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學思想史》

　　E.庫拉 著

　　謝揚舉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

　　⊙許 慶

　　從沒有哪個經濟學家像馬爾薩斯這樣，為人類描述了如此慘淡的前景：由于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而由于土地供應是固定的，按收益遞減規律，在土地上增加其他投入，食物供應只能呈算數級數增加。這兩種力量劇烈沖突，較量，最終只能通過對人口實施強硬的，持續的節制才能使這兩者達到平衡。馬爾薩斯將所謂的節制分為兩組：積極性的和預防性的。前者包括戰爭，饑荒和瘟疫等；后者有墮胎，避孕和道德約束等措施。馬爾薩斯悲觀地認為，由于人類自身的缺陷，后者并不能有效節制人口，因此，前者不可避免地成為限制人口飛速增長行之有效的措施。

　　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了他的《人口論》，兩百年余來，他的上述論斷如同幽靈，游蕩在經濟學界，時不時浮現在經濟學家的腦海中，困擾著大家，揮之不去。隨著人類社會的持續進步，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范圍的逐漸擴大，馬爾薩斯當初的論斷被不斷更新和補充為：由于人類欲望的無窮，經濟發展以及人類自身的生殖和繁衍是否也是無限的？同時，地球上的礦藏和環境是否足以支撐這種無限的增長和繁衍？

　　反對者對馬爾薩斯的擔心或憂慮嗤之以鼻，雄心勃勃的認為人定勝天，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進步和制度變遷終能解決這些問題。比如，通過對近百年主要礦產品及能源價格的研究，發現它們的價格都很穩定，這就表明，因為供求規律的影響，隨著這些礦產品和能源消耗量的增加和存有量的減少，它們的價格應該上升，而價格的穩定則顯現出資本的積累和技術的進步使得礦產品和能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同時，替代品的出現也平抑了對傳統礦產品和能源的價格上揚。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贊同馬爾薩斯論斷者則憂心忡忡，認為人類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即將落下。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表報告《增長的極限》。報告使用計算機就模型，闡明無論人口數字增加與否，經濟增長的好處不僅有限，而且具有潛在的危害———甚至是災難性的。報告還預計，除非經濟增長為零，否則到21世紀上半葉，整個世界的系統就崩潰了。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上世紀50年代曾在中國學術界以至于政界引起很多爭論，這是很多人熟知的故事，落實到現實環境中來，我們就此可以思考很多相關的問題。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迄今已近30年了。其間，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綜合國力大為改善，但是，種種問題也漸次出現乃至越來越突出。比如，收入差距擴大，超過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很多人并沒有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城鄉差別依然嚴峻，農民依然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年初的太湖藍藻事件，層出不窮的礦難，山西黑煤窯事件等等，都在嚴肅拷問：我們的發展模式是否出了問題？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否使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準真正提高了？這種發展模式是否能支撐下一個十年以及二十年的高速發展？

　　中國眼下有很多問題需要環境經濟學的發展來回答、揭示、指導，《環境哲學譯叢》此時推出，實在是恰逢其時。譯叢首批主打之作《環境經濟學思想史》將過往的那些關于人類和環境之間的悲觀論調、樂觀推斷盡收其中，不僅回顧了這門學科的發展歷程，同時亦梳理了一些失敗事例，以增加現實感和歷史感。而羅馬帝國的滅亡，前蘇聯農業計劃所造成的環境災難等等事例，對中國讀者來說，實在是別有一種滋味在心頭。

　　悲天憫人、追求人類終極發展意義的環境經濟學，其建立與發展與人類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當然，既便在西方，它也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國外的經驗和教訓固然可以作為我國的參考和借鑒，但是，為了使其可以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應該將其“漢化”。

　　比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宏觀經濟過熱，食品供不應求，有些地區甚至恢復了糧票配給制；與此同時，美國人布朗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使得民眾提高了對糧食的需求，城市化發展使得耕地面積的大幅度下降，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糧食不能自給，只能求助于國際市場，而由于中國龐大人口的壓力，國際市場也無法滿足中國糧食進口的需要，因而，他提出的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的問題既是“中國威脅論”的變種，也是馬爾薩斯夢魘在今日中國的又一次浮現。受國內外形勢的影響，中央政府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達到原價格的近一倍，用價格信號這一市場手段引導農民生產糧食；同時亦采用了“省長米袋子負責制”，用行政手段規定各省市自治區要為本地區的糧食自給負責，從而達到全國糧食自給。受這兩種因素的影響，中國糧食生產逐年豐收，到1997年第一次超過了5億噸。到世紀末，糧食庫存積壓嚴重，糧價也隨之下降，這又嚴重阻礙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當時有人放言：即便農民一年不種田也無所謂！這樣一來，糧食生產逐漸下降。到今年初，糧食價格，尤其是豬肉價格大幅度提高，使得整個社會的CPI超過了6%。

　　糧食供應在這十年年里由供不應求到供過于求，又到供不應求，就短期來看，似乎僅是生產周期問題，可以由政府調控政策來解決，但就長期來看，很多問題似乎都是懸而未決的。比如，由于我國人口的拐點要在2030年左右才會出現，而城市化的發展將使耕地面積進一步下降，今后幾十年里，糧食安全的情況到底如何？政府確定18億畝的耕地面積安全線，其根據何在？由于我國環境質量惡化，很多地方沙漠化，或者不再適合生產糧食，我國水資源業已嚴重緊缺，這些約束條件對于我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思考總逃不出悲觀與樂觀兩種態度。樂觀主義固然是積極的，是對人類能力，尤其是科學技術創新發展能力的自信，但是，縱之過度，就變成莫名其妙的無知的欣快感(euphoria)和臆想癥，容易失之為輕浮和冒進；悲觀主義雖不無醒世效用，告誡人們在大自然面前要保持謙卑的心態，但是，過份悲觀，容易走向另外一個極端，使得人們僅能采取消極等待或躲避的態度來應付紛繁復雜的世界變化。

　　或許《環境經濟學思想史》最大的意義是，它為國人提供了另一種思維方式。就中國現在及今后的發展而言，在過去的發展模式并未逝去，將來的發展模式仍未建立之時，在樂觀與悲觀之間，在長期無窮欲望與現今有限的資源之中，解釋這個世界的很多現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改變這些現象，如何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如何使人類與大自然更加和諧，這不僅僅是為了我們自身，更是為了子子孫孫。

　　馬爾薩斯的幽靈或夢魘或許并不那么可怕，關鍵是從現在開始，行動起來，去征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