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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早報 志毅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汪丁丁的學術興趣似乎有了突然性的爆炸，哈耶克的“擴展秩序”、知識的經濟學與社會學、網絡經濟、教育問題，以及后來令許多人費解的腦科學和生物學領域都被納入他的研究范圍。這本文集所選的文章及內在結構的確如作者自己所說，是他“過去10年來尋路和問學的路標”。
其實，如果對汪丁丁所要探尋的核心問題有所了解的話，這樣劇烈的學術轉向也算是在情理之中。羅默、貝克爾等人的“新經濟發(fā)展”理論新就新在將分工及許多長期變量考慮進原有的理論框架之中，使“增長理論”轉變成了“發(fā)展理論”，于是就可在這樣的框架下探討制度問題；哈耶克“擴展秩序”研究的就是人類制度的演變依據；知識社會學、教育問題，這些在汪丁丁的視角下都與制度變遷有著密切關系；至于腦科學，那是因為作者相信這方面的工作對理解人類演化過程，及所謂的“有意識進化”，能產生揭示性的意義。
換言之，汪丁丁所關注的問題就是人類制度及其變遷。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義”問題，而每一項追求、每一次閱讀和交流，“都只是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手段去接近這個最終的‘意義’”而已。
毫無疑問，汪丁丁對前沿理論有著異常的敏感性。在1992年的文章中，他就關注到了阿瑟在“鎖入效應”方面的貢獻；1994年他對羅默、盧卡斯、貝克爾在經濟發(fā)展理論方面的新貢獻作了非常到位的評述；1996年他就寫了實驗經濟學方面的綜述文章。但他似乎極度熱衷于理論的統一性與敘述的一般性，在“近年來經濟發(fā)展理論的簡述與思考”一文中，他試圖用幾千字揭示經濟發(fā)展的一般過程；在收入此書的“中國的新政治經濟學的可能依據”中，他又打算給尚未成形的“新政治經濟學”找尋方法論上的基礎。想法固然很大，效果卻值得商榷。一方面，理論的一般化要求舉一綱而萬目張，這就經常會使得局部描繪失真，如果沒有對核心概念的深刻理解，或許會呈現大而無當的態(tài)勢；另一方面，“大統一”的希冀又往往與雄偉敘事牽扯在一起，從而令文章玄之又玄，一個把握不好，也完全可能背離作者原初的意圖。
《尋路問學》 汪丁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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