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 【作者專欄】

　　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以思想治罪與以人廢言，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然而，在這樣的制度下，主流意識形態卻極力倡導“文諫死，武戰死”，并把這樣一種行為作為大義凜然的效忠壯舉。細細想來，的確讓人匪夷所思。現代人對“武戰死”還能理解，但對于如下問題多少還是有諸多疑惑的：“文為什么要諫死？”“諫為什么會死人？”“何必為諫而死？”“為什么要讓諫者死？”

　　四十六集電視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就是從這個角度揭開了一段大明朝的鮮活歷史。其開場就發生在離我的寓所大約10公里的北京紫禁城午門。時間則稍遠一些，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較之我寫此文的時間早了447年。算起來，空間乘以時間的距離是4470“年公里”(既然有“噸公里”，為什么就不能有“年公里”？在此一并申請專用量詞的發明權)。

　　就在距我們4470年公里的臘月二十九，大明的欽天監監正(相當于今天的“國家氣象局局長”，管的人和事當然沒現在多，估計行政事業費也比現在少很多)周云逸，昂首挺胸，大義凜然地站在午門的空坪中央。雖然官帽已經被取下，散亂的頭發下那雙堅持真理，不惜諫死的眼光卻直逼蒼穹！

　　第二個出場的是東廠(一個尤如前蘇聯“克克勃”的機構)提督太監馮保(太監是中國封建專制者的一大發明，是與泰國人妖有些相似的人造“第三性人”，原本都是男人身，前者因使用藥物改變了生理特征，后者因人工刪除了某些可執行程序，于是都不能行男人星際大戰之游戲，無后。他們的區別是：前者以出賣不應有的“女人相”掙錢，壽命不超過45歲，后者以“無性本能”博得封建專制者的雙重信任(無力調戲宮女——不舉；無望奪取皇權——無接班人)，這“人”就是今天的監刑官。

　　自古皇恩浩蕩，真到了要殺諫臣之前，多半是會給人一個改過自新機會的：說錯了話，認個錯也就赦免了，是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畢竟皇帝也是吃五谷雜糧的人，干出以言治罪，奪人性命的事，多少還是有點心虛的。馮保代嘉靖開腔了：“最后問你一次，今年臘月為什么不下雪？”回答：“朝廷開支無度，官府貪墨橫行，民不聊生，上天示警！”真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回答！但帶來的結果卻是：周云逸被四個行刑太監很輕松地用廷杖打趴在地(人哪，精神可以不被打倒，但身體還是很容易被打倒的)，而且是呈“太”字形趴在午門的地磚上，四個太監各踏上了一只腳(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時的一句口號：“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看來這不是現代人的創新發明，而是模仿古人的侵權行為)。四只不同人的腳踏在一個人身上，這個感覺肯定不好受(不宜作為蹦極之類刺激性旅游項目開發)。但人家“氣象局長”身體倒了精神不倒，真是“王八吃稱鉈”——死了心要當諫臣了！

　　中國古人都有一個小毛病，這就是凡事都得依仗后臺，因為幾千年來，只有皇帝一人不是奴才。所以，長期熏陶下來，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奴才相，正如魯訊所說的：有的人是滿懷著“坐穩了奴才”的喜悅，有的人是為“要做奴才而不得”而郁悶。因此，但凡奴才敢做出格的事，都得仗著有后臺撐腰。也因了這一點全民性共識，我們比較好理解馮保在問過“最后一次”之后，為什么沒有立即動刑，而是“我再問你一句，這些話是誰教你對皇上說的？”言外之意，自然是：你這樣一個“氣象局長”，也敢以死諫言？或者是：你這樣一個“氣象局長”，也值得以死諫言？這時，已經不能昂首挺胸的周云逸，盡管臉已經貼在了地上，但還是那付傲然的神態：“我是大明的官員，盡自己的職責，用不著別人教我！”自古以來，死諫的文臣都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君、國、民一體”，當面對這三者的利益產生嚴重矛盾的時候，他們盡管還能夠大義凜然，但內心往往是矛盾重重的，那時的他們，并不知道還有什么雅典的民主，英國的《大憲章》，也不認識孟德斯鳩、洛克，更不知道《人權宣言》和《共和國憲法》，只是因為路徑依賴原因，開弓已經沒有回頭箭，再回頭的成本已經太高，真是進退兩難(該電視劇的主角海瑞，這時還在福建南平縣任教喻，還沒有換上登場的官服，真正的兩難還在后面呢)。靜心細想，我們似乎也可以品味出當事人因動機和結果的嚴重不對稱，包括還有可能被后人認為是以命博得直諫的虛名，而最終形成的五味俱全的極其復雜心態。

　　不過，馮保在“最后”之后，還要再問一句的做法，倒是符合常理：能在最后時刻挖出后臺，是古今中外一切辦案人員的正常心態。只是在多數情況下，這不過是一種僥幸心理罷了。

　　馮保的最終死心，表現在他那雙原來呈外八字站立的腳開始了移動，腳尖由外往內挪，漸漸變成了內八字。這是“死杖”的信號！100年后，法國的大思想家布萊斯·帕斯卡才說：“人不過是一根脆弱的會思想的蘆葦，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他說得多好啊！再高貴、再有思想、再有尊嚴的生命，也不過是一根脆弱的蘆葦——帕斯卡一定不知道，周云逸被打了多少廷杖之后就被打死了(嘉靖后來說只是讓人打他二十杖。但誰挨誰知道，人家真要把你往死里打，其實一杖也就夠了，蘆葦嘛)。當馮保從周云逸的亂發中拔下一根頭發，放在他的鼻孔前驗證是否還有氣時，發現已經紋絲不動了(古人不僅寫起文章來，文字簡練，而且死亡鑒定也十分簡單，不像現在搞出若干個死亡標準：什么腦死亡、心臟停博、朣孔放大之類，復雜得很，并且需要那么多昂貴的高科技儀器，人家一根頭發就夠了，而且是現場采集，免費的)現實就是這么殘酷！同志們聽好了：納諫往往只是封建專制者故作的一種姿態，而有人真要去進諫一把過癮，往往都是要死人的！要不人家牛人王朔，怎么會去寫《過把癮就死》呢！

　　盡管因諫而死的事，事后皇帝都不認賬，都要把責任推卸給執行者。因為，殺諫臣是有報應的。你看，在李妃難產的時候，裕王就很恐懼：“周云逸的死，是我的過錯，上天要責罰，就應該責罰我一個人吧……”盡管裕王府詹事譚倫一再說：“周云逸是為了我大明，為了天下的老百姓死的。死得其所，上天也不會降不祥于王爺，更不會降不祥于王妃和孩子。”但裕王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凡帝王的心，在生出來的時候也是肉做的。

　　所以，中國人歷來相信做壞事總有報應。至于嘉靖之后，敢于面對電視鏡頭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這樣的混話的人，終究是難咎其責的！可不，馮保很快就被嘉靖出賣了(按照經濟學的理論，出賣奴才，古今中外都是成本極低的交易)，好在沒有生育能力的干爹呂公公卻是一個性情中人，關鍵時刻站出來護著馮保，才使他得到了一個潛伏在裕王府的機會，因此不僅保住了一條沒根的性命，而且日后“天還要降大任于斯人”。至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呂公公，為何要救馮保一命，并把他安插在裕王府？其深謀遠慮何如？是否能“把根留住”？那是后話了，大戲才剛剛開場，謎底會慢慢揭開。

　　警世通言——

　　對于某些想做強、做久、做大的中國民營企業家來說，懲罰諫言者，當十分小心：不論請誰去幫你出氣，后果都將由你自己擔著，這是一把雙刃劍！

　　(2007年2月24日16：45于北京中海雅園麗都閣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