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經濟學家談中國經濟2007

　　中國經濟2007

　　——易綱、李劍閣、謝國忠、哈繼銘、勞倫斯格林伍德五人談

　　《財經》編輯說明：

　　中國宏觀經濟在經歷了2006年的跌宕起伏之后，“往何處去”的問題依然擺在人們面前。

　　站在2007年的門檻前，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經濟究竟面臨著哪些重大變化？未來一年將呈現怎樣的走勢？內部外部種種不平衡何時有窮期？宏觀政策又當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無一不是關乎重大。

　　在12月11日的《財經》年會“2007：預測與戰略”上，幾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官員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本次財經論衡專欄，即為他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討論的結果。

　　他們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財經》雜志特約經濟學家謝國忠(前摩根士丹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勞倫斯格林伍德。

　　《財經》雜志特邀經濟學家吳敬璉擔任討論主持人。

　　階段性變化與短期走勢

　　“劉易斯拐點”可能已經到來，勞動力過剩可能已經成為過去

　　主持人：從一個較長的時段來看，中國經濟正處在怎樣的變化過程中？其特點如何？

　　易綱：中國經濟是全世界的亮點。在近30年時間里，中國經濟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十年中國勞動生產率每年約提高10%左右，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每年提高超過1%。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度提升，和改革開放是分不開的——改革為中國經濟提供了發展的動力，開放為中國經濟提供了充分的競爭和國際標準。

　　目前全世界正在改變對中國的看法。中國的人力、商品和不動產在全世界投資者和公眾心目中的概念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近年來，中國注重保護物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合同，中國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穩定性的評價有了很大提高，因此中國的東西越來越值錢。這一變化，對中國和世界都是非常深刻的。

　　由于有了這樣的變化，中國經濟就變得特別“火”，商品物美價廉，貿易大額順差，投資環境穩定；在資本項目上，FDI大量涌入，過去幾年也基本是順差，同樣比較“火”。另外，不動產市場和財政收入大幅度上升；人民幣幣值穩定，有小幅升值。

　　當然，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著許多不平衡，但必須意識到，中國今天的宏觀經濟局面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夢寐以求的。

　　李劍閣：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的預測，如果有準確的定量指標當然很好，但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前幾年人們對宏觀經濟的指標預測，由于后來整個統計數據作了大幅度調整，現在看來，那些預測就統統沒有什么意義了。因此，我認為，不必拘泥于某些具體的數字指標，要是能夠前瞻性地看到宏觀經濟可能出現的階段性變化和重要的轉折，那就十分重要。

　　1997年的秋天，當時人們還認為中國經濟最主要的危險是通貨膨脹。其實這時已經發生亞洲金融風暴，經濟萎縮的苗頭已經出現。但到了當年冬天，人們重新評估了形勢，認為中國已經從總體上告別了短缺的時代。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判斷，當時作出這樣的判斷并不容易。因為計劃經濟造成的短缺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多年，短缺已經成為經濟的常態。事實上，經過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形勢出現了轉折，短缺現象改變了。這個重大的判斷，對于我們應對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沖擊，在1998年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消除通貨緊縮，起到了極其重要的統一思想的作用。后來的事實證明，盡管曾經短時間出現局部糧食和電力的緊張，但從整體上看，這個判斷是經得起檢驗的。

　　那么，我們現在如何對未來的宏觀經濟作出預測呢？根據近幾年出現的新情況，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有可能在兩個方面已經出現了某種拐點，或者說階段性的變化。

　　一是，中國的初等勞動力是否已經從總體上的供過于求轉為供求平衡，甚至出現了局部的供不應求？將來是否會出現整體供不應求的局面？

　　前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教授提出，中國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已經改變，出現了發展經濟學中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也有國外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出現了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出現的勞動力從供過于求轉變為供不應求的情況。我認為，這種現象不僅是經濟學家觀察到的現象，而且已經在日常生活中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邊，各方面已經可以比較明顯地感覺到了。

　　二是，我們的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10萬億元人民幣存差，是否說明我國已經從資本短缺進入了資本相對過剩的階段？這個問題我們稍后詳細探討。

　　謝國忠：中國勞動力過剩是否已經成為過去，這還有待人們的進一步討論。但無論如何，現在中國的確面臨著資本過剩的狀況。

　　當然，中國還處于經濟高增長階段，基數仍然很低，引進資本是應該的。20年以后，中國人口老化，整個國家的面貌會發生很大變化；如果失去這一機會，后果會很嚴重。這對中國政府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

　　勞倫斯格林伍德：中國對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投資過高，但對教育、公共衛生和醫療保障方面的投資相對很低，這也部分地導致了中國儲蓄率過高。另外，中國的貿易盈余非常多，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

　　國內的不平衡因素，例如經濟的過熱發展、收入的兩極分化以及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有可能減弱一部分民眾對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的支持。

　　盡管中國農村人口持續向城市流動，而且規模極大，但中國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多數地區都要低，中國有將近60%的人口還在農村生活。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方向。但在城市化發展中，一定要注意加大對農村與城市社會發展領域的投資。否則，就會出現很多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城市貧民窟。為避免將來付出更高代價，政府必須采取政策并建立相應的對社會領域的投資機制，鼓勵各級政府與社會更積極地向教育和衛生等部門投資。中國經濟能否長期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政策與作為。

　　主持人：如果中國勞動力供給總體上的確出現了從供過于求向供不應求的階段性轉折，那又意味著什么呢？

　　李劍閣：如果這個判斷是成立或部分成立的話，它對今后的許多政策都將產生深遠影響。比如，中國應該實行怎樣的城市化政策？比如，到底應該配置多少資源去繼續解決“三農”問題，抑或應該把更多資源配置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當中？

　　比如，最近幾年初等勞動力工資上升得非常快，但有些人看不到這個事實，還在提倡大幅提高這些勞動力的工資。這有可能使得我們過早地失去原有的比較優勢。

　　關于土地聯產承包經營制度，現在是不是到了可以考慮對之加以完善和改進的時候？

　　我們今后在產業布局上作什么樣的調整？中國能不能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上長時間地保持比較優勢？

　　再者，對于養老制度現在也應該有通盤的考慮，比如可否考慮逐步延長退休年齡來應對人口老齡化？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

　　總的來說，如果轉折確已發生，我們就要作出清醒、有效、及時的反應。過去我們的政策都是針對勞動力過剩和資本短缺制定的，現在情況變了，就應該全面清理現有政策，逐步加以調整。

　　主持人：就近期而言，2007年中國及全球經濟的走勢如何？

　　謝國忠：世界各國的經濟周期已經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也不例外，這主要是由于貿易與跨國資本流動各自對世界GDP的比重都已經變得很大。

　　就美國而言，主要由于房地產的調整，2007年經濟增長率預計為2.5%，比2006年下降約一個百分點。日本的經濟也在放慢。但市場總覺得日本經濟走出通縮以后，應該會有一段高增長期。在我看來，今天的日本跟十年前大不一樣，人口老化已經使得消費、投資等各方面需求都不會太旺。所以，目前日本經濟增長率甚至1%都不到，2007年也可能在1%左右。

　　總體而言，2007年的全球趨勢是增速放慢一個百分點，并不很嚴重。其風險在于經濟放慢時將會暴露的一些問題。因為這一輪經濟周期是由金融帶動的，雖然我們看到貿易增長很快，但金融增長特別是衍生產品發展更快。衍生產品發展引起資本成本下降，資本成本下降導致房地產價格上升和投資旺盛。全球在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目前已經達到340萬億美元面值，這相當于世界實體經濟總量的七倍。風險管理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對一家大投資銀行來說，僅賬面上的衍生產品就高達幾十萬億美元，但其風險管理部門卻沒有經受過考驗，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易綱：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非常大。

　　比如，我們就密切關注著美國利率的走勢。人們預測美國經濟將會在2007年減息，但最近美國就業數據走強，表明其經濟狀況尚好，對美國減息的預期至少在時間上有所推遲。而中國、歐洲、美國、日本等幾個主要經濟體利率間的利差對中國的貨幣政策、外匯流入速度以及中國金融機構和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都是有影響的。總體而言，目前全球的利差結構有利于中國經濟進行調整。

　　解析流動性過剩

　　中國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在于人口結構，由此帶來了資本市場的風險

　　主持人：中國經濟內外部的不平衡，突出地表現為貨幣的過量供應和流動性的泛濫。那么，流動性究竟從何而來？

　　哈繼銘：就中國而言，我認為主要是人口結構惹的禍。人口結構是形成流動性過剩或資產價格泡沫最主要的內部因素。中國現在的情況與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許多相似之處——經濟都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存在著大量外貿順差和匯率升值壓力，其背后的原因都是特定的人口結構。

　　日本“二戰”后出生率很高，這些人在六七十年代以后成家立業，需要儲蓄，所以社會儲蓄率很高。但父輩沒有給他們留下很多資產，他們對儲蓄的需求就推高了資產價格。到20世紀90年代，當他們的孩子要從他們手中接下資產的時候，就發現供大于求，資產價格太高。當日本35歲到50歲人口達到頂峰時，也就是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時候。

　　中國在朝鮮戰爭以后，出生率也很高，并維持多年。這一代人現在也是在35歲到50歲之間，其人口占比在未來五至十年還會繼續上升。在此期間，資產價格一定面臨上升的趨勢——五六個孩子只有一對父母，資產價格怎么能不上升？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資金鏈供應很寬，投資強勁，儲蓄率高，外貿順差大，外匯儲備大，貨幣供應大。但未來卻是一對小夫妻接兩對老夫妻的資產，資產需求與供給從六比一變成一比二，資產價格無疑將面臨下降趨勢。

　　主持人：不僅中國，全球都有流動性過剩之勢。流動性過剩給中國及全球經濟帶來了怎樣的風險？

　　謝國忠：現在資金主要流向資本市場，比如房地產。中國處于城市化進程當中，房地產行業確實發展得很好。但房地產是一個周期性很強的行業，資金過剩使房地產規模變得很大，無論對經濟總量還是經濟增長速度影響都很強。這對中國政府是一個重要挑戰。因為房地產是一種非生產性的資產，在資金很旺時，它可能與資金鏈暫時脫鉤。房地產價格的一般波動對經濟不會有太大壞處，但如果資金用得過度，引起壞賬，會對經濟造成很大打擊。

　　上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都出現過類似情況。資金過度流入房地產，對經濟發展會產生比較嚴重的后果。中國調整得比較快、比較早，套在房地產的資金數量與總資金量相比不是很大。中國應該抓緊時間調整，如果資金繼續涌入房地產，再過幾年，中國的可選方案就少了。

　　股市熱也與資金多有關。并不是說股市已經是泡沫；中國目前市盈率是22倍左右，對中國這樣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還不是太高。但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產品，就是開放式基金。很多人進入股市時，把開放式基金看成是克服選股失敗的一個工具。其實，開放式基金戰勝大勢者并不多。中國未來一兩年內會有大量資金流入股市，由此帶來的風險也值得重視。

　　哈繼銘：國際流動性是推動全球資產價格上升的重要因素。國際流動性有三個來源，即中國、石油輸出國和日本。中國的外貿順差為全球提供了很大流動性，主要表現是以官方儲備增長的形式購買美國債券。

　　石油美元增長也非常強勁。預計2006年石油輸出國經常賬戶盈余可能達到5000億美元，去年則是3480億美元，超過中國與日本之和。據國家清算銀行數字，石油輸出國近年對外借款大增，而接受借款的很多是東歐國家；英國也輸入了大量資金，并將很大一部分用于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亞洲國家多處于貿易順差狀態，但也接受了不少石油美元的流入。總之，石油美元與全球新興市場中的資本密切相關。

　　國際流動性的另一個來源是日本。與中國類似，日本也有很大的外貿順差，但日本自2004年之后順差與外匯儲備突然脫鉤——順差很大，外匯儲備卻沒有大幅增長，資本賬戶出現很多逆差。這些逆差是怎么制造的呢？一是日本直接向國外購買股票、債券，二是日本借款給別人買。在亞洲金融危機前，日本也曾經借出過很多資金，但金融危機期間，日元利差交易大幅平倉；到了2004年、2005年，日本又有大量的資金借出，這是未來資本市場隱藏的風險。

　　主持人：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是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之一。我們應當如何看待中國外匯儲備的高企？

　　易綱：從總體來看，中國的外匯儲備、匯率和宏觀經濟都處于可控范圍之內。比如對沖，目前已經有3萬億元央行票據，但中國市場這么大，對沖“池子”也很大，因此，票據資產在市場上的流動仍然井井有條。而且，與類似國家相比，中國對沖的成本相對較低。

　　對于目前的局面，究竟采取怎樣的應對手段，取決于我們的權衡，因為歸根到底，按照“不可能三角”定理，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與資本自由流動三者是不能兼得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必須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對資本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就必須加以權衡取舍，以找到一個最優點，從而使得經濟向均衡狀態收斂。并不是說立即就能達到均衡，而是出現收斂的趨勢，我們對此有信心。

　　李劍閣：中國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10萬億元人民幣的存差表明，我國可能已經從資本短缺進入了資本相對過剩的階段。由此引發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政策應該從積極引進外資開始轉向如何有效地利用內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改革即將出臺。但這一改革在討論過程中遭到了極大的阻力。反對方的基本立足點是，“兩稅合一”將影響外資的進入。但中國既然已經有了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我們是不是還那么需要外資的進入？當然，中國今后還是會歡迎外資，也會有國有企業到海外上市，但是不是還要像原來那樣不惜代價地去吸引外資？這個問題還有待我們進行反思。

　　當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率開始下降時，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進行有秩序的海外投資，企業和政府部門做好準備了沒有？

　　我們必須考慮，在資本出現過剩的情況下，如何避免出現資產泡沫？對金融體制改革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和任務？

　　解決“不平衡”之道

　　中國需要的是一個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不能過分寄望于某個變量的調整

　　主持人：對經濟內外部不平衡的現象，人們似乎已經達成了很多共識。但對于不平衡的解決之道，我們需要作出怎樣的認識？

　　易綱：我們首先要問的是，面對目前的不平衡，中國的市場機制是不是做出了實質性的反應和調整，使不平衡逐步向平衡收斂？回答是肯定的。

　　中國的市場機制是“工作的”，在宏觀經濟出現不平衡時，市場會通過調整資源配置、價格、匯率及激勵機制做出反應。就價格渠道而言，雖然中國的CPI非常穩定，但如果觀察過去十年的經濟，可以發現勞動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大幅上升，這表明價格機制對不平衡已經做出了反應。而CPI之所以這么穩定，是由于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生產能力相對過剩以及充分競爭等因素。

　　另外，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與美元脫鉤，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匯率也在根據市場狀況進行著調整。

　　中國經濟已經更多地顯示出了市場經濟的屬性。我們一定要相信市場，相信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勞倫斯格林伍德：中國應當盡量避免增長與平等之間的不平衡，而且對于短期、中期、長期的發展應該有更平衡的把握。對于宏觀經濟的調控應多考慮如何促進市場競爭，如何給貧困人口提供更多的機會來改進他們的生活。

　　中國現在之所以這么成功，就是因為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發展，我希望這一點能夠繼續。與此同時，在有市場失敗的領域，政府要承擔起責任來，加大公共投入。

　　哈繼銘：我們必須先回答：經濟基本面是好還是不好；再回答如果基本面好該怎樣調整，基本面差又該怎樣調整。

　　中國經濟基本面目前是很好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許多亞洲國家有泡沫跡象，其中一個主要論據是，這些國家的GDP增長中，來自生產力效率提高的貢獻很少，一般是20%，最高30%。但在中國，無論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世界銀行的計算，這一貢獻率始終在40%左右。

　　我們的研究也表明，中國企業利潤率的增長的確很可觀，而且生產效率的提高對利潤增長的貢獻很大。但正因為如此，如果資產價格出現泡沫，政府應該毫不猶豫地調控。日本的教訓是，在20世紀80年代，由于企業效益不好，央行不敢強力緊縮貨幣政策，結果最終形成了資產價格泡沫。而中國企業運作良好，一旦資產價格出現泡沫，也就具備了加大調控力度的條件。

　　另外，中國生產效率的提高多來自于各行業內部，跨行業的轉移效應幾乎沒有，這主要是因為要素價格過低。而未來經濟效益的提高應當更多依靠生產活動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行業向較高的行業轉移，這就要求理順要素價格，包括利率、匯率、能源和其他資源價格。

　　主持人：具體而言，如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來糾正經濟的不平衡？

　　勞倫斯格林伍德：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儲蓄率都非常高。中國應該更好地平衡儲蓄與投資之間的關系。特別在國家可以掌控的政府儲蓄與國有企業儲蓄方面，可以加大調整力度，降低政府與國企的儲蓄率，將這些資金用到教育和衛生等公共開支上，也應該更多地用在幫助農村地區貧困人口改善生活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還應該大力推動對節能、節水環保等行業的改革， 也要加大在這些方面必要的公共投入。

　　謝國忠：通過福利社會來提高消費，我覺得是一種可以考慮的辦法，西方在大蕭條之后確實走向了這條道路，引起了消費上升。中國現在的情況并不一定是要政府替居民消費，而是政府的政策不要去妨礙消費，也不要使家庭不敢消費。

　　中國消費不足是從國有企業改革開始的，當時具體的補償不多，給家庭的安全感和消費心態帶來很大影響。另外，國企的“輕裝上陣”也把許多負擔轉移給了家庭。政府在這方面應當給予一定的幫助。房地產價格上升，對消費者也造成了一個打擊。

　　此外，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中國消費旺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誰也不希望看到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這對經濟發展有很大危險。

　　李劍閣：最近有些經濟學家常常把中國的消費不足歸結為政府對社保、教育承擔的責任太少，個人對未來養老、醫療和子女教育不能放心，所以會多儲蓄，少消費。對這個問題我有一個困惑。我們知道，政府給居民的任何福利，并不是在GDP以外額外多出來的一塊資源。政府給居民的福利，無非是居民個人把自己的錢交給國家，讓政府替你花。經驗告訴我們，錢終究還是自己為自己花效率最高。如果政府真的包到讓人們毫無后顧之憂，稅收會提高到什么程度？

　　像瑞典這樣的福利國家，它的財政收入占GDP的50%以上，而我們的財政收入不足GDP的20%。如果我們希望享受那種水平的福利，且不說中國與瑞典人均GDP的差距，中國政府所掌握的資源占GDP的比重也要低得多。因此，人們說希望達到無憂無慮的高福利水平，但是否已經做好把口袋里的相當一部分錢先交給國家的思想準備？也許當我們的福利水平遠遠沒有達到無憂無慮的程度時，我們就會發現口袋里已經沒有那么多錢可供花銷了。

　　關于消費傾向和儲蓄傾向的計算要注意可比性，要么對同一個分析主體進行縱向對比，要么在大致相等的收入水平上對不同的分析主體進行橫向對比。在進行縱向比較時，認為國有企業改革以后工人減少了福利，失去了安全感，因此儲蓄傾向提高是有片面性的。應當看到的是，在改革開放以前，一個普通的工人月收入只有30多元，家里還有幾個孩子。那時，人們也希望能儲蓄，但工資太低，沒有余錢可存。有分析說當時國有企業能夠保證職工的住房，因此職工不需要存錢。從現象上看，當時職工確實是不用考慮購買住房的。但事實上，在國有企業的職工，基本上都不可能指望在企業分到住房；而且，當時即使有錢，也沒有房屋市場，根本就買不到住房。因此大體而言，現在有錢可存，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哈繼銘：為了解決種種不平衡問題，從中期看，中國應該采取的政策組合是：

　　第一，在財政政策上應實行比較積極但是消費型的財政政策。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采取的是投資型的財政政策；但現在為了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應采取消費型財政政策。

　　第二，要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資本賬戶必須要有逆差。短期可以考慮的政策，一是繼續控制流動性和銀行貸款，防止造成資產價格泡沫；二是在增強匯率靈活性的同時，鼓勵企業走出去，擴大QDII的投資規模和投資范圍。

　　第三，資本市場雙向擴容，讓更多符合條件的公司上市，加快國有股減持。

　　第四，引入資本市場的做空機制。沒有做空機制，流動性泛濫將導致人們一定時期內一致做多，將來的風險變得很大。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協調。

宏觀調控是有成本的，如果通過發行央行票據的形式來回收流動性，那么調控的成本就是央行為其發行的票據所支付的利息；通過其他形式調控，如提高法定

準備金率、財政發債、匯率更快升值等等，也有相應的成本，只是更多地由銀行和財政承擔。但各個部門的調控成本最終都是國家承擔的，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出在羊腿和羊背上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關鍵是政府的協調能力需要提高。

　　易綱：宏觀經濟政策是對市場機制的補充。為調整經濟的不平衡，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一個有效的政策組合，而不能過分地寄希望于某一個變量的調整，例如匯率的升值。這個組合里應該包括擴大內需、增加消費、鼓勵出口、嚴格執法和保護環境等。

　　目前，中國最迫切的一個發展瓶頸是環境污染的約束。環境污染的實質是中國制造品價格的不完全，是中國對全世界的補貼。如果我們嚴格執法、保護環境，從而提高產品的成本，同時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都將有利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增加匯率彈性。

　　就貨幣政策而言，應當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培育中國的收益率曲線，建立好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現在貨幣政策之所以不能通過利率“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因為央行的貨幣市場操作是從利率傳導至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再到存貸款市場；但在存貸款市場中，貸款利率下限和

存款利率上限還受到管制，價格傳導渠道尚未完全暢通。

　　在金融資產比例上，現在通過銀行存款的間接融資太多。應當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包括期貨市場、金融衍生產品市場、保險市場，特別是企業債券市場。如果種種金融資產之間的比例合理，貨幣傳導機制也會更加通暢。另外，還要注重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包括市場的交易系統、信息系統、登記托管系統和支付清算系統。

　　總之，有了這樣一個組合，我相信中國的宏觀經濟會是穩定的，中國的經濟前景是光明的。

　　主持人：從前面的討論看，人們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識，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態勢良好，但是也存在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尤其是內外兩方面的失衡問題，需要認真面對。從內部看，存在著投資和儲蓄過度、消費不足的失衡；投資內部也有對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投資比重過高、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等投資不足的失衡。而在外部，國際收支盈余過大，國家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內外經濟失衡在宏觀經濟中的突出表現，則是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泛濫。

　　第二，必須進行調整。各位從不同角度論證了進行調整的必要性。有人提出，無論“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出現，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已經發生改變；今后要繼續按照粗放增長模式發展，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有人指出，中國經濟失衡是在全球經濟失衡的情況下發生的。目前美國雙赤字積累和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局面蘊含著很大的金融風險。如果國際經濟形勢一旦有變，很容易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嚴重沖擊。必須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第三，對于中國經濟應當如何進行調整，各位的共識是：國家要著力采取增加財政對教育等社會消費的投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變居民對未來的預期等措施提高消費的比重等。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也要做出及時的調整。

　　除了以上的意見，還要強調兩點：第一，中國內外經濟失衡的主要根源，在于投資驅動的傳統增長模式，以及為了彌補由此引起的內需不足而采取的盡力增加出口的政策。因此，矯正內外失衡的根本措施在于轉變增長模式。第二，進行調整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在于良好的市場制度以及其他配套制度，如法律制度等的支撐。由于體制性基礎設施不健全，過去幾年，政府往往用微觀干預的方式去執行宏觀經濟管理的任務。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證明，行政干預很難有效地改變內外經濟失衡狀態，有時甚至適得其反；進一步市場化和完善市場機制，才是避免風險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