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注：本文為南都周刊網站2010年2月1日刊登

　　張培剛：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發展經濟學奠基人。他是首個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科最高獎——威爾士論文獎的中國人。有人稱之為“小諾貝爾獎”。他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是第一部以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為主題的專著。1952年，他被調離教學崗位，10年動亂中，他被視為“反動學術權威”，直到1978年才重返經濟學界進行研究工作。

　　當薩繆爾森拿到哈佛大學最佳論文威爾士獎的時候，另外一位獲獎人不久后卻在大洋彼岸當著一個大學的基建“工頭”；當劉易斯因為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更早涉足這一領域的他，遲暮之年才被人們重新發現。南都周刊記者_ 楊猛 武漢報道   攝影_ 周超

　　多數時間，他就這么坐在沙發上，沉浸在回憶中，像一面旗幟供人膜拜。

　　終于，97歲的張培剛答應見客。深陷在沙發里的這個瘦小的老者，伸出蒼白的右手和來訪者輕握一下，以示“接見”，便不再多話。他的妻子，比他小17歲的譚慧則負責做起了他的“傳聲筒”。

　　他的膝蓋上蓋著一條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掛在腰間的尿袋。諸多老年病困擾著他。臘月的武漢，正是難捱的陰冷冬季，在華中科技大學招待所一號樓的一間客房，23攝氏度的恒溫，可以幫助老人抵御南方沒有供暖的冬季。作為學校的一項特殊照顧，20年前，從住所搬到招待所后，張培剛夫婦就一直住在這里。

　　陽光穿過窗欞的投影，落在老人略顯“不耐煩”的臉上。原因是來訪者打斷了午后清夢。他濃重的紅安口音一字一板：“還有3年我就滿100歲了！”似乎在暗示來訪者：他不光沒有精力，也不甚有興趣應對來訪。

　　這已是破例了。張培剛的學生，華中科技大學的張建華教授記得，自打兩年前取消了最后一個外出習慣：每周六去麥當勞(微博)吃一個麥香魚漢堡，近兩年張培剛已甚少出門。

　　張培剛最近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屆張培剛獎頒獎論壇，何煉成、林毅夫、史晉川等名家獲獎。張培剛這個長期不為公眾所知的“隱居”老人，在暮年以一種眾星捧月的姿態高調亮相，奇跡般贏得了人生的最高聲名。

　　1945年，哈佛博士生張培剛完成了畢業論文《農業與工業化》，他應該沒有想到，時隔40年后的上個世紀80年代，這篇塵封的論文被他在中國的追隨者發掘出來，稱之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篇開山之作。他也戴上了“發展經濟學創始人”、乃至“發展經濟學之父”的光環。

　　一個經常掛在追隨者口中的說法是，同樣從事此項研究的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1979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潛臺詞在于：比劉易斯涉足這一領域更早的張培剛，假如繼續做研究的話，那么諾獎似不該旁落他人。

　　歷史無法靠假設演進。現實是，張培剛走紅學術廟堂不過短短20年的時間。此前他的大部分人生沉潛于被人遺忘的江湖。從江湖到廟堂的一落一起，盡顯光怪陸離時代的戲劇性變遷。

　　走紅哈佛

　　97歲老人的一天是這么度過的：上午醒來，夫人譚慧為他記錄心跳、大小便數值。午飯時他看一下自己喜歡的《參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數時間里，精力不濟的“發展經濟學之父”就這么坐在沙發上，沉浸在回憶中。

　　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張培剛的記憶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時代，準確說，是哈佛求學的時光。那是他得到如今全部名聲的起點。

　　“我在哈佛的時候，住在Cambridge。因為英國也有一個Cambridge，翻譯成劍橋，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橋。”說到這些值得玩味的細節，整個身子幾乎不動的他，才顯得興奮起來，從毯子底下伸出手，迅速整理下頭上戴的鴨舌帽，眼神中流露出這個年紀的老人慣有的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得意神情。

　　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譚崇臺對哈佛時期的張培剛有過一段頗為傳奇的描述：譚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風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譚崇臺來自武漢大學，胡博士立馬問：“那你們可知道張培剛？他在這里很有名氣。”事后譚崇臺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駐美大使的胡適。

　　張培剛1945年完成論文，1947年博士論文才獲獎。而譚崇臺遇到胡適是1944年冬，彼時張培剛來到哈佛不過3年。在譚崇臺眼里，“土氣、質樸”的張培剛當時不知道憑什么贏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適的青睞。出自張培剛對于這段經歷的回憶幾乎沒有，只簡略提及，在美國曾經和趙元任、胡適等交往。譚崇臺比張培剛小7歲，后來他的妹妹譚慧成為張培剛的妻子。

　　張培剛是清華庚款哈佛留學生的一員。赴美前，1934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后，他即被選送到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了6年，先后撰寫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的糧食問題》、《浙江省糧食之運銷》等著作。

　　對于張培剛的這幾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仍然記得自己當年初讀后的驚喜：張培剛專門把糧食的“運輸成本”與“交易費”——也就是單純的市場費用分開考察，并且極見功夫地總結出，市場交易費的減少，可視為交易機構有了改進的標志。

　　“交易費”概念的清晰提出，讓后來者驚異于張培剛的學養。科斯舉世聞名的“交易費用”概念最早發表于1937年，張培剛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時候，不但獨立使用了“交易費”概念，還斬釘截鐵地指出了節約交易費用與組織的關系。經濟發展不能離開制度分析，這一點在張培剛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論文中已初見端倪。

　　今天，人們對張培剛194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給予了不吝筆墨的贊美，卻忽略了此前張培剛已經具備了6年的學術實踐功底。

　　寫《農業與工業化》花費了半年多時間，最終通過博士答辯，獲得了1946－1947年度威爾士獎。如今國內不少報道稱之為“小諾貝爾獎”、“為諾貝爾獎設立之前的經濟最高獎”。不過，新語絲網站方舟子告訴南都周刊記者，他檢索到當年的報道顯示，威爾士獎是哈佛經濟學系獎勵當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論文的，是給學生的獎勵。一份當年的報道顯示，和張培剛同時獲獎的還有一個學生George Jaszi，每人得到了500美金。

　　刨去名頭的爭議，當代國內活躍的經濟學者對于這篇論文的含金量不乏溢美之詞。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說：“張先生提出的觀點遠遠超過當時與他同時研究發展經濟學的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在今天看來也仍然是正確的。”

　　在定期給政府部門編寫國情資料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也曾經常引用張培剛的理論。他總結的張培剛的三個命題是：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何者是必要條件？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是否平衡發展？農業國與工業國的經濟關系如何？

　　經濟學家的上述觀點，均發布于1990年。彼時的中國經濟，正面臨一個新的發展瓶頸。張培剛的這篇舊文剛好為研究者提供了新鮮靈感。

　　在經濟建設初期，中國的工業化照搬了蘇聯模式，過分強調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不重視農業及其與工業的協調發展。現在回過頭來看“張培剛模式”，完全符合產業演進的一般規律。因為一國的農業效率提高了，國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會得到保證；隨著底層產業的邊際效用遞減，新生的發展動力必將促進上層的產業發展，而上層的產業又會對底層剩余勞動力構成拉力，從而使工業化或現代化得以實現。這種農業與工業兼顧的經濟學理論模式，在50年代后逐漸自成一派，稱作發展經濟學。

　　張培剛自己評價說：“論文的意義，在于為落后國家，農業國家，如何走向工業化農業化，起一個指導性的作用。”

　　張培剛在美國待了5年。哈佛歲月給這個湖北紅安農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響細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歡交響樂，而不喜歡京戲。“我喜歡聽貝多芬。星期天上午10點到中午，學生半票。在夏天，樂團還在廣場加演。你知道，哈佛一年的學費要400美金，我的生活費是90美金，但是我每周都會省出5毛錢去聽古典音樂會。”望著窗外日漸暗淡的天際，張培剛喃喃自語。

　　1946年，哈佛歲月戛然而止。張培剛和吳于廑、韓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約回到武漢大學任教，三人后來有珞珈“哈佛三劍客”之稱。1949年，張培剛擔任經濟學系主任，同時擔任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總務長，代理法學院院長。這是中國新舊時代交替的前夜。無數張培剛們期盼學以致用施展經世之才，時代卻跟他們開了一個玩笑。

　　消失30年

　　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曾經說：“1946年我考進武漢大學經濟系，結識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導師張培剛教授，但是張老師的學術思想，像一顆流星，在20世紀中葉的天空劃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滅了。”

　　在蘇小和眼里，張培剛的成績都是在美國時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沒研究，活著而已。”

　　一個尷尬的事實是，《農業與工業化》之后，張培剛再也沒能寫出比博士論文更值得稱道的文章。

　　“后來發生了什么讓你遠離經濟學研究？”張培剛努力回憶。但是記憶似乎在1952年后出現了驚人的空白。長達30余年。

　　夫人譚慧在一旁擋駕：“請不要問那些讓他傷心的事情。”

　　希望能在自己的國家實踐農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理論的張培剛，有著兩次回國創業的經歷。為了更好的研究農業國工業化問題，1948年元月，他曾應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邀請，前往擔任顧問和研究員。當經歷戰爭創傷的中國硝煙淡去的時候，1949年，他毅然辭去了聯合國待遇優厚的職位，也婉言辭謝了導師布萊克、厄謝爾兩位教授約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請。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適應工業發展對人才的需要，國家決定在武漢建立一所工學院。1952年，張培剛被任命擔任華中工學院第三校建設規劃辦公室主任。“他們認為我是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回來的，學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教書用不上，但人還可靠，就被調來籌建華中工學院。”1953年，40歲的張培剛和23歲的譚慧組建了家庭。

　　“當時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利，你是一顆螺絲釘，讓你去哪就得去哪。”譚慧說。張培剛從寫論文到搞基建，經濟學研究自此畫上了休止符。

　　華中工學院的前址是三個村莊，一片農田和無數墳場。作為“工頭”，張培剛的首要工作就是勸農民搬家遷墳，幾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

　　張引以為豪的是，1957年修長江大橋投資是6000萬，華中工學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400多萬，這么多錢都由他統籌，“在這方面他們是信任我的。覺得我不會貪污。”

　　因為和西方的隔絕，很長時間張培剛并不知道發展經濟學在國外悄然興起。1956年，兩位智利學者來到北京，要求見Pei kang Chang(張培剛)。接待者不知道誰叫“背鋼槍”，輾轉找到武漢，才知道工地上這個灰頭土臉的基建主任便是。領導礙于面子，把張培剛一家安置在一個臨時的招待所里，并搬來一些經濟學書裝點門面。而擔心被安上間諜的罪名，張培剛只應酬了幾句就把智利粉絲打發走了。此時他才知道，《農業與工業化》剛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日后經濟學家張五常聽說了這段歷史，大發感慨：被委任校園建筑管理，說來好聽，其實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費了一個頂級人材。

　　此后的歷史更是一段謎。見諸資料的介紹一概都統一明了：1957年，張培剛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間在咸寧勞動，被批斗。此外別無他話。

　　在一本《學海扁舟》的論文集中，張培剛的一段自白多少剖析了當時的心跡：“我自己也有缺點，也有錯誤。就拿50年代、60年代來說，由于受到左的影響，我也曾不夠公正地寫過批判文章，不夠客觀地評介過西方經濟理論。”

　　張培剛顯然具有隨遇而安的生存能力。當時，他曾經寫過一副對聯展示了微妙的處世哲學。上聯：認真，但不能太認真，應適時而止；下聯：看透，豈可全看透，要有所作為。

　　回望張培剛坎坷的人生經歷，蘇小和認為，當時除了讀書人希望立志報效國家這個情懷外，也還有其他原因，比如，當時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風頭無量，而資本主義國家遇到經濟危機后的蕭條，連羅素、胡適都曾經猶豫過，何況是一個張培剛。所以有人說，那是一個知識分子集體迷失的時代。

　　“面對那些死去的人，張培剛能活下來已經夠幸運了。”譚慧感慨說，“那是個悲劇的年代。每個人的遭遇都和張培剛差不多。怎么可能沒有苦惱？可是有什么辦法？”

　　遲暮的光環

　　1978年，張培剛即被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參加我國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辭典》的編纂，主編近30萬字的“外國經濟思想史”部分。在站了30多年之后，張培剛感慨，終于有個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腳了。

　　80年代中期，中國正就對外開放方面的問題展開大論戰。經濟領域的著作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逐漸引起了重視。張培剛的經歷開始為人所知。

　　華中科技大學張建華教授回憶，大概在80年代中后期，關于張培剛的各種介紹多了起來。他在1985年前后看到上海社科院楊建文的一篇專題報道，稱張培剛是經濟發展學創始人之一，才知道自己就讀的大學原來有此等高人，由此萌生了報考張培剛研究生的想法。

　　成為師生之后，張建華發現張培剛是一個十分嚴謹的老師：“對于學生每一篇論文的細節、文法都要求和講究之極。”

　　張培剛試圖用苛刻的要求找回曾經的靈氣，又不免困擾于日漸衰退的身體和智識。張建華記得恩師為了寫一篇回憶錄花費了3個月，熬得十分辛苦。

　　戲劇性一幕就此展開。國內的一流經濟學人忽然發現國內還有這么一個大師級的人物，于是紛紛去攀親戚，學校也開始重視了，門庭冷落多年之后，突然熱鬧起來了。

　　更多的學者也借著反思張培剛的命運，去反思中國經濟發展走過的彎路。

　　在一篇文章中，周其仁就寫道：張培剛如果有科斯一樣的可專心于學術研究的條件，張氏發展經濟學會不會早就把研究的視角對準經濟行為的制度條件？因為他在張的書中發現，產權、市場、交易費用、國家和意識形態——幾乎所有的制度變量，都已經全面登堂入室。

　　胡鞍鋼多次講，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如果當時的領導人能夠讀一讀張培剛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樣，請張培剛先生講幾課，那么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會改寫。

　　事實是，過去老師沒有機會做到的，學生已經實現。張培剛的三個學生巴曙松(微博)、張燕生、張軍擴，都曾到中南海講課。

　　2006年，張培剛基金會順勢而生。門生和追隨者們為張培剛營造了一個學術殿堂，他頻頻出現在各類學術活動中。

　　20多年前，當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發展經濟學陷入衰落，張培剛曾在各種場合為發展經濟學振臂一呼，倡導建立“新發展經濟學”。當時，國際學術界并沒有更多的認可，主流卻是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發展理論與政策。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國際機構開始開始反思發展理論。首屆張培剛獎得主林毅夫被任命為世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就是一個例證。

　　張培剛也曾經公開承認：我一共寫了10多本書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書《農業與工業化》和一篇論文《發展經濟學該往何處去》。

　　“你認為中國經濟學界還能出大師嗎？”

　　“很難。”這個曾經游歷中西的老者搖搖頭，他認真地盯著記者說，“學術風氣很不好，當官的如果不帶頭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風，很難！沒個三五十年不行。”在夫人的暗示下，他又更正說，“那就再等個20年吧。”

　　窗外的太陽徹底下山了。家人暗示采訪時間到了，他很聽話地打住，表情恢復了初始的和氣，雙目微閉，從蓋著的毯子里伸出右手和記者握別。

　　出門前，記者終于決定問出最后一個困擾自己的問題，或許這刺痛了老人的內心。

　　“張老，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讓您再也沒能寫出比《農業與工業化》更好的作品呢？”

　　房間里的氣氛一下凝固了片刻。張培剛顯然完全聽清了這個問題，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他一動不動陷在沙發里，保持了一種平和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