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優勢：中國發展模式關鍵

　　——專訪美國得州農工大學經濟系教授田國強

　　全球25位頂尖華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之八

　　本報記者 程東升 實習記者 陳偉 廣州報道

　　即將在8月下旬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有望審議由全國人大環資委組織起草的《循環經濟法(草案)》。此前的8月5日，在北京閉幕的第五期中國現代化研究論壇宣稱，若按照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中國大規模的環境災難不可避免，如果不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將面臨巨大的環境風險。

　　高耗能、高污染……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在過去的三十年時間中，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發展的態勢，尤其是最近幾年，GDP增速保持在10%以上，但收入差距的擴大、環境污染，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日益顯現，而中國人對

和諧社會的追求正在逐漸成為主流思潮。那么在這樣一個時刻，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呢，尤其是在歷史和現實的具體環境中？

　　帶著這樣的疑問，本報近日對得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經濟系的田國強教授進行了專訪，請他來談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以及轉型問題，是為“全球25位頂尖華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之八。

　　田國強

　　現為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濟系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湖北省公安縣人，1956年生；1977-1982在華中理工大學數學系就讀、任教；1982年獲數學碩士學位。

　　1983-1987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并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5年被德州農工大學提升為終身任期正教授，1998年被學校授予杰出人才獎。

　　曾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1991-1992)，現為國際英文學術期刊《經濟與金融年報》和《中國經濟評論》共同主編。

　　研究方向有經濟理論、激勵經濟機制的設計、轉型經濟學、中國經濟、貨幣理論、數理經濟學、對策論、動態最優化理論、國際貿易等。在這些領域中，有多篇英文論文在歐美主要經濟學和數學學術期刊上發表。

　　1.“經濟自由仍有改進余地”

　　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比較適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制度環境和國情，放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可能就不合適。

　　《21世紀》：在您的眼中，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什么樣的？

　　田國強：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實際上很難用一個術語來準確界定。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斷變化。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一個生產力水平不高、效率低下、政府干預很多的經濟體，法制環境也不完善，其發展模式主要是勞動密集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開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同時在所有制結構上，也從早期的單一公有制經濟逐漸向現在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存的局面發展。近十年來，隨著高新科學技術的不斷涌現，特別是信息產業的興起，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越來越多元化。

　　從縱向的演進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一個從規范經濟制度環境，逐漸向市場體制轉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至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既體現出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同時也開始具有一定的創新優勢。盡管創新優勢尚未完全顯現，但中國已經并將繼續處于一個由競爭優勢逐步向創新優勢轉型的過程。

　　《21世紀》：與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什么特點？

　　田國強：日本、韓國、新加坡乃至中國臺灣的經濟都已基本上進入了均衡發展的軌道，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水平，但中國內地生產力水平還不是很高，尚處于早、中期發展階段，還遠未達到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要求，在未來20年內，中國經濟仍將保持高速增長，這是中國與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最大差別。

　　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模式有一點像早期的中國臺灣、韓國，即通過廉價勞動力，由比較優勢過渡到競爭優勢。目前，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特點。中國內地仍然處于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階段，經濟自由仍然有改進的余地。

　　《21世紀》：這一模式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田國強：判斷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劣，關鍵是看這個國家的制度安排能否適應本國國情、當時的經濟制度環境，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比如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比較適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制度環境和國情，放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可能就不合適。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大經濟體，國力能夠很快提升，這是小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21世紀》：這個模式的劣勢主要體現在哪里？

　　田國強：中國現在很多制度是過渡性的，從長遠發展或全局來看，也許只是次優的。中國的發展模式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比如，在強調競爭和發展經濟的時候，對經濟可持續發展考慮不夠，存在著大量資源浪費現象或對自然資源的破壞性開放問題；在強調經濟發展時，對環境保護力度不足，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成本。這些問題可能成為今后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另一方面，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對很多行業還設有市場準入門檻。

　　《21世紀》：林毅夫有種觀點認為，權威主義的機制是市場化改革的積極和持續的推動者，也是社會運行的有力保障。他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應該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指導，加強宏觀調控。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田國強：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是成功的，就是因為有一個穩定而權威的政府，但這并不表示政府要去干預經濟，這是兩個概念。政府對外要維護國家安全，對內要維護國內秩序，保證社會安定有序。在這個先決條件下，政府應該盡可能少地直接干預經濟，給人們更多經濟上的選擇自由。分散化決策，即所謂的“松綁、放權”的改革，這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中國的經濟改革需要一個權威的政治體制，安定的社會環境，但并不表示政府需要強力干涉經濟。當然，涉及到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市場失靈或者經濟發生波動的時候，還是需要政府對經濟進行指導，加強宏觀調控，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一樣。

　　現在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主要領導的水平，這種發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續是值得懷疑的。我們談中國的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創新優勢，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制度優勢。能否建立一個長效機制，來確保經濟持續發展、社會持久和諧、國家長治久安，這才是中國今后發展的最關鍵問題。只有規范性的制度問題解決了，人才、技術、資源等問題才能迎刃而解，競爭優勢和創新優勢才會體現出來。

　　2.“市場化的道路仍然很長”

　　市場化不是簡簡單單給人們自由，將價格放開，它需要建立一系列與之匹配的各種經濟制度作為支撐。

　　《21世紀》：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該像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盡快工業化；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人口太多，資源很難支持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高消費國家，因此，應該采取節約型社會發展模式。在您看來，中國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呢？

　　田國強：選擇哪種道路不是人為設定的，取決于經濟制度環境和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我比較傾向于第一種。我認為節約型社會不可能是現代化社會。只要中國采取一種全球化、市場化的發展路徑，就不會存在資源短缺的情況，除非某種資源在全球范圍內也是短缺的。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之所以取得這么大的成就，除了堅持改革，還要歸功于持續的開放。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現在是越來越開放的，采取節約式的、農民式的發展模式是沒有出路的。

　　但是，中國是不是要像發達國家一樣，立即大力發展工業，迅速進入工業社會呢？也不是。例如，美國是一個工業社會，但同時農業也最發達，農產品出口產值也最多。重要的是給人們更多經濟上自由選擇和競爭的權利。中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實施早期是很有優勢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也是最佳的制度安排。但對30年后的今天和以后而言，就不一定是最優的制度安排了，因為農業是典型的規模經濟，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要被解放出來推動工業化、城市化。經濟環境從短期來說是給定的，不會發生大的變化，但是從長期來說，則是不斷演進的，處于變化之中的。因而，當社會制度環境、經濟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與之配套的過渡性制度安排也必須作出適應性變革。

　　《21世紀》：您在文章里反復提到“非規范性”制度環境的概念，您認為“非規范性”市場秩序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特點。有人認為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您的“非規范性”市場秩序可以解釋這種失衡嗎？

　　田國強：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不是主要依賴大量出口和投資，這很難判斷。中國經濟是一種非規范的、還不是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完全競爭市場機制，正處在轉型階段。在早期內需很弱的情況下，中國積極拓展外需，依靠勞動力便宜這個比較優勢，大量出口，但很難說是過量出口。

　　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這或許是最佳的制度安排，時過境遷后，可能就不是最佳了。所以我覺得大量依賴出口或者投資，適應了當時直至現在這種不規范的經濟制度環境。隨著經濟發展、制度完善，出口比重將會逐步減少，本國內需將會不斷增加。當然，如果出口過多，政府可以通過調整出口退稅、匯率來抑制出口的過快增長。所以，出現這種失衡并不一定是“非規范市場”的毛病，也可能是某些政策所致。

　　《21世紀》：“非規范性”市場何時才能結束？最終會演變成一種什么樣的經濟形態？

　　田國強：中國的“非規范性”市場經濟會長期存在。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中國制度轉型的三個階段，就是從經濟自由化到市場化再到民營化。實際上最漫長的階段就是市場化，市場化不是簡簡單單給人們自由，將價格放開，它需要建立一系列與之匹配的各種經濟制度作為支撐，如法制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還有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各種其他相關制度。

　　至于“非規范性”市場何時結束，我覺得中國盡管已經走過了30年改革，但市場化的道路仍然很長，很可能還需要三十年、五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所以說，經濟制度轉型是一個漸進式的發展過程，最后演變成什么具體的經濟體制目前還很難預料，但大致與規范的現代市場制度不會相差太遠。

　　3.“中國出口并不過量”

　　今后幾年中國的GDP增長會保持在9%以上，至少三年內不會明顯慢下來，除非出現嚴重的天災等極端狀況。

　　《21世紀》：漸進式轉型已成為國際上公認的經濟轉軌模式之一，中國30年來也是采取了這樣的發展模式，您怎么看待這種模式？

　　田國強：我認為，所謂漸進式模式，就是根據當時當地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環境，制定出適應性制度安排的發展模式。根據這個定義，轉型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就像我前面所說，制度環境在短期是給定的參數，在短期內很難改變。但從長期來看，由于各種原因，包括制度安排的改變帶來制度環境發生變化。這樣，漸進式改革模式就體現出一種漸進性和長期性，因而不應發生極其快速的改變。

　　并不是說漸進轉型就一定成功，而是漸進式更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但不一定成功。就像采用市場經濟制度，有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由于有不成功的例子，于是有人懷疑實現市場經濟制度的可行性。這是人們沒有區分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差別所導致的。我們能夠找到不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卻能讓國家長久富裕的例子嗎？不能！其實，市場經濟制度安排只是一個國家富強的必要條件，但它不是充分條件。漸進式改革也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判斷一種模式能否成功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個有沒有可操作性，第二個采用這種模式的代價大不大。

　　《21世紀》：近年來中國正在改變經濟發展思路，比如已經不再單純地看重經濟發展速度，而是注重綜合影響，但也有人擔心這會拖慢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田國強：我認為不一定。在經濟起飛階段和向成熟推進階段，強調效率優先是正確的。只有注重了效率，才能為建立公平的社會創造物質基礎。一個均貧的社會不是一個好的社會。但是，在講經濟效率的同時，我們不能不談公正和機會平等，不能單純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環保問題，不能不考慮收入差別過大問題。社會穩定是一個先決條件，否則就會破壞經濟的良性發展。現代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保證一個公平競爭的起點，通過市場運作，可以實現既有效率也有公平的社會目標。

　　我曾經在《經濟研究》上發了一篇關于幸福經濟學的文章，探討為什么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的幸福感卻沒有相應提高。從現代幸福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因為如果只是單純考慮經濟發展、GDP的增長，而不考慮收入差別過大，非物質方面的追求，將會使人們的幸福感普遍下降。GDP主要是測量物質方面的消費，而沒有考慮非物質方面的消費。不僅是中國，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拿出一部分資源，追求更多的非物質生活，如改善人們的健康，讓人們有更多的休閑時間，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進行更多的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

　　《21世紀》：有人認為目前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需要控制出口增速，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的局面，但這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乏力？

　　田國強：中國現在的出口并不過量，我不希望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一個次優的選擇。由于國內企業實力太弱，給他們一點優惠政策是可以的，但是當國內企業逐步成熟后，就不應該再繼續保護，所以，國家可以從減免或取消出口退稅等方面加大調整力度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并不是說出口就不是好的事情，而是應該在國際貿易中營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21世紀》：也不會導致經濟增長乏力？

　　田國強：不會。宏觀經濟的總供給和總需求依然處于兩旺的局面。即使出口導向型經濟時代過去了，中國的產品還是有很強競爭力的。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富余勞動力群體，盡管部分地區和行業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的現象，但由于工資基數低以及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中國仍然具有勞動力價格方面的比較競爭優勢；中國擁有巨額的居民儲蓄和外匯儲備，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和日趨完善，資本的利用效率將得到大大提升。與此同時，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增大以及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下，外資正源源不斷地涌入內地，中國的資本充裕度前所未有；隨著貿易越來越自由化，并且有充分的資金作為后盾，原材料和自然資源的外部獲取渠道暢通，也不會造成生產瓶頸。

　　今后幾年中國的GDP增長會保持在9%以上，至少三年內不會明顯慢下來，除非出現嚴重的天災等極端狀況。

　　《21世紀》：中國現在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還不到40%，而其他幾個較大經濟體的消費支出大多占GDP的65%左右。中國政府近年來一直在努力啟動內需，您對此怎么看？

　　田國強：我認為現在啟動內需的必要性不大。事實上，中國的內需已經非常旺盛了。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為了拉動內需，政府大建高速公路等項目擴大投資規模；另一方面，鼓勵房地產業發展，地產市場火爆，促成了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現在老百姓又開始旅游消費，大家還是愿意花錢的，不能說沒有啟動內需。但也沒有必要把40%的儲蓄率降到20%、30%的水平。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些發達國家的老百姓對將來沒有什么顧慮，因為它們有健全的養老保險制度和安定的社會環境。與之相比，我覺得在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非規范”或者說不完善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高儲蓄選擇是一種理想和正確的選擇。

　　事實上，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保障的日益完善，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傾向已經開始出現松動，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正在不斷升級，恩格爾系數逐年下降，教育、住房、汽車成為中國居民新時期的消費大件，消費結構升級將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一直以來，中國維持著40%以上的高儲蓄率，資金供給充裕，加上我國城市化、工業化的長期性，決定了中國高投資需求的長期存在；雖然面臨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中國產品價格還會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在國際市場上保持競爭優勢；去年，中國財政收入超過3.9萬億元，支出超過4萬億元，但是教育、醫療衛生、最低生活補助和

養老金等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將隨之發生變化，在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的投資將越來越旺盛。

　　(文章歡迎讀者來信交流，郵箱guchongqi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