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觀念史

　　——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學術討論會在京舉行

　　為紀念清華大學校友、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清華大學歷史系與《清華大學學報》編輯部不久前聯合舉辦了“如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觀念史——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學術討論會。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南開大學、山東大學以及云南大學的近3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

　　何炳棣教授不僅在經濟史領域成就卓著，也在考古學、社會史和觀念史領域有突出成績。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回顧了何炳棣教授的學術貢獻與成就，并結合目前國內學界的研究狀況和各自研究的實際，暢談了對當下史學研究的一些想法和建議。

　　一、史學研究需要國際視野。李伯重教授認為，無論是否同意學術研究需要全球化，即便自己承續的依然是乾嘉理路，了解他人(國外)的研究狀態也是很有必要的，中國史學研究應該具有國際視野。從近幾屆國際經濟史學大會的主要議題及目前國際經濟史學界的主要動向來看，近期社會經濟史研究呈現出三大趨勢。一是研究對象發生了很大變遷。國外經濟史研究早已大大突破了早期經濟制度史研究的狹小范疇，與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婦女史、環境史等變得密不可分，研究的時間、空間和對象也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二是史觀與方法的變遷。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研究主題的擴大，史學研究中的各種社會科學方法已經密不可分，在國際經濟史學大會上幾乎看不到使用單一研究方法的成果。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純粹的經濟史研究不復存在，它更多的呈現為經濟史、社會史、觀念史、生態史、文化史等各方面的糅合樣態。三是研究的國際化。過去學界常說日本風格、中國風格、蘇聯風格、美國風格、歐洲風格等等，但今天則越來越趨同。有鑒于此，研究者的國際視野是必不可少的。

　　二、重新評價“民變”與滿族社會在社會史研究中的地位。“農民戰爭”曾經是史學界“五朵金花”中最大最燦爛的一朵，但因為過去的研究受意識形態影響過重而一度為學者所詬病，而今“農民戰爭”成了史學研究中的一大冷門。秦暉指出，過去的“農民戰爭”研究的確過于意識形態化，但中國歷史中曾經出現大量的“民變”現象則是不爭之事實，“民變”不僅關乎中國歷代的興亡更替，更是理解中國社會與結構的一把鑰匙。我們可以批評和清理過去在該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化傾向，但不可不重視對“民變”問題的研究。定宜莊認為，在目前的清史研究中，學者多忽視對滿族歷史以及清政權建立后滿族歷史和傳統對清政權的影響，最典型的是忽視對清入關后八旗制度的研究。現在清史研究中的滿族史僅局限于東北地區的滿族，這種研究是有片面性的。滿族作為一個統治民族，雖然它在不同地區采取了與當地民族相適應的統治手段，但它的民族特性并未就此消失。因此，在今后清代民族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的研究中，應該重視滿族問題的研究。

　　三、環境史與學術史研究中的新觀念。王利華從實物如何成為符號并進入到人們的觀念中著手，探討環境史和觀念史研究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大雁、竹子等動植物，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都是重要的經濟物品，其作用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此后，隨著禮儀制度和文化的發展，這些事物被有選擇地吸收到儀式和文化作品中來，經過歷史積淀，最終以特有的符號意義成為社會觀念的一種。這樣的思路無疑擴展了學界對觀念史的研究。新史學在產生于20世紀初期曾被認為是定論，王學典對此提出了質疑。梁啟超早在1902年提出新史學，但因為這個新史學體系完全是體外移植，與中國傳統史學遺產無法對接，因此并未生成正果，在此后近三十年中完全被以胡適和傅斯年為代表的新漢學傳統取代，直到1930年代一批留美學者歸國后，新史學在中國的局面才有所改觀，其代表即唯物史觀派和社會經濟史學派的興起，清華歷史系及何炳棣本人正是這種新史學的代表。(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