷史看市場經濟的周期性興衰 ——韋森教授在復旦大學的講演 給定一定的社會安定環境(即沒有戰爭和兵荒),無論在怎樣艱難的社會安排中,市場經濟都會自發成長。自漢武帝開始,中國歷代王朝屢屢采取的重農抑商政策和“禁榷(官工業)”制度,是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滯礙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制約因素。然而,在歷史上的許多朝代,市場經濟還是在皇權專制政制下艱難和強韌地成長起來,尤其是只要皇權專制朝廷稍微放松對市場經濟自發成長的管制和壓制,市場經濟就會很快繁盛發展。但是,歷史的悲劇是,當市場經濟稍微有個幾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榮后,總會在官府腐敗、社會動亂或外族入侵的戰爭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 自1978年以來,中國基本上已經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總量、市場分工和深化程度,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等方面來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應該歸功于市場秩序的成長。然而,良序市場經濟運行所必須具備的社會條件是什么,目前學術界對此似乎仍有許多困惑。 按照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理論發現,人類有喜好交易與交換的天生稟賦,這種天賦稟好的自然發揮,會導致市場分工的自發演進和市場秩序的不斷擴展。因此,在人類大多數族群和社會中,市場總會蘊生其自發成長和不斷擴展的內在動力。然而,市場自發成長和良序運作,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學界一般認為,確保現代市場經濟良序運行的基本條件,是法治和憲政民主。在今天的講演中,我謹想通過對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政治體制下中國市場經濟興衰史的回顧,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缺乏必要的產權法律制度和法治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自發成長將會導致什么樣的社會后果? 一、西漢時期市場經濟的第一次繁榮與禁榷抑商制度的出現 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發秩序。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市場秩序一般會在一定范圍內自發成長與擴展,這一理論判斷已為中國經濟史和考古學的許多研究所證實。有研究發現,中國的手工業和市場交易在殷商就相當發達了。到了西周,市場分工更加細密,有了金屬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紡織工、皮革工、武器制造工等“百工”之說。 秦漢之交,中國經歷了一段群雄爭霸、內外騷動、諸侯并起以及民不聊生的時期。秦覆漢興之后,建立了一個相對穩固的中央集權制統一國家,隨后便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工商業的繁榮。按照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的描述,“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在漢惠帝尤其是漢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統治時期,朝廷聽取大臣曹參的主張,采納黃老之術,實行“拱己無為”的不擾民政治方略。在具體的經濟政策上,漢王朝采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到了漢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時期,朝廷又接受大臣晁錯的建議,繼續采取“君臣俱欲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的經濟政策,結果出現了歷史上40年左右“文景之治”的盛世。 文景時期,全國道路交通和市場交易網絡逐漸形成,促進了當時的城市化進程和科技的進步。除政治首都長安外,西漢時期又自然成長出了一些全國性的商業大都會。譬如,當時就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之說,此外,大大小小的商業都會遍布全國各地。從科技發展史來看,西漢時期,中國的冶金業、制鹽業和鑄幣業都相當發達,冶煉技術也非常先進,工匠們用高爐煉鐵的方法非常普遍。漢代煉鋼方法的發明和整個鋼鐵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對經濟各部門都產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國經濟史學名家傅筑夫先生曾經指出,西漢時期,中國“在生產技術的造詣上,在鋼產量的產量和質量上,比之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鋼鐵工業所達到的水平,并無遜色,但是中國卻早了兩千年”。另外,西漢時期中國陶瓷、紡織、印染、釀酒、銅器和其它金屬鑄造業以及車船制造業都相當發達。文景之治時期中國工商業的繁榮表明,即使在農耕文明中,如果政府不過度干預和掣肘市場自發成長的內在力量,市場秩序也會大步擴展,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科技進步和社會繁榮。 在西漢時期市場成長、民營冶金技術進步和商業貿易擴大的同時,商人資本的集聚也產生了一些令漢代皇權專制統治者擔憂的社會問題。在缺乏較完備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傳統社會格局中,商人資本的自然成長,曾使漢王朝的統治者感到某些潛在威脅。伴隨著文景之治時期工商業繁榮的是,“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愈困”(《漢書·食貨志》)。這也就成了西漢王朝的繼位皇帝打擊富商巨賈、遏制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的現實理由。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即位,登基5年后,便對民營工商業連下重手。首先,漢王朝接受大臣桑弘羊的主張,強力推行“均輸平準”等統購統銷的政策,同時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由官府壟斷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所謂“禁榷制度”。此外,漢王朝還加重商人賦稅負擔,直接沒收商人財產,并不斷改變幣制,使商人積累的大量貨幣財富喪失或減值。最后也是最主要的辦法,是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并加以各種人身侮辱等。通過上述種種政策,繁榮的民營工商業遭到極大打擊。影響更為深遠的是,作為其控制社會和確保朝廷收入來源的成功范例,漢武帝的抑商政策開了后期各王朝的先河,兩千多年來,同類制度和措施被屢屢采用,從而對中國社會內部市場經濟的自發擴展和經濟增長,創生并沿存下來一種非常有效的束縛和制約機制。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禁榷抑商制度和政策的實際運作結果,就是自西漢以來,中國市場經濟秩序隨王朝的政治周期和更替而發生了多次“巨大經濟波動”。縱觀數千年社會史,伴隨王朝興衰而發生的周期性巨大經濟波動,經過隋、唐、宋、元、明一直延續到晚清。 二、唐宋元時期市場經濟的興衰 東漢末年開始的社會大動蕩和經濟大破壞歷時約半個多世紀之久,整個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被破壞為“一個煙火斷絕、土曠人稀的荒涼地帶”。后經過西晉時期的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中國的市場經濟才稍加恢復。接著又進入南北朝至隋朝初期的大破壞、大混亂。這樣的社會大動蕩、經濟大破壞一直延續到唐太宗貞觀初年(公元627年)。唐統一中國,結束了持續數百年的戰爭和劇烈社會動蕩。在政治統一和社會安定的環境中,中國市場秩序又在開明專制皇權政制下有所恢復,并獲得了一定成長空間,隨即中國也進入了相對平穩的經濟增長時期。前唐時期,不僅中國的農業有了迅速恢復,商業貿易(包括國內和國外商品貿易)也有一定發展。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持續約120年。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公元742年),中國經濟又在朝廷官府的各種管束和控制下逐漸達致鼎盛。 然而,就在盛唐經濟社會日趨繁榮的同時,最高統治集團開始腐敗和揮霍無度起來。加上富豪旺族土地兼并加速,大量農民失地而成流民,社會矛盾也達到空前的程度。到天寶13年,終于釀成歷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在中國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史上,安史之亂顯然是一件巨大的歷史災難。它不僅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而且就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破壞而言,是一場浩劫。更為悲慘的是,在安史之亂被平息后,社會動蕩和對經濟的破壞并沒有結束。隨后的軍閥割據和各地藩鎮相繼稱兵昌亂,以及繼而發生的黃巢農民起義及其鎮壓戰爭,使商品貿易幾乎無法進行。結果,中后唐到五代十國時期長達二百年左右的社會動亂,把盛唐時期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破壞殆絕。 這種動蕩和破壞,直到宋初才始有改變。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政治上進一步加強皇權專制。在經濟制度建設和經濟政策上,宋代朝廷則在發展市場經濟和商品貿易方面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與唐朝相比,除一些政府壟斷的手工業部門外,宋朝政府一般不再干預和管制其他行業商人的正當經營活動,從而市場也不再被限制在固定地點和狹小范圍中。自春秋以來直到盛唐時期一直實行的市場開市時間在宋代也被取消,隨之商人可以日夜進行交易活動,工商業者第一次獲得了自由。這實際上乃是中國古代商業的一次革命性變化,曾被許多史學家認作是中國的“商業和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的轉化”。 宋代商業和市場貿易的空前繁榮,導致了采礦業、冶金業、工業制造業、紡織業、造船業、制糖業以及造紙業等官營和民營手工業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另外,盡管從宋初朝廷就開始實行嚴格的榷茶制度,但是在整個市場經濟繁盛發展的大環境中,宋代茶葉的產銷還是在專制管束下得到空前發展。另外,宋代的冶金業也有很大發展。根據英國學者羅伯特·哈特威爾《北宋時期中國煤鐵工業的革命》一書的估計,北宋時期(公元960-1127年),中國鐵的產量差不多已經是164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產量的2.5至5倍,并且與18世紀歐洲(包括俄國歐洲部分)的鐵總產量的14.5-18萬噸相若。從宋代的市場擴展、技術進步和冶金業發展等方面綜合來看,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國,與17和18世紀歐洲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不多,表明中國提早六到七百年走到了人類社會近代化的大門口。 從公元960年到11世紀末,中國的經濟“一直在沿著一條上升的曲線”增長著。然而,北宋時期百余年的市場經濟繁榮,曾一度被北方民族的興起和戰爭入侵所打斷。北宋末年,女真族滅遼后揮軍南下,侵犯大宋。于是,整個中原地區陷入兵燹戰亂。宋金戰爭最初發生在中原地區,后又擴展到淮河流域。在金兵大舉入侵而占領長江以北之后,北方一度繁榮的市場經濟遭到慘重破壞,曾經繁榮興旺的黃淮兩大主要經濟區荊榛千里,雞犬無存,整個中國經濟又陷入一個歷史上巨大波動的低谷之中。 然而,一個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是,在長江以北被金占領后,南宋王朝在臨安(今杭州)偏安一隅,維持了150年左右的統治,且在外敵(金)虎視眈眈、內部奸佞當道的社會政治格局中,中國市場經濟卻在南宋王朝政府控制薄弱的環境中自發成長和繁榮。尤其是以臨安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發展和私人工商業的繁榮,已經遠遠超過北宋。南宋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十分發達。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范圍,東至朝鮮、日本,南至南洋、東南亞各國和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諸國。一些最近的歷史和考古研究也發現,經由泉州而發展起來的海外貿易和造船業,在南宋時期已經相當發達。 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市場經濟的自發繁榮和發展,最后還是被蒙古大軍的入侵戰爭所打斷,對中國社會的破壞十分巨大。中原以及江南大片疆域上發展起來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在元軍入侵的戰爭中均遭受到極大破壞。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采取軍政合一的國家制度管理國家,支配經濟,相應的私有市場經濟的發展受到極大壓制。然而,從一些歷史資料判斷,尤其是從《馬可波羅游記》對元代中國社會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即使在元朝軍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市場經濟和民間手工業、商業還是強韌地恢復和成長,以致到元朝中后期,一些東南城市的繁榮程度,甚至超過了當時的歐洲。除了大都(今北京)外,像邳州、淮安、泰州、揚州、新州、鎮江、蘇州、建康、臨安、泉州、慶元(寧波)、溫州以及北方城市卞梁、涿州、中定府、太原府、平陽府、京兆府(西安)等城市和州府的工商業和貿易,都繁盛一時。 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經濟史上,元朝一個可稱道的方面是其發達的貨幣經濟。在元帝國建立之后,朝廷在全國普遍推行和使用紙幣。這樣大范圍的廣泛使用紙幣,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元朝時期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表明,即使是在專制統治下,只要沒有戰爭和大的社會動亂,只要官府稍給民間一定的市場交換和商品貿易空間,市場經濟秩序仍然能夠在十分艱難的社會環境中頑強自發地生長起來。然而,元朝市場經濟的艱難成長,很快又為王朝更替的歷史周期、社會災難和農民起義戰爭打斷了。 三、明清時期市場經濟的兩次繁榮與衰退 明初,整個中國經濟一片凋敝不堪。由于元末官府腐朽統治所造成的經濟衰退,加上元末二三十年農民起義和國內戰爭的摧殘,從北方中原地區到南方各郡縣,均“土曠人稀”。面對社會的凋敝,朱元璋首先采取的是“修養生息”和“重農務本”的基本國策。在政治方面,朱元璋制定嚴律,吏治朝政,強力整頓紊亂的社會秩序。在具體的經濟政策方面,組織農民大舉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生產工具,鼓勵棉花、茶、花生、煙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以全面促進農業的發展。對于工商手工業,除繼續采用元朝的“匠戶”制度外,朱氏王朝還采取措施嚴格控制私人商賈的經營活動,推行一系列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 從明史來看,到了正統(1436年)、成化(1465年)時期,尤其是從嘉靖(1522年)到萬歷(1573年)年間,朝廷官府逐漸放松了對市場經濟自發成長的管制,民間市場從而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隨之,大部分地區(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逐漸繁榮起來。在嘉靖與萬歷年間,民營手工業和商業均有空前發展,以致許多學者認為,與同時期世界各國的工商業和技術發展水平相比,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發達、工商業最繁榮的國家。 明朝中后期,曾出現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奇特的歷史現象:腐敗與經濟發展并存。從成化(1465年)時期開始,明王朝朝綱廢弛,政治日趨腐敗,加上皇帝帶頭掠奪國民財富,官紳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社會矛盾不斷加劇。但是,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社會格局中,由于朝廷官府放松對市場經濟自發成長的約束和箝制,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的社會腐敗,沒有對市場經濟在一定范圍和程度內的繁盛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結果就出現了明朝中后期政治腐敗與市場經濟發展并存的一種非常獨特的社會歷史格局。 這種格局從許多方面反映出來。首先,隨著棉花在明代大范圍的推廣種植,當時中國的紡織業非常發達。除紡織業外,明代的冶金業從明初就一直很發達。有歷史學者估計,明代永樂初年中國的鐵產量,已經相當于18世紀初整個歐洲的全部產量。但是,明朝初期,中國的冶金業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只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民營冶金業才迅速發展起來,并最后幾乎全部取代了官營冶金業。綜合考察明朝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手工制造業、采礦業、冶金業、商業、交通運輸、對外貿易以及城市化的動態發展,許多經濟史學家認為,到了16世紀末17世紀初,中國已經再次走到近代市場經濟的大門口。 明中葉以后,政治腐敗與經濟發展并存的社會格局又維系了近百年。然而,盡管在缺乏完備的產權法律制度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可以在一段歷史時期中得以成長和發展,但社會是不可能在日趨惡化的政治腐敗中長久維系的。明朝后期朝綱廢弛,經濟衰敗,國家政治機器癱瘓,加上全面的財政危機和天災人禍,導致大規模農民起義不斷發生。隨著清人入關,統治中國276年的大明王朝走向末日。 1644年大清帝國建立后,最初亦沿襲歷代王朝屢屢采用的重本抑末基本國策,并在清初幾十年推行了非常嚴苛的禁海令。然而,在社會穩定的大環境下,中國市場經濟還是再度繁榮起來。尤其是在康乾盛世的130多年里,中國經濟總量和人口同時發生了大規模增長。按照美國政治學家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的估計,在乾隆15年(1750年),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英國的17.3倍。1830年,中國的工業產值仍是法國的5.7倍,英國的3倍。中國的人口,也從順治八年(1651年)的6500萬左右增加到嘉慶年間(1812年)的3.6億。 然而,在經歷了康乾盛世之后,尤其是到乾隆后期和嘉慶年間(1796-1820),官府內部以及整個社會又開始腐敗,社會的內部危機不斷積累,起義此起彼伏。結果,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再次面臨破壞和災難。內憂之外,鴉片戰爭以及后來的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一步步把清朝的經濟和社會體制推到崩潰的邊沿。太平天國起義以及幾乎同時的捻軍起義,又從根本上動搖了清朝統治的根基。在內憂外患的雙重打擊下,大清帝國逐漸衰落。 四、幾點基本理論發現和仍然存在的理論困惑 通過整體回顧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下傳統中國社會內部的市場經濟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以下三個特征: 1、自秦漢以來,中國市場經濟呈現比較明顯的周期性興衰特征。這一特征與王朝更替有關,且市場經濟的興衰和王朝的更替,常常互為因果。 2、給定一定的社會安定環境(即沒有戰爭和兵荒),無論在怎樣艱難的社會安排中,市場經濟都會自發成長。自漢武帝開始,中國歷代王朝屢屢采取的重農抑商政策和“禁榷(官工業)”制度,是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滯礙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制約因素。然而,在歷史上的許多朝代,市場經濟還是在皇權專制政制下艱難和強韌地成長起來,尤其是只要皇權專制朝廷稍微放松對市場經濟自發成長的管制和壓制,市場經濟就會很快繁盛發展。但是,歷史的悲劇是,當市場經濟稍微有個幾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榮后,總會在官府腐敗、社會動亂或外族入侵的戰爭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 3、從文景之治時期的市場經濟繁榮,到康乾盛世時期的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的市場分工和深化程度基本上沒有多大進展,中國的科學技術進步整體上來說也不大,因而中國的市場經濟兩千多年來大致是在同一水平上“內卷”(involuti on)或者說進行歷史重復。 為什么兩千多年來在皇權專制政制下中國市場經濟會呈現出這種明顯周期性興衰的特征?這顯然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問題。 講演者小傳 韋森 1953年生,山東單縣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院副院長。1997年獲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00-2001年以及2006年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合作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曾在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并在國內有影響的報刊上撰寫專欄文章和學術隨筆。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對哲學、倫理學、法學、政治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以及宗教神學等學科也有著廣泛研究興趣。學術專著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文化與制序》,《經濟學與哲學》;經濟學隨筆集有《難得糊涂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如詩》和《思辨的經濟學》,主要譯校著作有:米勒的《管理困境》和韋伯的《經濟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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