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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經濟研究所雙周論壇上，來自荷蘭萊頓大學的年青教授傅瑞斯先生分析了十九世紀中國和日本為何走了兩條不同的工業(yè)化道路的原因。傅瑞斯先生的一系列冷靜、獨到的學術見解，引起了與會師生的強烈共鳴和熱烈討論。傅瑞斯先生認為，十九世紀中、晚期的日本，人口壓力不亞于中國，資源也并不比中國富有，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實際還是非常落后和閉塞的國家，但為什么日本可以在十九世末就實現了工業(yè)化，躋身世界列強之列，而中
國卻沒有？作為明治維新變革的一個后果，19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日本擊敗俄國，震驚了整個世界。然而此時的中國卻在仍在慢慢地熬著，腐敗、無能、守舊的朝廷仍在慢慢地折騰著。
傅瑞斯先生指出，1840年后中國所承受的一切苦難驚醒了日本的精英。他們意識到了西方也許在做些什么，他們要讓日本成為強國的愿望促使他們發(fā)動了一場自上而下的“強國運動”。這場運動使日本意識到要有一個有權威的中央，因此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得到日本各個階層的擁戴，在經濟上就表現為日本國內有一個穩(wěn)定中央財政。只要財政收支有保障，國家就可以建立一支現代化的強大軍隊，還可以建鐵路、建港口和修建電報電訊系統，這使民間經濟的發(fā)展有一個很的平臺。由此看出，國家財政收入在一個國家的歷史變遷中作用是十分關鍵的。在相當重要的程度上，財政收入決定著經濟增長。
傅瑞斯先生認為，史料表明，日本的精英比中國的以士大夫階層為主體的政治精英似乎更有強烈的改造傳統社會的意識，這種意識在日本的近代史上發(fā)揮了重大作用。
反觀當時的中國，中國的中央政府非常弱小，歷史上的儒家學說還在教導政治家們做一個好政府，而好政府的特征就是向民間征很少量的稅收，這使中央政府的財力很弱，難以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來保護其寬廣的疆域。由于財政收入出現很大的虧空，以致中央政府沒有能力為民間的經濟發(fā)展提供必要的交通設施和鐵路運輸系統。此外，一個好笑的地方在于，晚清政府還表現出害怕現代科技進入中國影響中國老百姓長達數千年的靜止生活，因此在意識形態(tài)上就對現代文明持排斥態(tài)度。
傅瑞斯先生提醒與會師生，從來的學者總是證明自由的市場經濟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看來歷史事實否認這個在學界早已形成的共識。在大的制度變遷過程中，一個國家要強大，一定要有一個有足夠權威的中央，還有一個穩(wěn)定的財政收支體系。因為相比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私營企業(yè)不可能主動提供一個社會賴以發(fā)展的必要的“公共設施”。
中日近代史的對比，更進一步支持了這個結論。
傅先生的分析引起了與會師生的熱烈爭論。許多學者從國家的信仰體系、意識形態(tài)、精英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進行詳盡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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