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3月薦書

　　新經典

　　《喧囂的九十年代》，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張明、何璋譯，楊學鈺校，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雖然索羅斯對此書評價過高，但這本書仍然不失為“新經典”，關鍵在于——例如第 233頁對“看不見的手”神話的評論，這些文字帶有越來越強烈的批判經濟學傾向。

　　市場經濟究竟是自發演化，還是與市場經濟參與者們的策略行為共生演化的？在最近幾年的制度經濟學討論中，這是一個問題。這本書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許多“案例”，它試圖說服我們相信“市場”從來都是參與者們的策略行為在均衡或非均衡時的結果。

　　《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李澤厚著，三聯書店2005年1月第一版

　　這本文集，作者自述的感受，猶“五味紛陳”，驕傲與遺憾并存。

　　遺憾之一，在于自20世紀70年代末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以來，作者諸多著作的“基本觀念幾乎毫無變化”，“圓心未動，擴而充之而已。”但這本書畢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理解李澤厚思想的或許是最終的框架。

　　上篇“實用理性的邏輯”，立意很吸引人。實用理性，可能有邏輯結構嗎？李公為了回應這一西方式的問題，開篇就討論“度的操作本性”，顯出不凡的思路。“度”是“質”與“量”的黑格爾式的綜合，它落實到實際生活中，就是“實用理性”——表達為符號邏輯“A≠A±”，成為李澤厚提出的“歷史本體論”基礎上的哲學的“第一范疇”。

　　知識與情趣

　　《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 威廉伊斯特利著，姜世明譯，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中國大陸或許已經把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看作理所當然，但除了極少數積極參與全球化的新興市場，整個發展中世界在二戰后的增長始終步履蹣跚。

　　作者以其在世界銀行的親身經歷，結合增長理論和經驗研究二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刺破了林林總總的治標不治本的發展藥方。

　　而“本”是什么？如錢穎一教授在該書序言中所言，不過是“把激勵搞對”。中國的增長主要得益于制度變遷、國際產業結構性轉移和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也伴隨著膠著難解的重重障礙，這其中很大程度是由于沒有“把激勵搞對”。

　　對于中國的警示在于：如果激勵錯位最終體現為長期增長績效的惡化，那時可能已經太晚，逼迫我們也不得不“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了。

　　《我的罪名：蔣介石的干兒子》，康國雄口述，何蜀整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康國雄是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受到蔣介石的關愛，雖然中學時代受共產黨影響，成了反蔣急先鋒，但在肅反運動中被同父異母哥哥一家誣陷為“蔣介石的干兒子”，繼而在“文革”中被自己的頂頭上司端出來，備受打擊迫害。盡管章士釗幫助反映情況，周恩來總理三次指示保護，都無濟于事；直至上世紀70年代末，終得平反糾正。

　　此書反映普通人在極左路線和政治風浪中艱苦坎坷的一生，同時有許多歷史掌故、奇聞逸事，使讀者對人生的詭譎、人性的善惡有深切體悟。

　　《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命運》，史景遷著，李璧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王氏是17世紀山東郯城的一個普通婦人，她不愿忍受現狀，和情人離家出走，卻又走投無路，只得回到家中，當晚被丈夫掐死。這個普通的故事在書中大約只占五分之一的篇幅，用它來做書名，表明了作者關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而非帝王將相的大歷史；另外一個用意則在于，這是一種類似于“講故事”的講述歷史方式，是歷史與文學的內在溝通。

　　本書描述了17世紀郯城人的生活，包括土地耕作和稅收、女性的處境、地方恩怨帶來的暴力，等等。其資料來源有三：一是《郯城縣志》，二是官紳筆記，三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書中大量引用《聊齋志異》中的故事，不僅是因為蒲松齡與本書描繪的時間和地點有關聯，而且作者認為，正是蒲松齡，而不是縣志和官紳筆記，記錄了郯城人生活內容的孤獨、性愛和夢想。

　　本刊學術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