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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15輯 德懷特.珀金斯
我們在探討經濟增長時，離不開一個最基本的生產函數：產量是由資本、勞動和生產率這幾個要素決定的。在資本方面，中國的投資率之高為世界罕有，即使有不少浪費，依然能保證增長的需要。
另外，按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投資率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總人口的“撫養比例”，也就是沒有工作的老人和兒童與有工作的成年人的人口比例。中國仍然在推行獨生子女政策，20年以后，撫養比例就會上升，儲蓄率或者投資率是否還能保持現在這樣高的水平，到時候自然會成為問題——在20年以內，現狀恐怕還會維持下去，生產函數中資本這個變量將繼續快速增長。
對于勞動力這個變量來說，如果只看人口統計，那么每年的增長率大約只有1%左右。我估計在未來的20年里，還會有2億-3億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這固然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將伴隨著龐大的社會變革，但也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我對此過程表示樂觀。
另外一個有關的因素是勞動力的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有資料估計，在最近幾年，中國的在校大學生人數翻了一番，高等教育的普及，顯示勞動力的素質將迅速提高。所以，從資本和勞動力這兩個變量來說，不斷增加的投入可以保證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維持在6%-8%甚至更高的水平，但前提是生產率的相應提高。
關于生產率的問題，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許多扭曲因素被消除，生產率會得到迅速提高。但是在這個階段過去之后，我們又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保證生產率的繼續增長？或者說，是否存在哪些因素，會在將來的一段時期里制約生產率的提高？
未來20年里，中國面臨著另外兩個主要的挑戰。其一，有大量的人口將從農村遷往城市。如果今后20年里農業人口要下降到10%的水平，那就意味著有5億-6億人口進入城市。這是個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比如，為每個家庭提供新的住房，那將需要多少投資？又比如，現行的戶口制度是否應該加以改變？中國政府已經做好了戶口制度改革的準備，但某些城市居民卻抱有抵制態度，他們希望繼續享受醫療、教育等特殊的福利政策。可是，如果農民的家庭不能順利在城市里扎根，他們的子女需要回到家鄉去接受教育，讓2億-3億的青壯年孤獨地留在城市，那種情景將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尋找新的提高生產率的源泉。回顧中國的改革歷程，農村改革、城市經濟改革和外資企業的進入以及出口產業的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進器，直到現在依然如此。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以后應該更多地轉向擴大國內市場，促使國內的經濟體系有更高的運行效率。過去的20年，中國執行了一套日韓式的產業發展政策，利用政府的計劃對經濟進行積極干預，扶持部分產業領域的發展，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這條道路能夠繼續走下去嗎？我對此表示否定。
要想促進生產率的提高，中國應該放棄日韓式的產業政策，而選擇更加市場化的方式，盡管轉變的過程既艱苦又費時。這種觀點并不是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而是我對許多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發展歷史觀察的結果。在轉向新的發展模式時，某些決策領域內要放松政府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比如在投資決策上面，可以對銀行進行改革，讓他們根據自己的判斷，給更有盈利前途的項目提供貸款，擺脫政治因素的干擾。但是，市場經濟中還存在其他一些情況，如果沒有基本的制度建設，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將難以給予解決，例如公司治理、企業破產和兼并等方面的問題。
如果中國能解決以上提出的問題，那么在今后的20年時間里，繼續保持8%左右的高經濟增長速度是完全可能的。我并不奢望中國能在一夜之間發生根本性的變革，那種過激的變革是否會產生強烈的副作用也未可知。我希望強調，中國正在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現在需要的，就是堅持在正確的道路上走下去。
站在更長遠的角度來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最終將取決于技術的進步。中國現在還處在追趕的階段，可以利用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獲得更快的發展。但是到20年以后，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將逐漸消失，經濟的增長速度肯定會降下來；那時，中國更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以保證技術和資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
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比較》雜志第1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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