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特約撰稿 毛振華(微博)

　　張培剛先生走完了他99歲的人生。作為中國最優秀的世界級經濟學家，他的一生令人唏噓——少年成名，但卻因為種種因素，學術生涯如同一顆流星劃過夜空。在他身上，濃縮了一代中國學人的坎坷歷程

　　2011年11月26日下午，由張培剛擔任組委會主席、我擔任執行主席的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和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三百多位經濟學界人士參加。會議開始前，我提議全體起立，向的張培剛教授默哀。凝重莊嚴的氣氛里，飽含著中國經濟學界對這位為經濟學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大師的崇高敬意。

　　3天前，下午2時，張老走了。他帶走了經濟學的一個時代，他是在1949年前已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辭世的一位。

　　張老是我的導師董輔礽教授的老師。董老師生前多次提到他的“恩師”張老對他的影響。我對張老的一些了解，很多是從我的恩師那里得到的。

　　30年的無奈

　　1946年秋，33歲的哈佛博士張培剛，應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之邀，回母校擔任經濟學教授、系主任。董輔礽先生此時剛剛考入武大經濟系，成為張培剛的第一批學生，他們相差15歲。

　　據董老師回憶，他受到了張老的嚴格訓練。一年半后，張培剛應邀出任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和研究員，而董輔礽則成為積極的革命分子，成為武大地下黨的主要成員，學生已經成為他的掩護身份。

　　1949年2月，國民黨敗局已定，張培剛返回武大任教，等待解放。董輔礽積極參與了解放武漢的過程，在武漢市慶祝解放的大會上，他作為大學生代表上臺致辭。張老和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憧憬著新中國的未來，他們是旁觀者和擁護者。

　　解放初，張培剛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務委員、總務長兼經濟系主任，代理法學院院長和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從這些任職來看，張培剛顯然是新中國的積極建設者，他也得到了新政權的認可。

　　形勢很快發生了變化，中國選擇向蘇聯一邊倒，走計劃經濟的道路，熟稔西方經濟學的張培剛失去了用武之地。

　　1953年1月，他被調去擔任華中工學院建校規劃委員會委員兼基建辦主任。從經濟學研究到搞基建，多年后，他說：“他們認為我是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回來的，學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教書用不上，但人還可靠，就被調來籌建華中工學院。”他的夫人譚慧則說：“當時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利，你是一顆螺絲釘，讓你去哪就得去哪。”

　　不過在當時，這一安排可能是某種意義上的重用。張培剛曾回憶說，華工第一期工程花費1400萬人民幣，他是統籌者。

　　遠離學術平臺的生活令他惆悵。據曾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的夏振坤教授回憶，1953年，受命組建華中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的夏振坤找到張培剛，希望他出任農經系主任，渴望恢復學術研究的張培剛欣然答應。沒等他赴任，肅反運動開始，農業經濟學被當成資本主義的學科，組建農經系的計劃破滅，也就沒人再提張培剛調動的事了。

　　我不明白肅反與農業經濟學怎么扯上關系的，第一次聽張老講課時，他在開場白里說：“我給大家講國外經濟學，也是回憶，我多年沒用過了。我在搞基建，好在我能看懂圖紙，也算專業對口吧。”

　　基建工作或許讓他沒有機會評論時弊，他不是右派，幸運地在這個崗位干了10年。這一段歲月，一直未見有記載。張老在《學海扁舟》論文集中剖析自己：“我有缺點，也有錯誤。就拿五六十年代來說，受左的影響，我也曾不夠公正地寫過批判文章，不夠客觀地評價過西方經濟理論。”

　　再以后就是十年“文革”了，他和許多教授一樣被發配到農場勞動，在菱角刺和蚌殼碎片成堆的湖畔參加圍湖造田，還放過牛。“由于生于湖北紅安農村，他的農活顯然比那些城里出身的教授們干得好。他干什么都很認真，牛比別人養的也好。”譚慧老師說。

　　張培剛再回到經濟學領域時，已是1978年了。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之邀，他赴北京參加我國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辭典》(三卷集)的編纂工作，這一年，他65歲。

　　此后，他的工作主要是講授西方經濟學。那時能系統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不多，他的身影出現在北京、武漢多所院校和中央省市各級機關。1980年，他與北大厲以寧教授合著出版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成為最早系統介紹西方經濟學的著作。那個年代的經濟學子，大都是從這本書開始了解西方經濟學的。

　　很顯然，他不是一個激烈的反叛者。當新政權放棄他的時候，他選擇了順從。他沒成為右派，沒有被打成特務、反革命、壞分子，不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列，只是一個臭老九，沒有成為專政對象。

　　無論是搞基建，還是干農活，他都很努力。他熱愛這個國家，一直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努力。他從未喪失過知識分子的堅守，不賣身投靠，不加害同類。在那個時期，他選擇沉寂。好在他保全了一副好身體，后來活到99歲，也有一個好心態，能面對這個世界的沉浮與悲歡。

　　我于1979年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入校時，系史教育上，只知有個哈佛博士張培剛曾擔任過系主任，并不知他的學術貢獻，甚至沒有將他列入值得驕傲的名單。

　　當時武大經濟系的教授中，解放后從美國回來的不少，系主任吳紀先教授也是哈佛博士，他和他領導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當時聲名正隆。張培剛的入門弟子董輔礽，也在1979年初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論文《論我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問題》。

　　爾后不久，董輔礽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成為改革年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張培剛的其他學生，如西北大學何煉成教授、四川大學劉詩白教授，都被稱為西北、西南地區的頭號經濟學家。當時在我心目中，這些人的影響都大過他們的老師，后來被稱為大師的張培剛。

　　2004年7月，比張培剛小15歲的學生董輔礽病故。他留下最后的文字，是一篇工整得像中學生作文的文章——《守身為大》。1945年他參加武漢大學入學考試，命題作文是《守身為大說》，他不記得他寫過什么，但一直牢記著這個命題。

　　董輔礽在文中寫出了他的價值觀——守身如玉，不同流合污，不加害于人，堅持真理。董輔礽身處北京的漩渦中心，為人處世的體會與身處一隅武漢的老師張培剛不同。

　　以我的理解，守身為大，董輔礽做到了，張培剛也按自己的標準做到了。經歷了那樣一個年代，我們不能苛求更多。董輔礽生前多次談到恩師對他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張培剛與發展經濟學

　　張培剛的主要成就，都出自1946年回國前。1945年，張培剛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了哈佛大學威爾士獎，他是唯一獲得此獎的中國人。令張培剛聲名鵲起的，不是這個獎，而是被稱為“發展經濟學開山之作”的論著。

　　1979年，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以其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人們發現，他發表的論文，比張培剛晚了好幾年，在論文中闡述的觀點，所展示的方法論，正是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內容。關于張培剛在書中所展示的經濟學意義上的貢獻，已廣見于各種專業論述，我就不復述了，經濟學專業的讀者很容易查閱到。

　　張培剛被推崇至國內學術高峰，是1982年后。這一年，著名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副行長錢納里在訪問中國時說：“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張培剛先生，這是中國的驕傲。”消息報道后，引起中國經濟學界的轟動。我大學期間，學習西方經濟學流派時，“發展經濟學”是重要內容之一。“劉易斯—拉尼斯—費”模式、“劉易斯拐點”等發展經濟學著名成果中，并沒有張培剛和《農業與工業化》。即使張培剛本人，也未見提及。

　　這不奇怪，張培剛已離開西方經濟學30年了。即使恢復經濟學教授的前幾年，他也只能憑記憶和功底，講述他上學時所了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他主講微觀經濟學和他的老師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我第一次聽到“廠商理論”，正是在他的講座中。

　　發展經濟學盡管讓研究者獲得了諾貝爾獎，但在西方經濟學界，仍然不是主流。這兩者結合一起，加上那時經濟學界缺乏國際交流，就使得曾對經濟學有巨大貢獻的張培剛的早期著作《農業與工業化》，被忽視到連自己都不了解的程度。

　　錢納里的談話，讓張培剛動了出版的念頭。1982年至1983年，他花了10個月的時間，抱病審閱和修訂由他當年的研究生曾啟賢(武大教授，已過世)和萬典武(曾任商務部商業經濟研究所負責人，現年90歲)在1947-1948年間翻譯的《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初探》。第二年初由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出版發行。中國經濟學界才第一次目睹了這部為發展經濟學開山奠基的論著。此前，此書已在美國、墨西哥以英文、西班牙文再版多次，被很多學術論文引述。

　　專著出版后，國內學者發現這本論著的很多分析，至今對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有很大的現實意義。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在為此書新版作的序中，也表達了對張培剛和他的著作的贊賞。

　　可惜1945年張培剛寫完《農業與工業化》后，就再沒有從事這方面研究。或許前一段忙于教學和基建，而下放農村的這段時間，也未聽說他就此問題有過研究。

　　張培剛在他的中文版的自序中只淡淡地說：“三十余年過去了，由于種種原因，我未能再繼續從事這一問題的研究。”董輔礽也不無感慨地說：“張老師的學術思想，像一顆流星，在20世紀中葉的天空劃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滅了……”

　　武漢大學關于早期張培剛的傳說，極富傳奇色彩：他15歲半插班考入武漢大學預科一年級，17歲順利進入經濟系，4年后畢業。張培剛后來以極詳細的筆墨，寫了在武大的求學生涯：發表了萬言文，懷念母校講授基礎課的諸位老師。

　　他是一個極優秀的學生，創下了畢業各科全優的“歷史上第一”，并被選送進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農業經濟的調查研究工作。張培剛把這段日子稱為思考中國如何走上工業化道路的醞釀階段。在這幾年，他先后寫成了后來被周其仁教授甚為贊許的3本著作：《清苑的農家經濟》(1936年)、《廣西糧食問題》(1938年)、《浙江省食糧之運銷》(1940年)，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而他寫作出版這些著作時，年僅21歲至26歲。

　　1940年，張培剛參加公費留美考試，以文科第一被錄取，次年進入哈佛大學經濟系。如期獲得博士學位后，再以32歲獲邀擔任武漢大學教授和經濟系主任。

　　1945年后，他擔任過國民政府顧問、聯合國雇員、武大系主任、華工基建主任，甚至農場工人，一直到1978年，他都沒有再從事研究，沒有一篇論文。

　　周其仁教授在80年代讀了四十多年前張培剛的著作后，驚奇地發現，關于交易費用的概念，以及他論證了的交易費用和組織、產權、市場，幾乎所有的制度變量，都出現在張培剛的著作中，這比科斯和張五常早了十幾年。如繼續他的研究，他會不會被稱為“產權理論”的奠基者呢？

　　歷史車輪無法倒退，前進之后，只留下輪轍，可以考證，但不能假設。歷史沒有假設，這就是張培剛學術命運的詮釋。

　　未了的遺憾

　　《農業與工業化》出版前的這幾年，他忙于編寫、講授西方微觀經濟學和創新理論。那時能系統講述西方經濟學的人太少，張培剛經常被請到禮堂上大課，一個講座，幾個半天，把西方經濟理論介紹一遍。

　　我第一次見到張培剛，就是聽他的講座。初冬，他拄著拐杖，操著一口帶鄉下音的武漢普通話，間歇會用很標準發音的英文提及一些西方經濟學術語和西方經濟學家的名字。他幽默，風趣，有時還自嘲，隱喻中透出豁達、開朗和精明。

　　“發展經濟學開山之作”、“發展經濟學奠基人”的贊譽聲漸起之后，張培剛的學術研究生涯，在70歲之后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此時，他發現“發展經濟學”在國際學術界已走下坡路，后繼無人。他果斷地舉起了“新發展經濟學”的大旗，發表了《發展經濟學向何處去？》等重要文章，試圖再創發展經濟學的輝煌。

　　此時的中國是改革的年代。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產生了一批極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們做出了巨大貢獻。宏觀調控和財政、稅收、貨幣、物價等市場工具和運行機制的引入，特別是資本市場的構架，使得中國經濟學家面臨著一個又一個炙熱的命題，不斷被推到理論和實踐的前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在80年代中后期之后，就不再成為學界的中心。張培剛的努力與成果，在與此時的同輩、晚輩競爭中，顯得并不引人注目。

　　張培剛倡導的“新發展經濟學”所涉及的內容，正是今天中國需要認真研究的。二元結構、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遞減、城市化和城鄉協調發展、農民工階層的形成和轉型，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不可忽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研究，須在繁榮和浮躁并存的經濟學界，以平靜而理智的心力，踏實而不失尖銳地進行。

　　張培剛還幫助了華中科技大學(原華中理工大學)完成經濟學科的建設和人才培養。這是一所工科大學，依靠大師級的張培剛，經濟類院系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他們需要得到張培剛的支持，卻因自身學科架構和學術梯隊的缺乏，難以為張培剛提供足夠的學術支撐條件。

　　去年我去看望師祖，師祖夫人譚慧老師談起師祖的一大遺憾：“他帶博士生太遲了，剛粉碎四人幫那會兒，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要調，武漢大學要調，華工都沒放，等華工批下博士點，他已85歲了。”我注意到，此時已沉默少語的“師祖”，也若有所思地點頭好幾次。

　　張培剛還有多少遺憾和惋惜的事呢？他說得極少。或許，他只想讓這些伴他進入泥土；或許，他已沒有多少遺憾和惋惜。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董輔礽經濟學科發展基金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