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經濟學是當代經濟學中最激動人心的領域之一

　　空間經濟學是當代經濟學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之一，也是當代經濟學中最激動人心的領域。它研究的是空間的經濟現象和規律，研究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既然經濟的全球化加速了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既然一國之中生產要素的流動并無更多的限制，為什么仍有那么多經濟活動的集聚？在經濟開放和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國經濟活動的區位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一國或一個地區是贏得“中心”地位，還是淪為“外圍”？一個國家或地區如何參與國際分工？這些問題都是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的。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是三位國際著名經濟學大家的合作結晶：日本京都大學的藤田昌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保羅·克魯格曼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安東尼·J·維納伯爾斯。這本書在美國享有極高的聲譽，是許多大學的博士生教材，也被譯為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種文字廣為流傳。在這以后，眾多同類著作紛紛問世，其中2002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經濟學前沿理論”書系中就包括兩本：《集聚經濟學》和《地理經濟學導論》。2003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又出版了《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最近幾年來，它已成為我國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事實上，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對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作用在過去的十年中已經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從而也賦予了空間經濟學嶄新的生命力。

　　空間經濟學與區域科學的融合——“中心—外圍”模式

　　“中心—外圍”模式考慮的是一個只有農業和制造業兩個部門的經濟，農業是完全競爭的、生產單一的同質產品，而制造業部門是壟斷競爭的、供給大量的差異化產品，具有收益遞增的特征;兩個部門分別使用一種資源：勞動力;農業雇傭勞動力要素不可流動，而制造業工人可以自由流動;農產品無運輸成本，而制造品則存在“冰山成本(icebergcost)”。經濟的演化將可能導致“中心—外圍”格局：制造業“中心”和農業“外圍”，條件有三個：當運輸成本足夠低時;當制造業的差異產品種類足夠多時;當制造業份額足夠大時。較大的制造業份額意味著較大的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它們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魯格曼特別提倡這種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驅動力)。關鍵系數的微小變化會使經濟發生波動，原先兩個互相對稱的地區發生轉變，起初某個地區的微弱優勢不斷積累，最終使該地區變成產業集聚中心，另一個地區變成非產業化的外圍。也就是說，經濟演化使得對稱均衡在分岔點上瓦解，區域性質發生突變。當然，“中心—外圍”模式能夠發生并不表示必然發生，即便發生是否可以維持也是有條件的。在一定條件下，一個地區形成的產業集聚可以自我維持，但在同等條件下，產業在兩個地區的分布也可能是穩定的。這也表明真實世界中的空間地理結構要比想象的復雜得多。

　　空間經濟學與城市經濟學的融合——城市層級體系的演化

　　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現的？為什么在人口和企業不斷流動的情況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為什么城市會形成不同層級？經濟究竟是如何從單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發展的？形成城市層級體系的自組織結構是如何演化的？一個優化的經濟體中城市規模應有多大又該如何分布？這都是空間經濟學中城市模式所探討的問題。

　　在單一地理中心中，有一個制造業集聚而成的孤立城市，四周被農業腹地包圍。但當人口不斷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此時孤立城市中某些制造業會向城市外遷移，從而導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又會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后繼續向下發展。一旦城市的數量足夠多，城市規模和城市間的距離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對強度下將在某一固定水平穩定下來。如果經濟中有大量規模各異和運輸成本不同的行業，經濟將形成層級結構。這種城市結構的未來趨勢取決于“市場潛力”參數。經濟演化的過程可看作是市場潛力與經濟區位的共同作用，市場潛力決定經濟活動的區位，而區位的變化進而重新描繪了市場潛力。紐約之所以成為紐約，就因為一條運河的作用，這條運河在最近150年里已沒有什么經濟價值;硅谷之所以成為硅谷，起源于大約60年前斯坦福大學決策者的先見之明。

　　當然，自然地理對經濟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視，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區位優勢有催化作用：當一個新的中心出現時，一般情況下會是在這個地區而不是在其他地區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便通過自我強化不斷擴大規模，起初的區位優勢與集聚的自我維持優勢相比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這就是空間經濟的自組織作用。

　　空間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的融合——國際模型

　　在前面兩個“中心—外圍”模型和城市體系模型中，要素流動在集聚形成中都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在現實中，要素流動會受到種種限制，“國界”是不可避免的影響因素。國際貿易壁壘和要素流動障礙都是國界惹的禍(即便沒有正式的貿易壁壘，國界仍然會產生大量的實際的貿易壁壘)。正是因為國界，在“中心—外圍”模式中起關鍵作用的產業關聯效應并不能導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幾個國家集聚，卻能產生一種專業化過程，使特定產業向若干國家集聚。那么，關聯效應、貿易成本(涉及運輸成本和貿易壁壘)和國際不平等或世界經濟的“俱樂部收斂”之間有什么關系？對外貿易如何影響內部地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同產業區域的專業化模式和貿易模式將如何改變？一個忽略國界的“無縫”世界(更完美的一體化世界)將是什么樣子？空間經濟學力圖回答這些問題。

　　對一國內部來說，開放對外貿易是提升了還是抑制了國內的區域專業化水平？國際貿易的傳統理論考慮的是國際間專業化分工與貿易所得，將空間經濟理論應用到國際貿易傳統問題，更強調了外部經濟在貿易中的作用，即行業層面上的收益遞增會導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專業化生產不同商品。雖然從總體上看貿易自由化會使一個國家的工業在空間上顯得更加分散，但對某些工業而言，貿易自由化卻可能帶來空間集聚。這隱喻著由于存在這些效應，使得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國民福利的增進，比通常講的貿易所帶來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認為，國際貿易所得來自于消費者所得和生產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從而改變產業結構所帶來的。但空間經濟地理的分析表明，貿易可導致內部經濟地理的重新組織，它既在總體上促使制造業活動變得更加分散，同時又促使某些產業發生集聚。當一個產業為了適應貿易方式的變化而重新組織生產時，意味著貿易也許通過更深一層的作用機制，來改變一國經濟的福利水平。

　　空間經濟學引發了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革命的第四波

　　空間經濟學的領軍人物是保羅·克魯格曼和他的國際同行。克魯格曼在中國經濟界耳熟能詳，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新貿易理論，也不僅因為他的《國際經濟學》是我國許多重點大學的選用教材，在1994年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測使他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聲譽如日中天。毋庸置疑，克魯格曼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經濟學傳人。為什么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對空間經濟學情有獨鐘？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覺得納悶，怎么如今經濟學對空間問題感興趣了？一些人過去沒有聽說過空間經濟學，于是認為經濟學是否手伸得太長了，伸到別人的領域中去了。這實在是一種偏見。

　　過去主流經濟學研究三大問題：生產什么？為誰生產？怎樣生產？卻忽略了“在哪里生產”即生產活動的空間定位問題。主流經濟學之所以忽略空間問題，是因為沒有掌握描述空間的手段。由于空間經濟學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從本質上就成為主流經濟學家過去掌握的那種建模技術無法處理的領域。這種特征就是指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問題。

　　反過來，為什么傳統的空間經濟理論長期以來沒有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因為傳統的空間經濟理論有致命的缺陷：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所有模型都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些便利條件下的分析，沒有找到某種方式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問題，這使得經濟的空間問題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盲點。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將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和美國哈佛大學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模式化，這個模型為很多經濟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工具，掃除了前進路上的技術障礙，從此引發了經濟學研究中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革命。這場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產業組織理論，第二波是新貿易理論，第三波是新增長理論，第四波則是空間經濟理論。

　　空間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影響

　　空間經濟學是一門區域科學、城市經濟學、國際貿易學、經濟地理學、經濟史學等眾多學科融合和交叉的學科。這些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現在有了一個共同的平臺，可以盡興地借他山之石攻其玉，同時也可以為這個更廣泛的研究領域貢獻各自的智慧，為新學科的發展而努力。

　　借助于空間經濟理論，我們可以考慮中國區域收斂和非均衡發展問題。譬如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國已有珠三角這個制造業中心，其他地區是否還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制造業中心？“中心—外圍”理論告訴我們有時多中心和單中心的地理都是穩定的——如果過去已有制造業中心，自然它會得到維持;如果起初沒有，則未必會形成中心。事實上亦是，長三角的制造業中心地位得以維持，而東北或中西部至今也沒有形成新的制造業中心。當然，東北和中部地區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業基礎，強化這些基礎也有望成為次級中心。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應是一種穩定均衡結構。中國實施開發西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有助于這種多中心地理穩定均衡的實現。

　　用空間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考慮在中國為什么是在這個地方而不是在那個地方形成了諸如廣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經濟體？為什么上海周邊還會有諸如杭州、南京之類的次級城市？在中國應有多少個類似于珠三角或長三角之類的城市層級體系？隨著人口增長和變遷，經濟如何從單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中國如今的城市空間結構與改革開放前相比，與新中國建立前相比，是如何演變的？未來趨勢可否預測？空間經濟學將會大大拓展我國城市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不僅是經濟學者和經濟地理學者，史學家也可以在這方面大有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核心主線是集聚，為什么一個特定的行業集聚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是歷史偶然事件的影響、循環累積的自我實現機制和預期的作用。歷史和偶然事件是產業區位的源頭，而循環累積過程猶如滾雪球般的效果導致產業長時期地鎖定在某個地方。城市的起源和成長也同理。城市本身就是生產要素的集聚地，是各種優質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我國史學界最近十年來對美國城市化的研究成果豐碩。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它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城市化進程，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世人矚目。美國的經驗對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道路很有借鑒意義。在對美國城市化的研究過程中，一些學者注意到中美部分城市和區域雖然在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和程度上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但它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并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作者系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

　　鏈接：相關理論發展脈絡

　　從經濟理論發展的歷史來看，經濟學家早已涉足空間及產業集聚這一領域的研究。亞當·斯密提出的絕對利益學說，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利益學說，都是關于生產特定產品的區位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論述超額利潤如何轉化為地租時，提到了級差地租的第一種形式，即是從土地的空間區位與地租的關系角度加以闡述的。

　　18世紀30年代，屠能(Thunen)最早將空間引入到經濟學領域加以研究。他假設空間是均質的，推導出在一個孤立國的模型中，由于運輸成本因距離不同而變化所導致的農業分帶現象，即農業生產圍繞中心城市呈現出向心環帶狀分布的特點。這就是著名的“屠能圈”。

　　19世紀90年代，馬歇爾(Marshall)提出產業集聚即空間外部性的概念，指出集聚有三個原因：1、集聚能夠促進專業化投入和服務的發展;2、集聚能夠為具有專業化技能的工人提供集中的市場;3、集聚使得企業能夠從技術溢出中獲益。

　　1909年，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認為小的企業不能影響由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所決定的銷售價格，企業家的目的是盡量減少產品運到市場的費用。他還提出，當勞動力或集聚的節省抵消了較高的運費時，企業家將尋找勞動力費用最低(或較低)、集聚經濟最大的區位。

　　1936年，胡佛(Hoover)拓展了韋伯的體系，考察了更復雜的運輸費用結構、生產投入的替代物和規模經濟。1940年，洛施(Losch)將貿易流量與運輸網絡中的“中心地區”的服務區位問題也納入其中進行研究，推導出在既定資源、人口分布情況下規模經濟差異導致了空間集中現象。

　　與此同時，熊彼特將技術創新與產業集聚的發展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從創新角度來說明產業集聚現象。他認為創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在時間上均勻分布，而是相反，它們在空間上趨于群集。

　　大體上說，20世紀50年代前對空間區位理論的研究側重于微觀靜態的方法，隨著韋伯、熊彼特觀點影響的日益擴大，50年代之后以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為核心的動態區域發展理論開始受到重視。其中非常有影響的是增長極理論、發展極理論、累積循環因果關系理論、中心—外圍理論、依附理論、收入趨同假說等。20世紀90年代以來，區位經濟理論從新熊彼特主義觀點出發，將創新、技術變化與經濟增長和貿易的分析結合起來，研究產業集聚的創新體系。克魯格曼則應用不完全競爭經濟學、遞增收益、路徑依賴和累積因果關系等解釋產業的空間集聚現象。

　　編后

　　梁琦教授的這篇文章我們是去年收到的，恰巧，同期我們也收到了自然科學界一位專家質疑經濟學家“跨界”研究空間問題的文章。由于種種原因，這兩篇稿件我們均沒有采用。今年以來，《經濟學》專刊擬逐步增加學科前沿觀察述評類文章的推介力度，于是約梁教授對原文作了壓縮和調整(見報時仍有刪節)。作者系今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獲得者(2006年理論經濟學類唯一一篇)，曾連續兩屆獲中國國際經貿領域最高學術研究獎——“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獎”，也是《空間經濟學》中文版的主譯(《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1999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相信她對空間經濟學的相關評述和理論闡釋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今日本刊推出此文，同時也想表明我們的態度：歡迎學科前沿觀察類的理論文章或綜合述評。

　　說到對空間的“跨界”研究，我們認為，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研究對象，自然科學界研究的是空間的自然現象和規律，而空間經濟學研究的是空間的經濟現象和規律，研究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在一個知識創新的年代，不論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還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都應有一個積極的心態面對新事物的發生(有人以為“空間”僅是理工類學科的專有名詞，習慣上一看到“空間”便聯想到諸如太空飛船或者物理粒子等)。打破一種思維定勢，加強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促進學科的融合，也許更有利于理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