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偉大的搏弈》書評 理解資本市場

　　戈登這本書的結構，獨運心裁，每一章的文字都圍繞一位或數位資本市場的英雄人物展開，借助對一系列事件的描寫，他勾勒出華爾街和紐約資本市場從1630年代荷蘭移民那里傳承下來并發揚光大的資本主義精神史

　　汪丁丁

　　《偉大的搏弈》

　　中信出版社 作者(美) 約翰.S.戈登

　　2004年12月出版

　　1914年7月31日，下午，德國對俄宣戰。倫敦和紐約的交易所先后停市，無限期，……《偉大的博弈》第237頁描述了這樣一個問題：“華爾街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重新恢復商業活動。投資者不僅無法買賣證券，而且，事實上，他們根本無從確定手中證券的價值。”

　　資本定價，這是市場實踐中的一個嚴重問題。理解資本定價機制，這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對于這樣一個嚴重問題的純粹理論研究，始于老奧地利學派的龐巴沃克，以及他的幾乎唯一可以匹敵的論爭對手，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歐文.費雪。這兩位大師之間的論爭，最后看上去成了這樣的局面：就他們對資本市場的理解而言，他們之間的分歧遠比他們各自與其他人之間的分歧更小。

　　不確定性與機會，這是理解資本市場的最關鍵的一對范疇。如果我們對“勞動價值論”有所懷疑并保持著懷疑，那么，基于勞動價值的客觀測度的“剩余價值”、“剝削”和“資本”范疇，就都成了問題。事實上，由于人類社會生產環境的極端不確定性，不論在過去還是將來，任何試圖客觀測度價值的努力都是十分可疑的。按照我們人類的如此渺小的理性能力，我們似乎只能獲得關于任何價值的一些主觀測度——作為“不確定性”的必然后果。并因此，因為我們對于任何價值，尤其是對于長期價值，可能持有十分不同的主觀測度，才產生了投資機會——從與眾不同的價值判斷中獲利的機會。對這一看法，費雪比龐巴沃克走得更遠，他堅持認為，市場利率僅僅在人們想象的投資機會的差異與人們愿意等待的時間的差異，在這二者之間被決定。龐巴沃克則堅持認為生產技術的“迂回程度”對市場利率的決定具有某種長遠影響。

　　今天，費雪的看法占著上風。資本市場的實質是什么？按照熊彼特的解釋，市場是這樣一種機制，它把人們關于同一事物價值的許多不同的主觀測度揭示出來，從而通過“對話”——貨幣的或商談的，實現價值均衡，如果這一均衡最終能夠存在的話。資本市場的實質就在于它最初是用來揭示人們關于資本品的許多不同的價值判斷的機制，只不過，為了誘使人們表達出他們自己的價值判斷——這些判斷本身往往價值連城，這一信息披露機制必須允許正確表達了自己與眾不同的價值判斷的那些英雄們，獲取超過一般水平的回報——或者等價地。戈登這本書的結構，獨運心裁，每一章的文字都圍繞一位或數位資本市場的英雄人物展開，借助對一系列事件的描寫，他勾勒出華爾街和紐約資本市場從1630年荷蘭移民那里傳承下來并發揚光大的資本主義精神史。或許，在新近出版的同類作品當中，堪與之比肩的是戈登的另一本著作，Harper Collins 出版集團2004年10月推出的《An Empire of Wealth：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1607-2001》。

　　就《偉大的博弈》而言，最吸引我的，也最激發我思考的，是中譯本第六、八、九、十二章。美國人在19世紀中葉至末葉，尤其是圍繞“伊利鐵路股票”的資本之爭，目睹了當時政治家們無以復加的腐敗，立法與司法，競相腐敗。一方面，議員們淪落為“兩邊通吃”的老鼠，如果兩邊支付的賄賂差不多，他們就收取全部賄賂，然后投“棄權”票。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就是我們最大的陰溝，律師則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對老鼠有點不公平，因為老鼠是非常干凈的動物”(第126頁)。范德比爾特，這位帶著典型荷蘭姓氏和讓我肅然起敬的工業巨頭(第五章的故事)，這位扭轉了華爾街歷史走向的英雄，當他用巨款控制了巴納德法官以后，他的對手立即用更高的價格買通了吉爾伯特法官。后者頒布了與巴納德法官完全相反的法令——誰能責備他們？他們現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第127頁)。當這場惡戰結束的時候，“伊利公司總共花費了900萬美元，比它銷售“摻水股”所獲的收入還高出200萬美元”(第133頁)。換句話說，雙方用于賄賂法官的費用比法官帶給雙方的非法利益還高出三分之一。不過，“最大的丑聞還是動產信貸公司事件。1865年，聯邦政府授權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建造一條穿越中西部地區的橫跨美國大陸的鐵路線。政府將鐵路沿線數百公頃的土地作為該公司建造鐵路的補貼，這些土地未來將會因鐵路線的通達而大幅升值。為了中飽私囊，聯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層成立了一個建筑公司并給它起了一個時髦的法國名字——動產信貸公司，然后雇用這個公司來建設這條鐵路線。動產信貸公司向聯合太平洋鐵路瘋狂索取天價的建設費，榨干了聯合太平洋鐵路和它的股東們，養肥了動產信貸公司的股東們，也就是聯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層。為了確保華盛頓方面不會干涉，管理層賄賂了格蘭特政府的許多成員(甚至包括第一副總統)和國會，行賄的方式不是送給他們現金，而是在私下給這些官員一份厚禮：允許他們‘購買’動產信貸公司的股票，并用這些股票未來的巨額股息來支付”(第153頁)。

　　理解資本市場，最困難的不是理解上面講述的那些內容，而是理解市場內與市場外的制度創新的意義。對一位旁觀者而言，在市場的外部，立法、司法、以及其他諸方面的制度改進的判定標準或許是讓市場比以前更加自由——前提是“自由”已經從抽象概念被轉化為某種可操作的準則，這在許多場合只要求對市場采取一種消極的，即盡量減少干預的態度。可是，對一位市場參與者而言，在市場的內部，任何制度改進，往往不能求助于消極態度，激烈的市場競爭要求對市場采取一種積極的，即努力讓市場按照參與者認為更合理的方向演化的態度。一套制度演化的歷史，通常表現為許多出于個人利益試圖對制度加以塑造的制度參與者們的社會博弈的一系列均衡格局。換句話說，從局外人的角度看，特定社會的經濟游戲，一方面是資源配置的博弈，一方面是關于資源配置的游戲的規則的博弈，這兩方面的博弈，其實是同一游戲的不同側面。摩根以個人力量拯救了美國之后，中央銀行制度才逐漸走出第一和第二合眾國銀行失敗的陰影，承擔起調解貨幣供給的職能(參閱第九、十、十一章)。從華爾街內部看，摩根的行為，不論它包含著多么高尚的動機，畢竟是造福于摩根家族的長遠利益的從而可以被視為博弈策略的行為。從經濟史學的角度看，摩根的博弈策略導致了市場規則的重大改變，不再單純是一位市場參與者的博弈策略。

　　越是充滿著不確定性與機會的世界，那里的優越制度——例如自由市場制度，就越傾向于允許人們獲得超額利潤(以及超額懲罰)，為了鼓勵創新，從而盡量分散和降低了整體生存的風險。但是另一方面，這類創新活動及其超額利潤所帶來的個人權力，在優越的制度安排下，又不應當導致個人對市場的操縱。因為任何壟斷，等價地，任何絕對權力，都絕對地趨于腐敗。

　　資本市場于是可以被理解為受制于社會交往和社會選擇的政治藝術，保持著這一藝術的高超水平的社會，就可能充分開發資本市場的優越性。反之，缺乏這一套政治藝術的人類群體，即便把成功資本市場的正規制度抄得惟妙惟肖，這制度也難免要流于腐敗，殤于無序。

　　我承認，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是寫給深入思考過制度問題的人看的。當然，那些深入思考過制度問題的人，或許恰恰無須再看這篇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