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侯美麗

　　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在江湖沉寂，卻于遲暮之年贏得了最高贊譽，這其中的傳奇、曲折、榮光或者痛苦，到最后凝結成一張平和的笑臉。

　　11月23日下午，發展經濟學之父張培剛，在離百歲只有一年多的時刻，安詳地走了。

　　記憶的指針首先被撥回到1945年。作為哈佛博士生的張培剛完成了畢業論文 《農業與工業化》，雖然拿到了哈佛大學經濟學科最高獎——威爾士論文獎，但彼時除了500美元的獎金外，似乎并沒有給他帶來更多名頭。一直到時隔40年后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正就對外開放展開大論戰，經濟領域的著作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逐漸被重視起來，張培剛這篇塵封的論文才得以被發掘，并被稱之為“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他也因此贏得“發展經濟學創始人”乃至 “發展經濟學之父”的光環。

　　彼時的中國經濟，正面臨一個新的發展瓶頸。在經濟建設初期，中國的工業化照搬了蘇聯模式，過分強調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不重視農業及其與工業的協調發展。而張培剛的這篇舊文剛好為研究者提供了理論支持。現在回過頭來看，“張培剛模式”完全符合產業演進的一般規律。從此，人們對張培剛的《農業與工業化》給予了不吝筆墨的贊美。

　　劉易斯因《經濟增長理論》獲得諾貝爾獎，其主張通過工業化來實現經濟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而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兼顧的思想所要求的不是犧牲，是將農業作為產業的一部分，與工業共同協調發展。后來劉易斯也對此作出了反思：“過去我太重視工業了，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看來這是錯誤的。 ”更為國人所心心念念的是，劉易斯的理論比張培剛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張培剛似乎更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錢納里來華講學時也曾說：“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是張培剛先生。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但歷史已不可能重新寫過。

　　最讓人扼腕嘆息的是，時代跟張培剛開了個大玩笑。回國三年后，期盼學以致用施展經世之才的張培剛于1949年擔任武漢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同時擔任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總務長、代理法學院院長。但是張培剛的學術思想，像一顆流星，在20世紀中葉的天空劃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泯滅了。他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無數“螺絲釘”中的一顆，被安排在一個遠離經濟學研究的位置上。

　　彼時的中國為了適應工業發展對人才的需要，決定在武漢建立一所工學院。 1952年，張培剛被任命為華中工學院第三校建設規劃辦公室主任。其前址是三個村莊，一片農田和無數墳場。作為“工頭”的張培剛，首要工作就是勸農民搬家遷墳，幾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寫論文做研究成為奢談。此后的三十年便簡練為一段資料：1957年，張培剛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間在咸寧勞動，被批斗。此外別無他話。這位讓國內外許多著名經濟學者為之脫帽致敬的經濟學家，在他正當壯年最富創造力的30多年當中，卻是在養牛、種地、蓋房子……

　　被埋沒了半個世紀后，上世紀八十年代，關于張培剛的介紹開始多了起來，他被推選為全國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名譽會長、中美經濟合作學術委員會中方主席等。1989年他寫的《發展經濟學往何處去》一文力挽狂瀾，拯救發展經濟學于危難之際。那時學術界認為發展經濟學走向衰落，張培剛不僅為發展經濟學正名，而且擴大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他最后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屆張培剛獎頒獎論壇，何煉成、林毅夫、史晉川等名家獲獎，在華中科技大學一號樓學術報告廳內，許多揚名已久的經濟學家自發起立以長達一分鐘的掌聲向張培剛表達敬意。這個長期不為公眾所知的“隱居”老人，終于鑄成一面旗幟供人膜拜。

　　記者了解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張軍擴，企業研究所前任所長陳小洪，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微博)，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均是張培剛的學生。

　　“認真但不能太認真，應適時而止；看透豈可以全看透，須有所作為”，張培剛這幅看待人生的座右銘，同樣警醒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