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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暉/文
英國《金融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克里斯蒂婭弗里蘭所著《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事》，是一部關于俄羅斯私有化歷程的精彩著作。
雖然存在一些小問題，但本書的整個敘述應該說是相當生動而且可信的。記者與學者
相比，可能論述邏輯不一定非常嚴謹，但優秀記者的直感常常是非常敏銳、深刻而有穿透力的。
例如，過去俄羅斯轉軌的批判者往往把該國轉軌的理論設計和政策制定者，即所謂“青年改革家”，和轉軌過程的受益者，即所謂“紅色企業家”或者“寡頭”，看成是一丘之貉。但是本書通過許多生動的實例表明——這兩者之間曾經有過激烈的沖突。
在弗里蘭看來，以蓋達爾為代表的這些“青年改革派”，多數是些具有市場經濟信仰的理想主義書呆子，他們是“杰出的、精力充沛的經濟學家”，但同時又是“拙劣的政治家”。他們“經常發現自己被官僚們耍弄，這些人能夠使用那些他們所不齒也絕對不會采用的狡猾伎倆”。他們只是在“最初幾個月里”依靠葉利欽的支持“幾乎完全”得勢，但早在1992年5月葉利欽就開始收回支持，年底蓋達爾就被迫辭職，其他“青年改革派”很快也被排擠出局，或者成為無足輕重的聊備咨詢者。
這時“青年改革派”幾乎只剩下丘拜斯，按弗里蘭的說法，丘拜斯經濟學知識無法與蓋達爾相比，但當官之術則遠遠過之。不學有術的丘拜斯大力促成了“次優選擇”：那就是與原來跟他們作對的權貴或“紅色經理”做交易，采用種種內幕手段把大量國有資產、尤其是最具經濟價值的資產轉到后者手中。在丘拜斯們看來，改革的理想結果是以市場經濟中產生的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即所謂“新俄羅斯人”來取代“紅色經理”。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實現這一點。那么，就退而求其次，讓“紅色經理”得到國有資產吧，既得利益將使他們從改革的反對者變成改革的弄潮兒，從而帶來私有化的動力。
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權錢結合的寡頭勢力。結果，俄國私有化出現了效率與公正的雙重損失，由此形成的畸形經濟模式被稱為“強盜資本主義”。而在一個初步實現了(盡管還不完善也不穩定的)民主制的國家，這種狀況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矛盾。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葉利欽把丘拜斯們趕出了政治舞臺，“青年改革派”至此全軍覆沒。
而在1998年的金融危機中，俄羅斯寡頭經濟的泡沫破滅，大多數寡頭損失慘重，俄羅斯經濟復蘇的勢頭也隨之再次逆轉。作為俄羅斯人民對轉軌時期社會不公的主要譴責對象，寡頭日益失勢。普京上臺后，為了爭取民心開始加大收拾寡頭的力度，逮捕霍多爾科夫斯基，清算尤科斯公司，而俄羅斯經濟中的國家壟斷力量重新趨于強化，包括弗里蘭在內的不少觀察家為此對俄國市場經濟的前景表示擔憂。
弗里蘭所描述的這一系列“內幕故事”發人深省，而且似曾相識。我們周圍的生活中，這種“內幕故事”不也在不斷上演嗎？
可悲的是，我們這里也有不少人主張類似的“次優選擇”，他們的政治能量還不如俄國那些“青年改革派”，但其浪漫程度卻似有過之。他們認為，“結果平等不應該，機會公平不可能”，因此掌勺者私占大飯鍋就是一種“次優選擇”。
其實，俄國私有化沒有波蘭、捷克等一些轉軌國家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國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那些國家。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夠公平進行的必要條件，但未必是充分條件，民主國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羅斯畢竟還是有一些民主，政府處置公產還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資格，而社會有關利益各方在這過程中也有過不少談判，經歷過相當激烈的討價還價與妥協，最后這樣的結果雖然令人不滿，但并沒有多少人主張推倒重來。
如今我們這里有人主張“次優選擇”，其根據居然就是說俄羅斯的私有化盡管不公平，但也沒有導致清算。這不是驚人的邏輯混亂嗎？俄羅斯的私有化盡管不公平卻也沒有導致大清算，難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結果？
如今爭論雙方都拿俄羅斯說事，一邊說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羅斯化”，另一邊說否，我們比俄羅斯搞得好。然而俄羅斯的國資改革方案可是不僅經過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辯論和民主的立法程序，還通過了全民公決的。而我們如今的產權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義合法性——比俄羅斯(更不用說比東歐)又如何？
因此在國企改革大討論的今天，讀讀弗里蘭的《內幕故事》是很有必要的。盡管我們這里許多人喜歡渲染俄羅斯的危機，但不客氣地講，這些年來俄羅斯人民雖然有怨氣，但“革命形勢”絕對沒有。而我們如果不能避免那種“次優選擇”，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機而翻船的可能性，不會比俄羅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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