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更加關注人的發展，強調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從而實現了從見物不見人到以人為本的視角轉換。

　　漆玲

　　經濟倫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概述

　　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經濟倫理及其有關問題已成為我國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在近幾年的研究中，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成果涉及的面很廣，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關于經濟道德理念的研究。理念作為理論與實踐的中介，既是理論的應用又是實踐的直接指導。經濟道德理念作為經濟道德之理，是經濟道德的思想背景。近年來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更加關注人的發展，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強調人的價值及其實現。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把關于道德的研究同人的本性、人的發展聯系起來，探討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對人的意義；也有學者把自由與規范聯結起來進行研究，探討其中的內涵和可行性條件；還有學者從個體、集體、國家相互關系的視角研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在所有這些研究中，強調個人利益及其正當性、合理性的成果頗豐。

　　其二，關于經濟道德規范的研究。隨著經濟活動的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活動涉及的關系日益廣泛，經濟道德規范也應越來越豐富。近年來，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直面人的需要及其滿足，從而使利益及其實現的問題，譬如誠信問題、公平正義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針對現實生活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不平衡的問題，理論界除了進一步研究有關的道德規范，還就國家對道德問題的治理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方案。譬如，一些學者在探討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缺失問題的解決時強調教育和制度并行；一些學者強調機會平等是最基本的平等；還有一些學者從宏觀層面探討公平正義及其實現問題。

　　其三，關于經濟道德評價的研究。道德評價既是對現行道德的判斷，又是對未來道德設置的“應當”。經濟倫理學在這方面的研究涉及評價標準和評價結果兩個方面。就評價標準而言，學界的研究從單一視角進展為多視角、從固定標準進展為多重標準、從要素標準進展為體系標準，譬如，一些成果從公平與效率的關系設定標準，一些成果從公與私的關系看待標準，還有一些成果從個體道德的各個方面，即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一致性理解標準，更有一些成果以幸福、快樂、自由界定標準。

　　這些成果表明，經濟倫理學研究已實現了從見物不見人到以人為本的轉換，實現了從一般規范到具體要求的轉換，實現了從指向外界到自覺意識的轉換。在研究方式上，目前的學術研究也打破了以往關注體系的形而上學的局限，把眼光投向實踐領域，根據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展開研究；改變了以往注釋式的推導，更自覺地追求創新；超越了以往否定一切的批判，著眼于積極的理論建設；揚棄了以往偏狹的眼光，在強調中國特色的同時放眼世界。

　　經濟倫理學的成果體現著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這里的以人為本有四層含義：其一，以人為本是就現實世界來說的，人是現實世界的主體，現實世界是人和人的活動構成的，以現實世界為論域是理解以人為本的出發點。其二，在現實世界人與物的關系中，人是主體，是中心。這意味著人的活動必須以人的發展作為根本目的，反對見物不見人。其三，以人為本中的人是指人之全體，即每一個人，不是大多數人，更不是一部分人，缺少了一部分人，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社會形式。其四，雖然以人為本中的人是就全體人而言的，但群眾，特別是勞動群眾是全體人中的主要成分，他們作為實踐的主體，是現實世界的創造者，也應當是自己活動成果的享用者。由此，堅持以人為本，就要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經濟倫理學研究的視角轉換，適應了道德的善與科學的真的內在關聯。也正是在這種關聯中，道德規范才不是限制人、壓抑人，而是提升人，人也才能從快樂、幸福和自由的視角看待道德。

　　如何認識我國的現代化及其指標體系

　　從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成果體現的精神實質審視現代化及其價值，必然涉及現代化的指標體系。

　　國家統計局曾于上世紀90年代會同其他部門共同制定了16項指標衡量我國現代化及其實現程度。這16項指標包括五方面內容：1.經濟發展水平——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指標組成；2.物質生活水平——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居住使用面積、農村居民人均鋼木結構住房面積、人均蛋白質日攝入量、城市居民每萬人均擁有鋪裝道路面積、農村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恩格爾系數等8項指標組成；3.人口素質——由成人識字率、人均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3項指標組成；4.精神生活——由教育娛樂支出比重和電視機普及率2項指標組成；5.生活環境——由森林覆蓋率和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縣百分比等2項指標組成。

　　直觀地看這16項指標，其特征有二：一是大多數指標都以人均指數作為衡量現代化的發展水平；二是城鄉二元對立表現出的明顯差別。這些特征表明，我國衡量現代化的這16項指標是以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為基礎的，從而也說明我國的現代化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

　　此前，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英克爾斯曾提出了衡量現代化的10項標準：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000美元以上；2.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低于12%-15%；3.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識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學入學率在10%-15%以上；7.每名醫生服務人數在1000人以下；8.平均壽命在70歲以上；9.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以下。由于這一指標體系簡明、可測、數據容易獲得，因此受到許多統計工作者的青睞，并迅速被加以引用，尤其在與我國現代化指標體系的比較中，更被許多人奉為評估現代化的國際通用工具。

　　然而，無論是我國的16項指標還是英克爾斯指標，它們作為歷史的產物，其局限必然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在多種局限中，最根本的就是它們都以GDP為核心，這必然導致片面性和不可持續性。片面性表現在，重外延輕內涵、重量輕質、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重生產輕保護環境、重物輕人。不可持續性則是片面性的合乎邏輯的結論。由于指標的片面性，其帶來的結果必然是重得輕失、重結果輕過程。這意味著，為追求經濟的增長和GDP的增加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實際生活中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追求外延增長等，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同這一指標的片面性有關。

　　其實，我國的現代化應當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但是不能把中國特色歸結為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誠然，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而在現代化的水平上亟待提高。1991年根據我國國情制定的現代化指標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一指標恒久合理。

　　筆者以為，我國現代化的特色，或者說中國式的現代化的特色在于“新”。這里的“新”意味著超越，即超越傳統現代化的模式和水平。就現代化的模式而言，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是跨越式發展，即

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這意味著我們完成的現代化包含著信息化的成分；就實現現代化的方式即人與自然的聯結方式而言，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不同于發達國家和中等發達國家先生產后治理的方式，而是采取邊生產邊治理；就現代化理念而言，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應當避免西方曾經走過的見物不見人的彎路，在以人為本的前提下，強調人與自然同人與人的雙重和諧。

　　對現代化指標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現代化的指標體系不僅是對既成的現實進行評估的工具，而且是未來活動方向和方式的導引。傳統指標體系的局限意味著必須根據實踐的發展和人的本性的要求加以完善。目前，關于現代化指標體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而且有些成果已付諸實踐，但筆者以為，還應從價值追求的視角進一步完善有關的研究：

　　首先，衡量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指標應堅持以人為本。沒有人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而且是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落腳點的。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使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價值目標。

　　其次，衡量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指標應當體現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傳統的現代化指標雖然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畢竟不夠全面。新的指標體系中的各項指標不僅應覆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等各方面，而且各個方面的權重應體現中國特色之“新”，不僅應當城鄉并軌，而且應當盡量體現出區域、行業之間差距的縮小；不僅應當體現生產、生活的質量和水平，而且應當包含保護環境的要求。

　　再次，衡量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指標應堅持過程與結果的統一，引導發展的可持續性。如果說各項指標覆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各方面是從空間的維度設定現代化的衡量尺度，那么堅持過程與結果的統一，追求發展的可持續性則是從時間維度對現代化及其實現程度的考量，為此，現代化的指標不僅應從相對靜止的狀態審視發展的結果，而且應從動態角度分析結果的由來；不僅應審視作為結果的效益，而且要審視代價的付出。

　　最后，衡量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指標應堅持四個統一。即：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的統一；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的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統一；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只有把經濟、政治、文化聯結起來，從人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與自然環境的一致中考量我國的現代化，才能使我國的現代化少走彎路、少付代價。(作者單位：天津市委黨校)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