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

　　中國銀行業的開放與銀行法人治理

　　時間：2007年9月14日

　　地點：中央財經大學主教報告廳

　　張禮卿：尊敬的芮捷銳大使、尊敬的基爾·帕瑪女士、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下午好！9月的北京通常是秋高氣爽，陽光燦爛，但是今天非常少見地下起了毛毛細雨，不過這同樣給我們很舒適的感覺。在這樣非常舒適宜人的季節里，我們懷著美好的心情舉辦第一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首先請允許我代表本次論壇的主辦方——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和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對參加演講的嘉賓表示歡迎和感謝！

　　大家知道，上周在澳大利亞舉行的高峰會議上，21個國家元首和經濟首腦相聚在一起，對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金融、環境和氣候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交流。借助這個機會，我們在這里創辦亞太經濟金融論壇——這樣既具國際性又是民間的學術交流平臺，希望通過這個平臺定期匯集各國專家和學者對本地區經濟與金融熱點問題的討論。自從加入WTO以來，中國銀行業的開放步伐明顯加快，引起了全球的關注。在剛剛結束的過渡期內，中國銀行業為了更好地應對入世后面臨的種種挑戰，已經通過股份制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和公開上市等渠道，明顯改善了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結構。回顧開放和改革的歷程，特別是公司治理變革歷程，深入研究現狀和存在的問題，為今后進一步穩健開放提供對策和建議，就是這次論壇的宗旨。

　　今天我們邀請到在主席臺上就座的、四位非常重要的嘉賓，在這里請允許我將他們引薦給大家。他們是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銳，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女士，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教授，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院長基爾.帕瑪教授。在座還有一位就是我的搭檔譚安杰教授。在簡短的開幕儀式上，請允許我邀請主辦方的兩位領導向大家致詞。首先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教授致詞！

　　王廣謙：尊敬的基爾·帕瑪教授、尊敬的吳行長，尊敬的各位來賓，下午好！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來自海內外的數十專家學者蒞臨我校，參加這次論壇，并就中國銀行業開放與銀行法人治理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我代表中央財經大學全體師生對各位表示熱烈的歡迎和感謝。

　　對海外嘉賓介紹下中央財經大學的情況。中央財經大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目前是教育部直屬的國家211重點高校，是國家優勢學科創始平臺的五所高校之一，也是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留學生項目的46所高校之一，還是承擔中國政府為發展中國家培養專家任務的主要高校之一。在剛剛結束的國家重點學科考核中，包括金融學、財政學、國民經濟學在內的應用經濟學被確定為國家重點學科，管理學中的會計學被評為重點學科。目前學校有39個本科專業， 42個碩士專業，4個碩士學位專業，17個博士生專業。六天前，中央財經大學沙河新校區正式奠基。作為國內最早的財經金融人才培養院校之一，58年來中央財經大學為社會培養6萬多名財經管理高級人才。在中央財經大學的發展過程中，始終得到很多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我衷心希望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各位專家一如既往地給予更大的支持和幫助，和我們學校建立更加密切和廣泛的學術聯系。

　　本次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由我們學校和蒙納士大學共同舉辦。這次論壇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臺，希望我們能夠利用好這個機會，通過交流不斷地提高學術水平，為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做出貢獻。

　　最后預祝大會論壇圓滿成功，祝各位來賓身體健康、幸福快樂！謝謝大家！

　　張禮卿：非常感謝王校長熱情洋溢的致詞。我應該稍微多介紹一兩句，除了官方頭銜以外，王校長還是很出色的著名貨幣金融學家，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校長。接下來請允許我邀請蒙納士大學商學院院長基爾·帕瑪教授，她的專業是勞動經濟學。她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經濟學家，而且還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人力資源方面的專家。現在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帕瑪教授！

　　基爾·帕瑪：我很高興代表蒙納士大學來致詞。澳大利亞從中國經濟發展中受益匪淺，蒙納士大學同樣也受益匪淺。蒙納士大學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大學，其中商學院是最大的學院，甚至在南太平洋地區都是最大的學院。我們學院歷史悠久，有很多學科，如金融學系，銀行系，管理和會計系，營銷管理學等等。我們的學生很多，有15000多名，其中很多人都對中國的發展很感興趣。蒙納士大學從國際教育中受益良多，有很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參加我們的培訓和教育，我們感到很榮幸。我們有一流的學生，其中有很多的中國留學生，我相信我們應該和中國建立起良好的聯系。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有很多的研究人員，有很強的研究能力。金融、銀行等學科，無疑是發展迅速的學科，這一點對我們的研究非常重要。基于這些原因，我們商學院很榮幸與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建立起良好的平臺來研究許多問題，尤其是一些經濟問題。很感謝大家，希望你們經常來我們的論壇，謝謝！

　　張禮卿：謝謝基爾·帕瑪院長的精彩發言！通過帕瑪教授的致詞，我們更好地了解到蒙納士大學的情況，她是一所非常優秀和著名的院校，能夠和他們合作，我們感到很榮幸。雙方的領導，中方是王廣謙校長、澳方是基爾·帕瑪教授，都非常重視這次論壇，在論壇的準備過程給予了大力支持，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對他們表示感謝！

　　第一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開幕式到此結束。

　　下面我們進入論壇的第一階段——演講階段。讓我們首先以熱烈的掌聲請王校長和基爾·帕瑪教授回臺下就座！接下來的演講階段由蒙納士大學商學院譚安杰教授主持，他的專業主要是貨幣銀行和公司治理，現在我把主持任務交給譚教授！

　　譚安杰：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這樣兩位嘉賓給我們演講。首先讓我先介紹吳曉靈女士，中國的朋友都非常了解她，吳女士對西方媒體也比較了解，她已經在金融領域工作了很多年，對中國金融改革也做出了很多貢獻。她在金融數據和金融發展方面，尤其是在貨幣領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她作為我們的主題演講人之一。接下來介紹下駐華大使芮捷銳先生，他是長期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者。從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他一直在中國進行研究，知識非常豐富，對中國銀行業也非常了解。下面有請芮捷銳先生！

　　芮捷銳：非常榮幸今天下午在這里演講！尤其是在這么多中國年輕學者面前進行演講。當我看到你們的時候，我想到幾年以后你們將會完成你們的學業，開始新的事業，你們將會對中國未來塑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和你們的同事，將會為世界未來做出很大的貢獻。也許我們之間存在一些年齡的差異和代溝，但是你們所做的事情對我以后的保險各方面有很大貢獻，希望你們做得更好一些。我很榮幸參加第一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

　　上個月APEC會議剛好結束，這里就開了一個論壇，速度非常快。我們當時去了澳大利亞的悉尼等城市，胡錦濤主席在澳大利亞受到熱情的接待。我們進行了很多討論，包括能源、石油天然氣、礦產資源等等。中國的訪問小組在澳大利亞受到熱烈的歡迎和款待，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合作領域，而不僅僅是資源和能源方面的合作，我想雙邊關系會得到更大的發展。后來我從澳大利亞回來，上周三晚上剛剛返回中國，參加了中國銀行業方面的會議。澳大利亞的一家銀行在杭州舉辦了一個會議，杭州的副市長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討論了澳大利亞金融機構能夠對中國浙江省發展做出什么樣的貢獻。今天討論的主題是中國銀行業開放與銀行法人治理，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話題。我想講兩個方面：一是澳大利亞在金融改革、銀行改革方面的經驗，對中國也許會有所啟示；二是澳大利亞和中國銀行業的合作，以及雙邊自由貿易方面的合作。

　　首先我介紹下澳大利亞銀行改革的經驗。澳大利亞進行了非常積極的銀行改革，而且涉及面非常廣，包括基礎設施投資、管理和經濟效率的改革等等。我們的經驗是有一個藍圖在里邊，某些方面可能也適合于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目的是提高銀行業政策制訂和管理的效率，我們在1994年放棄了美元。上次我在杭州參加會議時，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各個銀行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在九十年代，我們致力于對市場效率、外匯儲備及其安全性方面的改革，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我們也對銀行業進行開放，1995年以前，澳大利亞的銀行業改革力度還不是很大，管制還比較多，到1995年以后，這些管制都放松了。

　　第二點，與中國銀行的合作。在九十年代早期，外國銀行兼并澳大利亞銀行的限制被取消，目前54個澳大利亞銀行聯盟的占40個，都有外資銀行的參與。現在澳大利亞銀行業有大幅的增長，2000年的增長比1994年更快。我們有創新型的經濟模型，很有意思的是，昨天在杭州的會議上，中國銀行業的合作伙伴對此很感興趣。我們知道，外資銀行不是為主宰我們而進入市場。近年來，很多國家的銀行都對外資銀行非常的開放。澳大利亞的銀行業改革，不僅沒有削弱澳大利亞銀行的競爭能力，反而增強了澳大利亞銀行的競爭力。很明顯的一點是，目前的改革使澳大利亞能夠更好地應對銀行業的開放，這有助于金融穩定。我認為正確的監管政策，尤其是關于外資競爭的監管政策，對銀行業的發展非常重要。自由貿易區(FTA)這樣的組織，對中國銀行業的自由化可以起到平穩促進的作用。2006年澳大利亞銀行已成為高質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銀行。中國可以從澳大利亞的銀行業改革中受益，這會增強中國銀行的競爭力，而不會對中國銀行業構成威脅。

　　我一直都在參與中國銀行的發展，澳大利亞銀行對中國進行了很多信托投資。比如我剛才提到的杭州澳大利亞銀行，山東濟南、天津、上海都有澳大利亞銀行。他們的合作方式是長期性的，無論是從技術管理還是消費產品等方面，都有一個長期的轉變。這可以幫助中國銀行進行遠期規劃，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有很大的幫助。

　　面對金融自由化浪潮，我們對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政策的發展是有益的。我很高興看到蒙納士大學和中央財經大學的合作，我希望你們將來合作得非常成功，所有人都取得成功，謝謝！

　　譚安杰：下面我們邀請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女士為我們演講！

　　吳曉靈：謝謝主持先生給我講話的機會，非常高興能和大家共同討論銀行業治理結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我已經做過幾次演講，所以我也認為很難找到比較好或者比較新穎的觀點。根據當前的宏觀調控形勢，我看到了銀行在宏觀調控中的一些做法，對宏觀調控來說并不是特別有益。中國的商業銀行經過股份制改革，利潤動機增強，但是作為一個有特殊社會責任的金融機構還稍欠缺一些，所以我想談談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

　　我選擇了這樣的題目：樹立社會責任意識，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一、遵從中央銀行的道德勸說，是商業銀行的首要責任

　　第一，貨幣供應不是金融市場穩定的唯一因素，但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貨幣供應量的多少會影響金融資產的變現能力，從而是社會需求的重要標志之一。無論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有什么變化，貨幣供應量始終是中央銀行關注的重要變量。我認為不管有什么樣的爭論，中國目前的情況，也不具備把貨幣市場利率作為單一調控目標的條件，因而在現實情況下，在中國金融市場中，貨幣供應量還是宏觀調控的重要變量之一。

　　第二，在融通資金過程當中，創造信用貨幣始終是銀行區別于其他金融機構的基本特征，這個問題也有爭論。我看了一下現在貨幣銀行學的教科書，商業銀行比較多的強調風險管理職能。但是我認為，到現在為止，創造信用貨幣仍然是商業銀行最重要的功能。有人提出，現在貨幣界限非常模糊，有很多金融資產具備貨幣功能，這是大家要放棄貨幣供應量的理由。但我認為貨幣和金融資產之間有區別，任何金融工具最終都要以貨幣計價。大家認為能夠取代存款貨幣的很重要的金融資產就是貨幣市場資金份額。但我認為無論資金份額怎樣變化，怎樣保持，它只有最終變現之后，才能夠用于支付，因而不可能成為貨幣替代品。盡管銀行在風險管理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銀行業區分于其他金融機構重要本質特征還是創造金融貨幣。風險管理只是銀行的經營方式，而不是它的本質特征。作為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區別，它變成了客戶債務的負債人，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只是做一個中介服務，不改變債權債務關系。

　　第三，信用貨幣創造有很強的外部性，因而必須對商業銀行進行審慎監管，中央銀行必須對資產運用進行調控，因為商業銀行創造貨幣，是通過資產運用來創造。自覺保持穩健經營，配合央行宏觀調控是商業銀行的首要責任。社會是對立的統一，是利益相關的整體。

　　二、在中央銀行被動吐出基礎貨幣形勢下，遵從央行的道義勸說尤顯重要。

　　外匯儲備大量增長是來源于國際收支雙順差。大家可以看這一張圖，土黃色是外匯儲備增長額，淡黃色是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差額，大家可以看到外匯儲備大量增長是來源于國際收支雙順差，經濟結構原因其他文章當中有很多論述，我在這里不講了。

　　對沖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是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正因為中央銀行被動地吸收了很多外匯儲備，吐出了基礎貨幣，因而就造成了大量的流動性過剩。為了使貨幣創造能夠在一定范圍之內，中央銀行對沖多余流動性。

　　大家可以看這是外匯儲備增量，桔紅色的，藍色的是因為我們要保持適當貨幣調控，中央銀行所有措施，都要對沖掉多出去的一塊。有人說中央銀行屢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屢次發行央行票據，認為中央銀行調控措施效用不大，我可以跟大家說，如果沒有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的操作，如果沒有中央銀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多出去的部分不可能收回來的，所以說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受各種條件的制約，央行流動性管理很難非常準確。大家可以看這是商業銀行超額儲備曲線圖。商業銀行超額儲備率是銀行體系流動性的表現。從2002年7%一直下降到了現在的3%左右。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起到很大作用，中間有一些個別波動，由于在春節前后有一些流動性過多，為了保持公眾提取現金。中央銀行收回流動性的時候，會受到方方面面的影響，不取決于一個部門決策。這種情況下，難免有的時候銀行流動性偏多。在流動性偏多的時候，我們商業銀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還是應該在這時候，也要對自己行為進行約束，遵從中央銀行道義勸說？我認為應該遵從中央銀行的道義勸說。應該說從2003年以來，中央銀行每個季度都要對商業銀行進行窗口指導。但是我們認為隨著現在中央銀行不監管商業銀行以后，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財務影響是中性的。大家可能不承認這一點，法定存款準備金在中國是付息的，這個利率是覆蓋了銀行存款成本，從這點來說，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不像國外的征稅行為。央票發行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保證了不會出現虧損。在基礎貨幣過多吐出情況下，我們要把過多的基礎貨幣收回來，它所產生利潤是對經濟有害的，這塊利潤不應該是商業銀行追逐的，這是一個中性的財務操作。

　　商業銀行約束自己的信貸擴張行為，符合自己創造穩定經濟環境的長遠利益。大家都知道如果經濟發生了波動之后，借款者償債能力發生影響，最終受到損害是商業銀行自己。我們國家現在正處于間接金融要縮小份額、直接金融要擴大份額的轉變時期，商業銀行會面臨著諸多競爭。盡管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還保持比較大利息差額，保持一定盈利能力。商業銀行不應該在這時候去過渡依賴過大息差，通過貸款來追逐過高的利潤，而應該利用中央銀行保持了比較大息差的機會，保持自己盈利能力的時候，積極拓展多種經營方式，這有利于商業銀行今后長遠的發展。要充分利用存貸息差較大時機，開辟多渠道獲利局面，這樣才符合銀行應對直接融資擴大的趨勢。

　　三、銀行董事會要在宏觀約束條件下謀求股東的長遠利益

　　銀行董事會要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上，發揮主導作用。今天我們講的是銀行治理結構問題。我們認為作為一個企業，董事會是它的核心，董事會確定一個企業經營方向和戰略部署。董事會它應該意識到作為一個企業，它有社會責任，作為一個創造信用貨幣的特殊企業，它的行為會對全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更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我們的董事會不應該樹立一個不顧宏觀環境，追求自己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銀行為了配合宏觀調控，利潤有所增長，但是增長幅度不像極限值那么大，也可能會引起股價暫時波動，但是一個有戰略眼光的董事會，應該看長遠穩定的發展，不應該為短期股價波動來影響銀行戰略決策。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表上是各家上市銀行利潤增長情況，應該說這幾年我們國家上市銀行的利潤都以百分之幾十的速度在增長，這種狀況是難以持續下去的。因此，我們銀行要保持適度增長力度，利用利潤增長比較好的時機，調整好結構，這有利于銀行的長遠發展。利潤來源的多元化，應該是銀行自身的戰略要求。

　　對利潤來源的多元化是銀行自身利益的要求。大家看一下這是2002年到2006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結構變化圖，2006年是紫紅色，2002年是藍紫色，應該說在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當中，有價證券及投資在增長，法定存款準備金在下降，法定存款準備金的提高，也是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結果。商業銀行利潤結構當中，還是以存貸息差為主，這種結構是不利的。我想應該使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也發生比較大的變化，不要過多依賴貸款，不要過多依靠存貸利息差。

　　按社會需求生產，全年均衡放貸，做好信貸配給，提高服務水平是經濟平穩發展的保證，也是銀行穩步發展的基礎。銀行貸款行為來自股東利潤壓力，董事會應該對利潤追求有一個客觀的評估。我剛才已經講過了，除了總量上減少貸款利潤來源，增加中間業務來源，除了這個以外對于有限的貸款，也應該均衡放款。中央銀行跟商業銀行提出好幾年，中央銀行是年初多放，年末少放。他們的理論是早放款早收益，這個理論不成立。按年度考核的時候，可以說年初多放年末少放。但是作為一個循環往復貸款來說，今年6月份放的款，用一年同樣給的是一樣的利息。商業銀行不顧企業經營需求，由于商業銀行對自身利益追求，不顧企業四季均衡生產的要求，這也是違背社會責任的。企業、客戶是銀行的上帝，如果你不顧上帝的需求，一味追求自己的利潤不可能創造雙贏局面，因而為了自己的利益，商業銀行應該做到均衡放款。

　　即使是有差別，我們銀行業應該考慮到生產的均衡性，不要因為自己利潤追求而傷害了客戶更大的利益。也可能我的這句話在這兒不太合適宜，人家說股份制改造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股東理性追求。我們不要忘了，我們同在一個藍天下，所有行為主體彼此之間都是利益相關者，只有尊重他人的利益，才能使自己的利益獲得更大的發揮，我想這應該是我們創造信用貨幣的商業銀行應該看到的問題，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譚安杰：謝謝吳行長給我們做了權威性的演講。下面大家可以提問。

　　提問：我想問一下吳行長，銀行作為特殊的金融機構，如何把盈利目標和社會責任結合在一起，這里面有悖論，能不能向我們簡單陳述一下。

　　吳曉靈：我一直提倡小額貸款，小額貸款發放不是施舍。我們主張小額信貸是利率覆蓋風險，利率既要覆蓋成本還要覆蓋風險，因而對于需要小額信貸的借款者來說，能夠借到錢，比利率高低更重要，因而不存在為小額信貸客戶放款和銀行利潤追逐之間的矛盾，這里面沒有道德悖論。

　　我剛才講的是商業銀行在信貸規模控制上，我們也不是說讓商業銀行信貸不要增長，而是希望商業銀行信貸增長能夠適度。我為什么要今天講這個問題，又到了第四季度，現在前三季度商業銀行把信貸擴張很多，第四季度又面臨著沒有錢，但是從中央銀行指導信貸來說它沒有了，從資金本身來說很可能有，它就兩難了，要追逐利潤還要放款，再放款大家可以看，現在全世界信貸過剩和中國面臨的問題，商業銀行在保持貸款適度增長情況下追逐利潤，這對貸款者來說，應該是不能做虧本買賣。作為控制信貸規模總量來說，不是做虧本買賣問題，而是多掙和少掙的問題。

　　提問：第一個問題，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銀行需要給商業銀行付利息，央行自己可能會虧損，央行怎么解決自身的虧損問題。第二個問題，現在市場上流動性過剩，加息是否能夠有效緩解流動性？加息會帶來境外資金涌入數量的增加，同時，現在很多人按揭貸款買房，會不會若干年以后，由于央行不斷加息，中國也出現類似于美國次級債危機的事件？

　　吳曉靈：我想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付息，中央銀行會有成本，但我們的外匯儲備是有盈利的，到目前為止中央銀行是有利潤的。但是中央銀行的首要責任是完成宏觀調控，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的時候，不計自身盈虧。

　　中央銀行會考慮國內經濟情況保持適度的利差水平，我剛才講的流動性有兩個層次，一個是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貸款利率對銀行體系流動性作用不大，主要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央行票據，當然利率也有一定作用，作用是影響商業銀行放款利潤。利率對社會需求有影響，利息提高以后，會對貸款需求產生一定影響。從這個角度上影響商業銀行貸款能力，影響最大的是對社會需求的抑制。人民銀行會綜合考慮抑制國內投資，對信貸過高的要求，和國際上對于中國人民幣升值預期，還有中國資產價格上升空間的預期，這兩個預期所導致外資流入，這些我們都要考慮。人民銀行目前處于兩難之中，對內為了抑制經濟過熱，我們要升息，對外升息太大，會不會引來更多投資，這就需要藝術！

　　譚安杰：我向兩位提出一個簡單問題，剛才吳行長提到利潤作為最大化目標，芮捷銳先生也提到澳大利亞銀行改革，澳大利亞國有銀行變成私有銀行之后，還有社會責任的問題，我問一下吳行長，有沒有很好的標準來做這個社會責任？

　　吳曉靈：我想這個問題是中國特殊的問題。如果中央銀行是主動吐出貨幣，貸款要想上去，中央銀行不提供基礎貨幣想上都上不去，這時候主動權在中央銀行手里。但是現在我們是被動吐出基礎貨幣，為了維護貨幣穩定，中央銀行必須吃進外匯，這種情況下我先把錢灑出去了，要把灑出去的錢收回來，中央銀行處于被動地位。怎樣來考量，每一年中央銀行都有信貸規模預期目標，我想各家商業銀行應該按照預期目標來制訂，看看中央銀行所需要總量是多少，在這當中找一個自己的平衡點。我為什么這次還要提這個問題，有時候中央銀行定出來的控制目標，都是商業銀行董事會年初做的目標，到后來都不遵守，他們要再一次突破。我們從98年之后沒有下過指令性計劃，我們尊重商業銀行的經營計劃，希望商業銀行也能夠遵循宏觀指導，在宏觀指導的大框架下，找一個自己合適的位置。也可能這個要求提得有點難，但是在中國特殊環境下，大家要同舟共濟。我在商業銀行窗口指導會議上經常說到，覆巢之下無完卵，如果中國經濟不好了，任何商業銀行都會受到損害，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來維護中國平穩的經濟環境和金融環境。

　　芮捷銳：我不是社會責任方面的專家，但我認為澳大利亞與中國存在區別。在澳大利亞，銀行社會責任很重要的一點是，董事會要對持股人負責。很明顯中央銀行會對他們進行約束，來保證銀行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我們并不指望政府給我們規定哪些是正常合適的行為，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我們有銀行法人治理協會。我們董事會非常敏感，因為持股人希望董事會對社會擔負起責任。董事會不僅要考慮金融機構的利潤和持股人的經濟利益，還要考慮持股人的社會責任。我們必須承擔持股人的社會責任，這要有一個良好的法人治理結構。

　　譚安杰：現在時間到了，我們第一階段的討論非常有意義，再次感謝我們的兩位演講人，謝謝！

　　張禮卿：剛才第一節我們欣賞到兩位嘉賓的精彩演講。我相信接下來的一節里面，同樣會有很多精彩的見解。首先請允許我簡單介紹下在座的各位專家。第一位是韋杰夫，他曾經是深圳發展銀行的行長，是我們國家第一位海外西方人在中國當上行長的明星人物。第二位是黃益平博士，他是花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大家可以在財經評論上經常看到他的高論。第三位是蕭耿教授，他原來是香港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現在是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人員。第四位是楊再平副主任，他是中國銀監會研究局的副局長，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經常在很多場合進行演講，對銀行監管非常熟悉。第五位是王松奇教授，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長，他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金融專家。旁邊是康迪夫，他是銀行業界非常資深的人士。第六位是北京銀行副行長趙瑞安先生，他曾經在國家開發銀行擔任過資金局的處長，現在是北京銀行負責金融市場監管的副行長。第七位是基爾·帕瑪教授，我身邊是陳興動先生，他是巴黎百富勤駐中國的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經常在財經媒體上發表高見。今天可以說是群英薈萃。我們有兩大主題，銀行業開放和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剛才吳行長談了很多法人治理結構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問題，相信這個問題會在專家們中間引起興趣，我非常希望各位專家就銀行業開放問題發表一些高論。由于王松奇教授一會兒要趕飛機，首先請他發言！

　　王松奇：非常感謝張禮卿教授讓我第一個發言。關于銀行業開放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兩年前，周小川行長在一次討論會上提出，中國銀行業為什么要開放，為什么要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中國銀行缺不缺錢，當然也缺。我們需要一個制度化的機制，也需要境外戰略投資者來補充長久性營運資本，但是這并不是開放的主要目的。中國錢很多，儲蓄很多，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開放的更重要目的，就是把開放和改善銀行業的公司治理結合起來。

　　我可以給大家講一個經典故事，這是一次開會時謝平講的故事。中國銀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銀行是什么人研究？有一個行務會要研究，有董事會研究，還有一個黨委會要研究，而且很多重要的事是黨委會上要先研究。所以蘇格蘭皇家銀行派出董事，他們提意見，黨委會提出銀行問題為什么不讓我參加，我們中行的人說你不是中國共產黨員，那個人說我回到英國要求入英國共產黨，可不可以？這說明開放和公司治理這兩個是有緊密關系的。大家知道我們開放從五年前加入WTO，從履行承諾落實雙邊和多邊協議來說，這個進展超過原來協定。但是，從實際進程看，外資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認為中國銀行業開放進程還不夠快，他們希望我們在市場開放和金融機構股權入股比例上限上能夠進一步放開。我是廣發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挑選委員會委員，當時請了四名，有一個北大金融教授，我說你叫什么名字？你教金融我怎么不認識你，他說你別問了，我是安全部的。在進行那一輪挑選的時候，我們碰到的問題是，國內對中國銀行業開放速度和開放進程提出很多質疑，有幾篇代表性文章，大家可能看過，其中一篇是陸德明寫的關于銀行業開放的不利影響，有中國經濟面臨殖民化危險，還有過快過早開放導致中國財務滾滾外流，還有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未必能真正改善中國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這個文章通過一些內部渠道送到中央領導桌子上，這個意見非常有代表性，可能是經濟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表現。從中國經濟進程來說，怎么樣融入全球化，就是開放市場開放機構股權，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意義，我們現在缺的是在開放上做的進度，據我看還不夠理想。保守已經不單純是經濟上的含義，它也有政治上的意義。中國任何政策出臺，包括中央文件起草過程，都是幾千人不斷征求意見過程，那是政治協調過程。所以只能這樣做，這樣做是最現實最科學的選擇，但是這樣做會出現什么問題，這其中有什么問題需要研究，一個國家對金融機構在股權上，如果上限繼續放開，會不會影響安全。

　　大家知道兩三年前，郎咸平發表一篇文章，他對97個國家，596家銀行做過一個調查，最后得出結論，公司治理改善以及銀行業績與治理結構無關。郎咸平非常有影響，但是他在開放問題上，在所有制產權問題上，他的保守程度讓我非常吃驚。從現在公司治理來看，中國銀行業無非是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是政府控制，這肯定公司治理不太好。第二是內部人控制；第三，股權結構大體合理，公司治理相對規范，比如民生銀行；第四種是通過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已經在逐漸走向正規，而且較好地處理了黨委會的問題，像交通銀行公司治理獲獎，還受到表揚了。黨委會和外方股東董事會、監事會關系處理好，中國公司治理無外乎四種情況，怎么改？現在我個人覺得，所有這些問題都不重要。從1997年以來中國銀行業被認為是蘊含最大金融風險，我們隨時有受到金融危機傳染的可能。通過這十年我個人認為，那個時代已經過去，那個主要矛盾已經解決。去年我就提了意見，最重要的形勢判斷，金融業的主要問題不是系統性風險問題，是效率過低。我們流動性過剩，所有銀行基礎太差，資金運用渠道太窄，最終問題是現在銀行金融效率太低，怎么改？現在銀行本身有要解決的問題，比如引進戰略投資者。到分行走一走，公司治理結構并沒有在基層中表現出來，大家還是老樣子。我昨天和一個銀行行長在吃飯，還在聊這個問題，我說怎么解決？他說解決不了。幾十萬人一個銀行，改善什么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效益，減員增效，干部隊伍觀念扭不過來，產品服務多樣化很難控制。現在對于金融監管當局來說，給所有銀行提高效益，創造一個條件，我們要大步放開，在放松管制上想一些辦法，它和加強監管可以并行不悖。

　　怎么對現有金融體系進行改造？按照國際共同經驗，發展創業投資，鼓勵風險資本，建立多元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我們從金融、財政、稅收，建立一整套政策，鼓勵大家創業，鼓勵所有機構參與創新型國家，引導資源從銀行系統流向那些領域來服務。金融改革答案在哪里，實體金融結構在哪里，我們金融改革方向就在哪里。

　　黃益平：中國銀行業開放和治理結構，是一個長期研究的課題。我在十年前研究分析這個問題，現在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加入WTO滿五周年，現在中國銀行走向全面開放過程。銀行業真正開始發生所謂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可以想象當初討論銀行業開放的時候，大家經常聽說的一個說法，如果讓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可能會影響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其實沒有想到一個重要問題，銀行進入中國，其實有點類似于制造業到中國來投資，因為它是把廠家搬到中國來，它和我們一般想象短期資本流進流出有很大差別。中國金融市場穩定，也是外資銀行在中國最大利益所在，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現在回過頭來看，起碼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出現外資銀行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現象。我自己覺得以后也不會發生。因為他們也接受和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同樣的法律管制。

　　下一步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我想簡單說兩條。

　　第一，現在所發生的大量變化，大家擔心，如果今年年初開始所有外資銀行可以不分業務全面鋪開，會不會發生沖垮國內銀行業務狀況，從現在看起來沒有，為什么沒有？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盡管說是放開來，但是我們知道從事具體業務，在各個不同地方開分行，其實仍然需要監管當局發執照，給你開分行等等。這一過程在一定意義上，使得我們開放過程仍然是一個漸進過程，而不是一夜之間就敞開大門；第二方面是，外資銀行到中國來以后，畢竟是外來銀行。現在它的網絡產品也好，專業也好，其實是相對集中于一些領域，我們可以想象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大部分競爭主要是集中于高端業務：在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在盈利狀況比較好的企業群，甚至是收入比較高的個人，在這些領域開始出現明顯的競爭現象。就大部分銀行來說，仍然是比較緩慢的過程，道理非常簡單。外資銀行在中國銀行業資源有限，不可能全方面做投資，一步步投資，一開始只能集中在它認為相對比較有利，認為它有優勢的地方，這也是為什么企業盈利狀況比較好，個人財富比較好，對產品和服務要求，甚至對國際市場要求都比較高，這才能有一些優勢。如果我們看過去中歐東歐一些國家，一般大多數人發現競爭集中在這樣一些個別領域，什么時候會展開非常激烈的競爭，一般是等到外資企業逐步購買或者進入國內銀行的時候就會開始。在短期內中國放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主動權的可能性不太大，在短期內不太會發生。銀行業發生很大變化，過去五年的變化應該是有目共睹的，我自己對于銀行業的前景，也是謹慎的樂觀。我們看到過去三五年之內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管是引入海外投資者、上市、股權改造，還是引進風險控制機制等等，歸根到底，所有體制改變我們沒有改變，改變一代人行為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是把風險機制建立起來，所有做法就和其他國際上先進銀行都一樣。我們現在還需要謹慎，盡管我們看到過去一段時間，不良貸款比例不斷下降，銀行盈利狀況非常驚人。我覺得我們現在沒有面對最大的考驗，主要理由是過去幾年GDP增長超過10%、11%，有很多新的項目沒有完全結束。我們現在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說，在新發放的貸款里全部都是優良資產。等到有一天經濟開始走下坡路，經濟速度開始放緩，一定會出現新的壞帳。我們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所以的錢放出去都是高質量，都是完全符合標準的。銀行業開放是一個雙向過程，我們現在所看到很多外資銀行到中國來，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很多銀行會走出去，也許是比較遠的將來，也許是不遠的將來，我們中國銀行不僅會成為國際上的銀行，可能會成為國際上非常大規模的銀行，謝謝大家！

　　康迪夫：無論單位有什么目的，銀行也好，銀監會也好，每一家大的也好，小的也好，特別是上市以前，最好引進20%的戰略投資者。為什么要這樣的戰略？我了解到，中國銀行改革和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有很密切的關系。怎樣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體制，銀行業在體制里面起著非常關鍵的角色。有一句俗話叫“外來的和尚好念經”，我們要改革的時候，有時候有些改變，因為老體制不容易做，還不如請一個外企董事來推動一些改變。但是又有一個矛盾，也是一句俗話叫“葉公好龍”，老頭子一直想見龍，晚上夢著龍，白天希望見著龍，龍很感動，想去拜訪他，但是龍一到了，他看了就跑走了。要想引進外資來改變中國銀行，但是外資來了我就有了很多猶豫，外資會不會搶占市場份額，會不會讓國有銀行倒閉。今天吳行長說，她要用勸說方式影響銀行貸款增長率，怕的是如果搶占市場占有率，怕外資銀行他們不聽話，而且他們的確不會聽話的。你有一個明確監管制度，但光用勸說不一定聽你的。其實有這么一個矛盾存在。

　　最近很多分析師都很驚訝，目前工行市值比花旗銀行市值還要高。花旗基本上是全球性的銀行，各國都可以設任何一種機構，包括中國，現在中國也有百分之百擁有的分支機構，所以它的市場是非常多元化的。工行是中國市場的龍頭，但是它只有中國市場，它有辦法、有團隊、有技術，它具備這些條件，跨國到全球去跑。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看中國銀行的競爭力，不是看外資銀行進來會不會吃一部分中國市場，不是這個問題。問題是中國銀行什么時候可以走出去，到美國等其他地方跟那些銀行競爭，那才是真的達到了目標，有完全市場化的銀行體系。

　　肖耿：我非常同意康迪夫的說法，就像家長教孩子，自己教不好，就請老師教。讓外資銀行進來，能培養一批銀行業的精英。現在大家說外資銀行入股，錢被外國人賺去了。這一點要澄清，現在外資進入中國銀行的比重非常小，70%到80%，甚至90%的股份都是國家持有。工商銀行股票要漲，賺錢最多的是國家，不能說銀行開放都讓外國人占便宜了。

　　另外一點就是股權問題，剛才好幾位都談到，外資銀行不會聽你的話，如果監管規定要做他做，勸說沒有用。這一點跟中國國有銀行很不一樣，如果你勸他會聽，不聽銀行行長會換掉。國家如果持股超過50%，這個銀行聽國家。聽國家有什么不好？沒什么不好。有的國有銀行像國家開發銀行做得非常好，利潤比其他商業銀行都好，開發銀行國家管得更緊。最重要銀行的領導，銀行的團隊它要很好，真的是盡職。但是如果這個銀行領導不好，我們也出現過，腐敗的銀行行長很多。那你就有問題了。什么問題呢？如果這個銀行賺錢，那沒有問題，賺錢的時候大家分錢，分錢的時候很好分。我們以前承包制，問題在于什么？在經濟衰退的時候，當壞帳全部出現的時候，沒有一個銀行行長能夠承擔起責任。賺錢的時候他們都可以負責，我賺錢了，我可以給職工和國家交很多稅，賺錢的時候沒有問題。但是到了虧本的時候，問題就大了。沒有一個領導能夠承擔得起，當銀行壞帳出現問題的時候，數量是驚人的，是整個社會承擔這個責任。就因為這樣，我們需要在股權方面進行改革。如果沒有改革，股權最重要讓你承擔風險。現在中國股民賺了很多錢很高興，等到股票市場掉下來的時候，全部都是他們的損失。股票掉下來的時候是你們的責任，你持股票，股票掉下來你就自動吸收虧損。美國比較側重資本市場體制，最大的優勢是能夠經受得起風霜。美國股票一跌，所有股民就成為人民英雄，他們是烈士，他們犧牲他們的投資損失，給社會帶來穩定，股民自愿為社會穩定做出貢獻，我就談這些，謝謝！

　　楊再平：我想講一個觀點，開放與改革不是并列的關系，而是一個因果關系。為什么？開放不僅可以給我們帶來資金，而且能夠帶來管理技術，更重要能夠帶來好的治理結構。還有一點可能沒有注意到，開放依然帶來競爭壓力，開放不是為開放而開放，而是以開放為手段來促進改革，這是我們始終強調的一點。在開放狀態下，只有自身核心競爭力，各方面指標能夠合格情況下，才能生存。2003年我們提出要進行股份制改造，要引進戰略投資者，國際大銀行總資本金回報率0.6%，股本金回報率達到11%，還有不良資產比率5%以下，達到這些指標最關鍵的還是治理結構。我們當時提到十項要求，最核心的要求是要有規范的治理結構，要有董事會，要有監事會等等。同時我們當時提出一個開放政策，集中體現這樣的思想。長期持股、優化治理業務合作，體現這樣四個原則，持股三年以上，還要有金融的背景，最后不能超過兩家入股。這樣政策的思路，我們2003年提出這個思路，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已經有四大完成股份制改造。有一項指標是成本收益，為47%，應該說我們達到了形式目標。

　　下一步重要的是，怎么樣進一步通過開放促進改革，使得公司治理從形似到神似，這有三個環節。第一，功能到位，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他們職能要真正到位，這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委會和其他兩會的關系，這個問題之前沒有解決的。第二，董事，高管層，區域官僚化或者行政化，董事長是作為受托人，包括經營者管理層也是這樣，這個問題有待解決。要解決這個角色轉換，有四種機制，一個是市場化選人、用人機制，在這方面怎么樣行政化，這是我們要考慮的；二是股東收益和銀行掛鉤的薪酬機制；三是職責和權責分明的決策和執行機制；四是有效進度權利制衡機制。未來我們要進一步通過開放促進改革，我覺得四個機制只要做到前面兩個，職能到位和角色轉換就可以做到，我覺得關鍵是機制。

　　韋杰夫：我想從基金經理角度談談法人治理。我們從投資者那里拿到錢，中國基金行業剛剛起步，而美國的基金規模已經超過銀行資金規模。在全球分配資產方面，中國現在已經有很大起色。二十年前當我在悉尼基金市場工作的時候，當時還沒有聽說過法人治理這個概念。在去年銀行行業，有一天股票市場突然增長25%，引發了銀行業的轟動。我們金融改革步驟開始了，這個法人治理概念非常重要。如果做得不好，法人治理就很差。我認為法人治理對于銀行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我非常同意吳女士的觀點，要從股東利益長期增長出發，實際上我們股東的行為會影響到董事會的決策，必須要考慮到董事會的想法和需求。一個好的法人治理結構對管理層和股東都有利。在基金運作上，在亞洲和中國的基金管理上，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公司法人治理不好的話，尤其是他們的董事會不知道法人治理是什么概念，我們不會去投資。

　　第二點，在亞洲的日本以及在整個亞洲，我們通常喜歡什么樣的公司？我們喜歡的一些投資銀行，也有法人治理問題。我不應該告訴他們采用什么樣的政策，不喜歡公司戰略不應該投資公司，這是不對的。很多法人治理行為，反映兩個問題，很多亞洲公司包括中國公司，在他們財務報表上花了很多錢，我跟他們董事會進行合作，也有好多程序。如果在公司法人治理不好情況下進行投資，會給我們帶來損失。人們認為機構投資關系在發生變化。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教育董事會、管理層，這是我們的錢，你們有責任把我們的錢管理好。我告訴他們你們有責任代表我們的股東進行投資。

　　我們有兩個例子，不光是銀行的，有一個公司他們有很多的錢，首先業務開放不錯。這周我們剛投資一家公司，他們要發行股本，他們的股本占公司40%，我們就問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尤其是國外的股東，他們同時也是戰略投資伙伴，他們可以改善法人治理結構，還有一點是薪酬方面。我認為非執行董事的作用，也是我希望看到的一點。我們希望董事要參與進來，謝謝大家！

　　趙瑞安：下面我就會議主題談下我個人的三點看法。

　　一、銀行業為什么要引入境外投資者

　　第一點，引入外資是基于產權變革的需要。十年前中國銀行業確實存在很高的系統性風險。大家都是財經學院的大學生，產權制度是一項基礎性、根本性的制度，銀行業變革首先要從銀行產權上進行變革，如果不進行變革，別的變革可能很難實施，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金融創新。所以說引入外資是基于產權變革的需要。第二點，也是我個人的認識，一個企業的績效和效率受企業所有權結構決定。縱觀全球銀行業情況來看，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金融業一樣，四大國有銀行占金融資產的75%，占據貸款的75%，這是在引入外資之前。這樣一種產權結構，客觀上確實是這樣，銀行業效率不高。當然郎咸平的研究表明，銀行產權結果并不決定銀行效果，但是我個人認為銀行產權結構決定銀行運行效果，這就是為什么要引入外資。第三點，在一家銀行產權結構里面，第一大股東決定這家銀行的治理水平，如果說一個單一的股東，這非常沒有效率，因為它沒有各方面的聲音。但是銀行股權過度分散這也不太好，大家可以做一個分析，一般來說經過一些統計，我現在也在論證這個觀點，銀行第一大股東決定了這家銀行的水平，因此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滿足產權改革需要，這是從理論層面，為什么引入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

　　二、引入境外投資者到底能帶來什么利益？

　　從北京銀行引入外資實際情況來看，引入境外投資者到底能帶來什么利益？2005年北京銀行引入荷蘭集團ING作為北京銀行戰略投資者，同時引進IFC財務投資者，在北京股份達到24.9%，經過兩年多的磨合，北京銀行在以下三方面取得顯著效果：第一，公司治理水平確實得到顯著提高，這體現在公司董事會的組成發生了本質的變化，ING有兩位董事在北京銀行，國際金融公司有一個董事在北京銀行，北京銀行引入獨立董事，雖然在05年沒有上市，引入外資以后，董事會層面上按照上市公司標準來進行設置，這是在董事會。第二，在管理層，ING集團派了一個管理團隊，他們是四個人，這四個人具有多年銀行管理經驗，他們在管理上有很大改進。銀行經營管理進一步規范，水平進一步提高。第三點，銀行風險管理能力進一步提高，通過合作ING有一些支持，我們引入了一些系統，這是實際得到的利益。當然在提高公司價值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這都是非貨幣。

　　三、銀行引入外資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關于銀行引入外資應該注意哪些問題，我提出三點，這三點基于我對北京銀行實際引入外資過程中親身體會概括和總結出來的，也是對銀行業引入其他戰略投資者的觀察所得到。

　　第一點，引入境外投資，一定要有公平市場競爭機制，同時也建議銀監會對銀行引入境外投資定價進行窗口指導。北京銀行現在正在上市發行，發行價是12.5，下周三要掛牌交易，根據一些基金公司的預測，上市價會在20塊錢左右。ING入股銀行價格是1.95，外資投資收益難以想象。我們沒有經驗，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在改革，但是這個合作非常成功。作為一個中國人，中國經濟增長我們要給國民帶來更多財富。

　　第二點，外資對中國銀行業投資，并不是單單投資一家銀行，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一種投資。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能夠保持9%的增長速度，在未來二十年，這種利益只有中國能夠實現。因此我們在定價的時候，采用賬面價值。

　　第三點，關于外資股東標準。在銀行引入外資過程中，合格境外機構應該以銀行為主，因為他們能夠帶來管理經驗和技術，非銀行不一定合適。當然如果是金融公司，他們同樣可以引入基金公司。

　　總的來說，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應該是有利有弊，在今后把利做得更大，把弊盡量減少到最小的程度。我想引入外資應該是一個公平的價格。這樣能夠保證我們銀行業健康發展，也能夠讓外資合理地分享中國經濟的成長，而不至于出現一些掠奪式的投資。

　　基爾·帕瑪：我想指出一點，在所有經濟體當中，大家要注意社會責任和政治需求還有經濟需求壓力的平衡，平衡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問題，是對所有社會的挑戰。我認為現在很明顯，大家都認識到，每個人都認為市場是分配資源最有效的一種方法，對經濟是很有利的支持。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在社會中市場不能被信任，不能僅僅依靠市場來制約經濟。我們如果光靠市場調節，社會責任會成為一個問題。我想重復大使說的話，沒有一個模式是完美的。很多年前我還是一個年輕人，當時我的第一個項目是研究日本的發展，日本經濟模式跟我們不一樣。在八十年代這種討論非常多，日本系統必須要跟西方保持一致，他們必須是勞動力自由，他們必須改變他們公司與政府的關系，必須是一個西方式的模式，我們做了很多有趣研究，我們發現日本模式在當時并不是很好。在八十年代，我們忙著教西方公司向日本學習。有很多日本方法，在組織結構上有很多優勢。我現在知道已經有很多模式，沒有一個模式是最好的。但是有很多比較好的模式，我們應該理解什么樣的模式是比較好的，我知道中國人現在開始發展新的模式，應該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同意楊先生提到的，理解分離董事會和管理會的重要性，以及分割相關利益方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行為標準。有很多利益相關方他們有不同的觀點，我們要尋求他們的觀點，來確認我們政府不全面干預經濟社會的責任，我認為全球化是很好的進程。中國海外投資也在發展，你們也應該把中國模式傳遞到國外，我們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英國和美國的自由模式，還有政府更多控制的德國和日本可干預模式。我認為我們要做更多的研究去探索。有很多證據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更民主，會有更好的結果，我們讓學生來研究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培訓、教育和思考，讓每個人都能取得更好的平衡！

　　陳興動：剛才各位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講，我在認真聽。通常情況下我們在演講，不知不覺十分鐘就跳過去了，就像我們改革的時候，很難控制整個過程。我們剛才講到第一點，五年以前我們看到銀行體系充滿風險，五年以后的今天大家充滿興奮感。剛才趙行長講，他感到一種困惑和痛苦，北京銀行怎么那么便宜就賣了，那時候怎么沒想到五年以后銀行值多少錢。建行上市的時候也是同樣的道理。我相信這一點回過頭來，我們雖然想到這就是改革這就是開放，這就是經濟發展給我們帶來很多機遇。當然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在不斷通過過去25年、28年的改革開放，或者叫做開放改革。其實在中國過去三十年，是開放帶動改革，然后找到具體在什么地方。過去這25年、28年改革，把中國帶到今天的位置。這不是在開始就能設計的，這是鄧小平說的摸著石頭過河。有很多人問中國改革為什么成功，為什么那么痛苦？現在看中國改革一開始是計劃經濟要過渡到市場經濟，什么是市場經濟，很多人腦子里沒有概念，我們知道河的那邊很漂亮，充滿許許多多美女在等我們，我們不知道美女是什么，同時河上也沒有橋，怎么過去也不知道。

　　第二點，中國通過28年的改革，中國人均GDP不到2500美元。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財富積累階段。我過去講一句話，當你有十塊錢的時候，一個家庭想改變生活。當你有一萬塊錢的時候，想改善居住條件。當有一千萬的時候，你需要理財了。這個階段是不是到了老百姓需要理財的時候，中國經濟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產自行車，第二階段生產摩托車，第三階段生產汽車，第四階段生產飛機，我們這個階段是生產汽車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現在人口年齡水平是什么樣？平均水平在32歲，印度現在比我們年輕得多。想象一下32歲的人是什么狀態，已經有家庭了，他需要儲蓄。中國人有能力買汽車，還想買房子，所以很需要理財。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許多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吳行長給我們看了圖片，中國處在流動性過剩的階段，為什么？是因為經常賬戶順差太大，為了保持人民幣穩定，中央銀行把多余外匯吃進去，基礎貨幣到市場上去。現在中國有這么多外匯怎么辦？我們現在已經逐漸認識到，過去我們從來不關心，外管局下面有一個儲備司，現在買美國國債，美元貶值，收益還不好。于是我們想把國債拿出來，還要成立中國外匯投資公司，我們要跑到國外去。我們現在的開放已經進入到新的階段。這個階段是什么？現在開放不是單方的，是雙方的。我們要走出去，人家要進來。我們過去說只允許外資進來25%，單一外資不能超過20%，要不要投到公司里來，要在國際市場上運作，這個階段變得挑戰性很大。我們投了30億美元，這是一個金融機構，現在帳面上虧損，這個角色怎么做？那我們現在很窩囊，很多東西我們都在學習。我們的開放已經從制造業到了金融業。

　　第三點，金融業跟制造業完全不一樣，制造業把東西制造出來然后賣出來，做生意很簡單，什么叫商業，就是買低賣高。這個生意就像股票市場一樣，前一段時間聽說某某股票比豬肉便宜，兩塊錢股票比三塊錢便宜，他們采取這種做法，中國人現在需要過程，我們現在進入這種程度，需要大量積累金融知識。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差得多。金融需要一個長期的想法。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在1993年的時候，我初次進入這個行業，當時我帶著一隊投資者到上海，這個公司很大，這一切都說好了，我見到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三個人，我問董事長哪里去了，財務總監哪里去了，他說他們都接見中央的人去了。我問辦公室主任任何問題，辦公室主任都說不清楚，現在這個問題不存在了。在金融行業里今天不是這樣。工商銀行比花旗銀行市值要高，如果作為投資，你會去買花旗銀行還是買工商銀行。我昨天晚上剛剛跟客戶吃飯，他我說很郁悶，他說我把工商銀行股票賣了，我沒想到我賣了就漲。我覺得要放長眼光，金融是一個感悟，謝謝！

　　聽眾發言：我來自中國銀監會，我專門負責外資銀行監管。我想告訴大家，我們擔心銀行業失去控制的最主要原因是，國際上有一個指標：外資銀行控制力。什么樣的國家被外資銀行控制過，有三個地區，拉丁美洲、東歐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三個地區，我要提醒學經濟學的朋友，自由經濟是看不見的手，在正常的時候非常溫柔，在市場發展危險的時候它是非常暴虐。這三個地方金融市場被摧毀，是金融體系被有策劃的手，把國民經濟體系摧毀以后，來占領國家金融市場。中國銀行業開放，目前開放不夠。開放會帶來風險，金融控制尤其股權開放堅決不放，這三個地區都呈現這樣的特征。請大家放心，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商業銀行的發展，不可能有很強的控制力。

　　張禮卿：大家都發表了很好的意見，非常精彩，涉及問題也非常多。包括為什么要引進戰略投資者，以及公司治理改進關系，以及在引進戰略投資者中間要注意什么問題，這些問題非常有啟發性。遺憾的是時間太有限，很多問題只是提出來了，這些問題都非常有洞察力，由于時間關系沒有辦法能夠展開。我們期待著以后有機會再跟這些專家們對話！

　　閉幕式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與蒙納士大學商學院合作備忘錄”簽字儀式

　　譚安杰：現在中央財經大學和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有一個研究協議，下面請兩位院長進行簽字儀式！

　　(簽字儀式)

　　張禮卿：論壇開得非常成功，在不到三個小時時間里，我們主講嘉賓和圓桌會議嘉賓發表了非常精彩的意見和看法，很多觀點非常有洞察力，非常有創造性，也給我們提出很多新的問題。這次論壇我們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別是澳大利亞大使芮捷銳先生還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行長，他們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為我們發表演講。另外我們圓桌會議嘉賓也都非常忙，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他們對論壇貢獻非常重要，我們的成功首先要歸公于這些嘉賓們。另外，我們論壇也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兩家主管單位的領導，還有相關的工作人員，我們這次承辦會議的老師們，過去幾

　　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很多問題需要我們深入地研究、去面對，我們希望這個論壇能夠長期地辦下去。大家看到這是第一屆，我們希望以后還有第二屆、第三屆，每隔一年，或者一年兩次。我們希望它能夠長期地辦下去，成為我們好的品牌，成為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和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精誠合作的一個象征。

　　我對這個論壇的長期存在非常有信心。今天最后一件事情值得我們紀念和驕傲，我們在兩分鐘前我們和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在未來兩家學院將會在很廣的范圍內，包括合作研究、合作教育、合作社會咨詢服務等等領域開展合作。在此，我想預祝我們將來合作能夠取得圓滿成功，讓我們以熱烈掌聲帶去祝福！我希望我們在教育和研究方面能夠進行合作，更重要是銀行業的法人治理方面進行合作！

　　基爾·帕瑪：由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和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共同舉辦的第一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到此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