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第19輯曾發表了夏維爾·薩拉-伊-馬丁的文章《15年以來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學到了什么？》，他沒有說到“中國的崛起”，卻提出了“為什么非洲產生了如此令人沮喪的增長表現？”的詰問。自獨立以來，全非洲大陸近7億人民的福利狀態極端嚴重地惡化了，其主要的原因是，這些人民所居住的國家未能實現經濟增長。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雖然我們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已經從一個發展中的計劃經濟國家起步并實現了經濟增長，卻并不一定能夠保證走上真正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之路，因為經濟增長的背后需要許多重要的因素來保證。就新經濟增長理論文獻的總結來說，制度、政府的質量、開放的體制、人力資本和健康以及資源稟賦的初始狀態等等，都是相當重要的決定因素。反過來思考，通過對經典文獻的學習，對比較分析的研究，理解那些經濟發展失敗背后隱含的各種原因，以避免走入停滯和惡化的陷阱，或許是我們所面臨的最為重要的課題。

　　開篇是

　　《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的三農問題》是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學者黃朝翰和楊沐針對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提供的政策建言。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都典型地和一貫地表現為“農業剩余”從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轉移，為工業發展服務。中國能從其他國家的工業化經驗中學到些什么？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后，政府啟動一些支持農業、支持農民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時也必須警惕，從國際比較的經驗來看，減輕農民的經濟和社會負擔，主要的有效政策和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都在農業部門以外。許多現有的農村問題，只有靠農民脫農來解決。相反，通過支持農業來扶助農民的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僅是有限的，而且還可能有負面影響。

　　在今年春天召開的兩岸經貿論壇上，臺灣大學名譽教授及元智大學遠東經濟講座教授孫震做了題為《臺灣經濟自由化的經驗與檢討》的發言。作者回顧了臺灣地區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指出以出口和投資支撐的增長將帶來嚴重的問題。文章特別向大陸經濟本身的很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大陸的外匯儲備目前已達8500余億美元，每年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約在500億美元左右，然而實際上為一資本輸出國家……過多的外匯儲備反映著長年以偏低的幣值補貼出口所犧牲的經濟福利。第二，金融系統未能有效分配資金，不生產與低生產力部門獲得相對較多的資金，高生產力部門反而獲得相對較少的資金，甚至得不到資金，不僅造成過高之不良債權，亦不利于資源之有效利用。第三，以GDP45%左右之投資，產生接近10%之成長率，邊際資本產出率偏高，部分可能由于社會基礎設施投資高，尚未反映于當前產出；但經濟發展權力下放，地方政府各自‘招商引資’，不遺余力，導致過度投資與重復投資，終必拖累經濟之長期成長。第四，經濟發展重視成長多，重視就業少，隱藏性失業長期存在，所得差距隨經濟成長擴大，終為社會隱憂。”

　　《歐盟25國的金融體系》是美國賓州大學沃頓學院的金融系教授富蘭克林·艾倫與合作者所著的一篇論文的簡寫本。文章概述了1995年以來歐盟擴大后25個成員國金各自金融體系的發展狀況，并利用各種金融工具證明和比較了新老成員國金融組織結構之間存在的重大差別。文章還將擴大后的歐盟金融組織結構同美國以及日本做了比較：歐洲金融體系是以銀行為基礎的，相反，資本市場(包括債券市場)在美國的金融體系中起到了舉足輕重作用。銀行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要比日本低，甚至低于歐盟的新成員國。因此，美國的金融組織結構可以說是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雖然日本的股市的規模要比銀行系統大，但是日本的金融結構仍是以銀行為基礎的，資本市場還是欠發達。本文對于歐洲特別是轉軌國家的金融體系發展可以有一個了解，從而進行借鑒與比較。

　　在“前沿”欄目中的兩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兩個互相映證討論，一是其背后的因素，一是如何才能達到目標。《痼疾難消的貧困——政治制度、人力資本還是利益集團？》是《比較》讀者熟悉的拉古拉邁·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萊斯的新文章。文章建立在許多研究發展和增長的文獻基礎上，要向讀者指出的是，這些文獻有多篇都在《比較》發表過，而且是被不少研究“為什么有的國家的經濟會長時間得不到發展？”問題的文章反復多次引用的經典。拉詹與津加萊斯認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提出建立經濟增長需要的制度基礎是最重要的因素，但這是不夠的。他們的研究思路認為，人們在初期得到的人力和物質資本稟賦的數量有差異，這種初始資源和發展機遇的差異決定了人們有不同的偏好，并結成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各種集團將通過投票來決定國家的政策和制度，從而影響未來的資源分配乃至未來的政治格局。作者指出，“本文的核心在于，與其關注制度的缺失，不如關注需要良好制度的利益集團的缺失。這將使未來的討論轉移到要素稟賦與如下的問題上：我們怎樣才能改變貧窮國家的要素稟賦，特別是克服占據統治地位的利益集團的阻力？這個問題可能比如何改變制度的問題更有指導意義。”

　　考希克?巴蘇的《論對政府的誤解：分析政策建議的藝術》也許恰好可以給那些充滿挫敗感的政策建議者一點理論解釋上的安慰。在傳統經濟學文獻中，政府被視為外生于經濟運行的主體。經濟學家們更是把政府作為推動合同執行的“第三方”力量。巴蘇教授說這種觀點是對政府的誤解，并由此導致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們的建議對政府行為的影響甚微。本文以一種新的博弈形式——俄羅斯輪盤賭——來描述向“內生性”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的困難，即使政策建議者與政治家具有極為相似的目標，但并不存在能夠把政策建議者的知識向政治家傳遞的直接路徑。通過對政策建議的專題討論，本文進一步研究了與內生性政府模型相關的問題。作者指出，“我們應該建立能夠更好地反應現實的經濟模型；此外，盡管今后的政策建議者或許會比現在安靜很多，但他們將更加清楚應該如何提供政策建議。”

　　“改革論壇”延續了上輯關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議題，對麻省理工學院的戴蒙德和倫敦經濟學院的巴爾參與并執筆的“中國經濟研究和咨詢項目”的首期研究成果——《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問題及對策選擇》做了“補充問答”，使得這份課題組報告中所推薦的記賬式個人賬戶制(NDC)更為完整，方案的思路更為清晰。

　　《捷克共和國記賬式個人賬戶養老金改革》一文是提供給讀者的是比較、借鑒與參考。文章描述了捷克共和國養老金體系向記賬式個人賬戶制轉型的可能性。預測顯示捷克養老金體系無法持續，捷政府迫切需要改革本國養老金體系，轉型為NDC體系。本文首先介紹了捷克老金體系主要面臨的挑戰；總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重要的養老金改革措施，包括最近與財政改革一起的養老金改革提議；還介紹了引入NDC體系的一些最重要的論據和轉型為NDC體系可能引發的后果，同時討論了捷克實行NDC體系財務方面的模擬結果，以及捷克進行NDC改革的可能。

　　王紹光、黛博拉·戴維斯和邊燕杰的《文化資本的非均勻分布——中國城市居民的閱讀情況》依據的是1998年對中國四個城市400對夫妻的訪問結果，此項探索性的研究著重關注閱讀習慣的不同，從而將文化資本的概念結合到當代中國城市中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作者指出：“總體而言，我們發現，在控制教育等變量后，文化資本的容量和構成在各個社會階層中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以文化品位或文化貯備形式表現出來的文化資本，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布是不均勻的。我們猜測，在這個復雜的、快速變動的社會中，文化資本可能變為一種特殊的資源，用以明確界定和鞏固各個階層的邊界。”

　　作為一個左派、一個革命者、一個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羅默在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上開出的究竟是什么樣的藥方？“海外來稿”中的《市場經濟下取得平等前景的思考》是約翰·羅默今年4月20日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演講稿。他首先對收入分配方式做了這樣的界定：在社會資源稟賦一定的情況下，如果他們的平均收入相等，我們就說他們達到了靜態效率均等。如果他們的收入增長率相等，就稱之為動態效率均等。社會主義者認為有兩個收入分配自由度：一個是如何把資產或這些資產收益的索取權分配給公民，另一個是怎樣通過稅收來再分配這些收益。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只有第二個自由度存在。文章深入分析了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和探索收入分配平等思考上的謬誤。作者指出，今天的不平等，原因主要在于勞動力能力的差別，而不是資本所有權的差異。因此，最重要以及可能最有效的解決方式是通過教育財政政策的實施，來消除不同的家庭擁有的人力資本不平衡的現象——即消除機會的不平等。羅默說，“左派應該開展意識形態的教育來教導民眾什么是公平”，這樣，在多數人都支持機會平等觀念的社會里，才有解決平等前景的基礎。

　　“法和經濟學”的《法律如何影響信貸？》一文由編委焦津洪推薦，是雷納·哈斯曼、卡特琳娜·皮斯托和維克蘭·維格對12個經濟轉軌國家所進行的研究，這些經濟體自1991年開始都進行了大的法律改革。文章將銀行信貸行為、銀行所有權結構和法律變革數據結合起來，探究了國家內部的制度變化，并通過這些數據，分析了法律和信貸行為之間的因果聯系。此外，文章還分析了法律對不同類型貸款者的影響，這是第一份在微觀層面對債權人權利保護法與信貸行為變化之間因果關系進行的研究。作者發現，“法律事實上確實促進了信貸行為。債權人權利保護的總體水平與信貸規模正相關，同樣，法律變革也與信貸規模增長之間也是如此。此外，我們發現擔保法比破產法更重要。最后，數據表明市場的新進入者特別是其中的外國銀行比現有參與者對法律變革的反應更為強烈，其表現就是他們信貸規模的增大。這一發現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的發展既來自銀行平均信貸規模的增大，也來自銀行數量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