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赫爾南多·德·索托 著

　　于海生 譯

　　華夏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

　　⊙陳國營

　　行走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不時可以碰到形形色色的街道商販；不經意，或許打的坐上的是所謂“黑車”，甚至在有些城鄉結合部，打“黑車”更方便，也更實惠。城管與街道商販之間一定要繼續玩貓捉老鼠的游戲么？對這些非正規經濟活動究竟應該是疏還是堵？研讀秘魯著名經濟學家赫爾南多·德·索托的力作——《另一條道路》，或許可以讓我們對非正規經濟有更全面的認識，對現行政策有更深刻的反思。

　　索托所研究的非正規經濟活動，或者說“非法”經濟活動，不是指諸如走私、販毒、賣淫嫖娼、偷竊或綁架等暴力違法犯罪活動，而是指通過非主流的方式和渠道，去實現某些合法權利。比如非正規定居地(在我國與之有關的有小產權房、棚戶等違章建筑)、非正規貿易(街道流動或者相對固定的商販、非正規市場)、非正規交通運輸(在我國謂之“黑車”，從事客運或貨運)等。它們處于“灰色地帶”，與暴力沒有必然關系，大多數只是迫不得已違反某種法律規定。

　　為什么會出現這些非正規經濟活動？在秘魯，最直接的原因是，農業與農村陷入危機和困境，而交通狀況改善后，城市各種誘人資訊包括工作機會、高收入等，引發大批農民離開世代居住的農村，涌入城市，去追逐夢想。但是，農民移民很快發現，等待他們的不是城市友善的歡迎而是各種敵意和限制：城市居民對后來者帶來的混亂與喧擾的反感，對新進入者引發競爭的恐懼；城市法律體制對農民移民就業、工作和生活等有種種限制，都使他們難以進入正規經濟領域。但后者沒有打道回府，而是自力更生，從農民移民轉為非正規經營者：占據國有荒地和城市空地，定居下來；從事各種創業活動如販賣小商品、小手工業、地下交通運輸等等。城市新移民改變了城市的人口結構、生活方式、消費結構、宗教信仰和城市面貌，新創業者不斷涌現，增強了城市經濟的流動性，使城市更具活力和生機，同時也使城市多了些雜亂。

　　無一例外，政府和市政當局對這些非正規經濟活動首先都采取壓制政策，而非正規經營者只得與政府周旋，尋求媒體和學者支持，并努力與政府和官員對話。在選票等因素考慮下，政府逐漸后退，從被迫默許直到承認非正規經濟活動行為。如此不斷循環反復。

　　與一般看法相反，秘魯非正規創業者并沒有陷入無政府狀態，而是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在國家法律之外的規則和體系，維持了非正規經濟活動的秩序，彌補了官方法制的缺漏。

　　人們不禁要問：既然非正規經營者努力尋求進入正規化渠道，那是什么因素使他們走上了非正規化道路？索托依據他的思想試驗，認為根源在于秘魯現有的法律體制。在秘魯，進入和維持正規經濟活動要花費巨額成本。如不對官員行賄，一個沒有背景的收入低廉的普通人，建個小型企業，必須花289天時間，才能完成行政審批程序，打印出來的文件疊起來有30公尺高；通過合法途徑申請定居地，獲得國有荒地合法定居權，要花82個月；開辦正規小商店，要花43天辦理手續，花費590.56美元，相當于當時最低收入者月工資的15倍；而交通運輸線路則更是被國家或與官僚關系緊密的利益集團控制和掌握。維持正規經濟活動則要繳稅、擔負非稅的法律成本以及公共設施成本，面對繁瑣的法律，應付政府官員等等。

　　從事非正規經濟活動本身也需要高額成本。由于非正規，屬于政府隨時清理打擊的對象，非正規經濟活動產權得不到保護，無法獲得抵押貸款融資，為逃避懲罰不敢擴大生產經營規模，也不敢做廣告，采用先進技術等等，弊端不一而足。

　　索托的研究表明，秘魯現有法律體制使非正規經濟和正規經濟都得付出額外成本，損害了國家、社會和人民的福利。秘魯政治精英都崇尚權威政府，迷信政府的權威，采取重商主義政策。而政府直接干預經濟，主要是為了資源、財富和權利的再分配，而不是通過法律去創造財富。政府對經濟過度干預，必然促使各種利益集團竭力游說，尋求特權，而不是去努力創造財富；政治家的決策也無法達到理性，政府成了各種勢力角逐特權的主戰場，官僚從中大肆尋租，而其他人則被剝奪經濟機會和創業動力，社會日益變得政治化、集權化、官僚化乃至極權化。

　　秘魯重商主義政策所采取的限制性政策，耗費了大量資源，打擊了生產和創業的積極性，扭曲資源配置，提高了交易成本，損害激勵機制。這導致秘魯生產力降低，投資下降，稅制陷入惡性循環，宏觀經濟政策因無法掌握規模不小的非正規經濟而失效。

　　索托所論證的另一條道路，既不是繼續采取錯誤的重商主義政策，也不是以恐怖主義等暴力性手段去顛覆現有體制，而是走第三條道路——改革：改革現有法律體制，精簡行政審批程序和事項，分散權力，解除和放松政府管制，廢除國營企業特權，實施民主立法，建立公平自由的競爭市場，減少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從而將正規經營者和非正規經營者都納入共同的經濟和法律體系，汲取新興的社會和經濟力量，防止顛覆性或犯罪性的暴力活動，利用非正規經濟活動的力量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

　　索托的研究對象是他的祖國秘魯，但從中可以看到許多我們的影子。對照現實，我們依然在定期不定期驅逐城市的街道商販，采取各種手段打擊“黑車”，強制拆除非法定居地，甚至用一把火對付亂搭棚戶，為此還曾鬧出命案等等。這不能不讓我們反思：何以長期以來對非正規經濟缺乏深入關注和調研？社會為什么會出現非正規經濟？如何看待社會底層的謀生手段？底層人民天然合理的追求幸福的權利和創業的動力該不該剝奪？

　　近30年來，我們走過彎路，但也部分地做出了合符歷史發展邏輯的選擇。所以，我們有了今天聞名于世的義烏全球小商品市場，有了三分天下的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

　　索托現在是秘魯自由與民主學會主席。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將這個學會列為世界上兩個最重要的“智囊團”之一。如今，他正在為全球20多個國家和政府首腦制定所有權改革計劃。他的計劃來自這樣的信念：市場經濟的真正力量，要依賴于所有人在工作上的智慧和能力，而不是某些具有壟斷權利的精英集團有限的貢獻；一國經濟上的成功，來自國家需要的產品和服務，能最大程度地得以生產和創造，而不是來自政府給予的特權和壟斷權！因為，只有使每個公民都擁有歸屬感和成就感，國家才能進步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