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航／文

　　2005年初，我與薩繆·鮑爾斯(Samuel Bowles)教授有過一段書信往來。當讀到他寄來的新著時，我立即意識到，這是一本自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和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來，最具挑戰性的經濟學著作。自那以后，一直期待能早日看到該書中譯本。兩年后的今天終得如愿——這就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微觀經濟學：行為，制度和演化》。

　　作為該書主要翻譯者，周業安教授在譯者序中說，這部著作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進步”。但根據鮑爾斯近十年來研究工作的性質，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種為新古典經濟學引進制度分析而重構其微觀基礎的現代努力。

　　馬歇爾創立的新古典經濟學拋棄了宏大敘事的古典傳統，把分析基點轉向個人經濟行為。經過薩繆爾森、阿羅、德布魯、弗里德曼等人的提煉，這種新的敘事方式幾乎成了一種個人理性的新古典

　　但制度分析的關鍵也許恰恰在于，如果存在一個制度市場，其原因是什么？如果存在制度的需求方和供給方，那么，這種劃分是通過何種方式完成的？如果制度交易達成了制度均衡，那么，這種均衡取決于某個特定的交易還是一系列特定的交易？舊的制度均衡為什么會被新的制度均衡所替代？這一替代的動因和內在機制又是什么？

　　如果試圖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就會發現，新古典理性范式在制度分析上存在著先天不足：如果個人理性是完美的，我們就無需通過制度來協調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如果偏好是完全利己的，我們就無法通過制度來避免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效率缺損；如果偏好是完全私己的，我們就不可能通過非獨裁制度獲取自恰的社會偏好。反之，如果通過制度協調個體利益是必須的是否意味著個人偏好必須受到某種制約？如果制約是必須的，那么怎樣才能保證這種制約不會僭越個人權利、扼殺個人自由？

　　我們看到，鮑爾斯近十年來的研究工作正是圍繞上述問題展開。他告訴我們，如道德感、正義感等等帶有利他主義傾向的人類行為，不過是先于個人而存在的、作為人類合作秩序的社會規范，在經過自然與環境雙重選擇和人類長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在我們心智中的某種品質。在個人的偏好結構中，既包含著“自涉”的個人偏好，也包含著“他涉”的社會偏好。這是在堅持“方法論個人主義”前提下，解決制度的整體性和社會性問題的惟一途徑。

　　對方法論個人主義，爭辯要點不在于是否應以個人作為社會分析的基點——在人類為所謂“集體主義”的認識付出沉痛代價以后，沒有人會懷疑個人對社會所具有的終極價值和意義。我們需要追問的是：是否存在著一種原子式個人？“個人意志”是否能脫離社會環境成為一種完全孤立的“自由意志”？

　　哈耶克曾經深刻批判過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偽個人主義”傾向。他指出，在各種誤解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觀點中，偽個人主義乃是最愚蠢的，因為它竟把方法論意義上的個人，理解成本體論意義上先于社會存在的、孤立的個體。哈耶克所理解的個人，一如亞里士多德的理解，在性質上乃是一種“社會的動物”。正是基于這個立場，鮑爾斯重新詮釋了新古典經濟學賴以存在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這是一種哈耶克意義上的、在個人行為與心智中已經有機融合了人的社會性和社會偏好的方法論個人主義。

　　鮑爾斯的這種研究旨趣，或許得益于他早年的學術追求。他與他的一位主要合作者赫伯特金迪斯教授年輕時都是美國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鮑爾斯1965年在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學；期間發表過批評薩繆爾森的論文，而當時正是主流經濟學和薩繆爾森如日中天之際。1974年，鮑爾斯轉至馬薩諸塞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逐漸以“主流批判者”的身份為美國經濟學界所認識。2000年，鮑爾斯從馬薩諸塞大學榮休以后，一直擔任著名的、具有跨學科背景的桑塔費研究院研究員、演化科學研究項目主任。

　　從鮑爾斯的學術生涯中，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他是一位來自主流經濟學內部、被主流經濟學認可的主流經濟學批判者。而《微觀經濟學：行為，制度和演化》，則是他積幾十年學術追求和學術批判的一本標志性著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提前問世的、未來五至十年內主流經濟學的經典教材。-

　　《微觀經濟學：行為，制度和演化》，參見本刊2007年第1期“本刊1月薦書”。本文作者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