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后感

　　在地獄里唱歌

　　作為房地產商以及福布斯榜上人物，感謝王剛讓我看到了我們丑陋、無奈的一面，但同時可以歌唱光明和希望

　　文 | 黃怒波

　　我讀《福布斯咒語》讀得特別辛苦，它讓我又一次下到了地獄。上一次下地獄是看閻連科的《風雅頌》。那個是寫知識分子，齷齪之極，把人性寫到了極端低下，讓我心懷憤怒與不齒。這一次寫的是商界、政界。

　　首先，作者講故事的能力極強，直接一改就是一個很棒的電影劇本。至于情緒呢，是當下最時髦和最討好的，那就是罵官員、臭開發商以及為國企高管添丑畫像。實際上，作者站在了一個道德審判的高度，手握起了當下時髦的新左派的生死判令。

　　小說寫得很真。各種各樣的情節我都見過也聽過，然而我還是看到了時代的功利。比如說，小說多次提到的潘石屹，我從商人的角度，認定他是社會精英。他依靠自己的雙手和智慧，歷經磨難，為社會創造財富、為政府創造稅收、為人們提供就業、為城市提供進步。就算是明天他一時糊涂犯了錯誤、出了岔，也不能否認他對社會盡過的責任。如果真像小說所寫的，每個人都在地獄里，那我們這個年代就該是民族史上最骯臟的年代。

　　我是一個房地產商，我的痛苦和煎熬、心理歷程是沒有辦法講出來的。因為在這個利益多重化的時代，這個行業被貼上了標簽。因為財富而被仇視，因為福布斯榜而被痛恨，這是一種特殊現象——這個行業是中國經濟惟一全面向民營企業開放的行業。十幾年來，為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和城市化建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像每一個行業，像每一個國家，像每一個政黨，以及像每一類人群，同樣是有著腐敗、貪婪以及世俗的歷史記憶。然而，在一個光輝燦爛的年代，我們都跟著一個太陽共同綻放著光芒。

　　在一戰之后，著名詩人艾略特寫出了《荒原》，表達了對一個時代的失望和慌張。在二次大戰之后，金斯堡寫出了《嚎叫》，表現了時代的骯臟和極度的不滿。但是，他們所描寫的不是簡單的階級仇恨，而是一種對時代的拷問。他們沒有相信有天堂，但也沒有告訴我們有地獄。這是跟閱讀《福布斯咒語》時產生的對比。

　　我也想給這個時代畫像，我想我筆下的房地產商企業家應該是這樣的形象：他們聰明而又狡詐、激情而又保守、自戀而又孤獨、多情而又脆弱、低下而又高貴、貪婪而又怯懦，但是他們都是超越了自我的生存者、創造者，是一個時代的精英人物，其實也是每一個青年都想成為的那種人物。這么說吧，我們批判一個時代不是為了毀滅它，我們詛咒一類人時，也不需要把他們都妖魔化。在人性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不是寧可去宣揚和主張它的善良以及它的無奈。

　　作為房地產商以及福布斯榜上人物，感謝王剛出神入化之筆，讓我看到了我們丑陋的一面、低下的一面以及無奈的一面。但是，作為一個時代的受益者，我也要說，感謝王剛，我們可以對比之下歌唱光明和希望。從知識分子和文人的一面呢，我們寧愿把《福布斯咒語》看作是在地獄里唱歌。當然了，幸虧地獄只是一種想像。

　　(作者系中坤集團董事長)

 

　　文學批評

　　商人的文學面目

　　為什么那些以諷刺商人為目的的作品總能大快人心？

　　文 | 本刊記者 劉建強

　　這題目一出，葛朗臺、夏洛克、阿巴貢諸人紛至沓來。確實想不起文學作品里有什么正面的商人形象，即使有，給人留下印象的也一定是跟他演對手戲的不擇手段的同行。或者這么說，商人被贊美遠不如他們被挖苦被抨擊更能讓人記得牢。

　　這是為什么呢？

　　先從《威尼斯商人》說。夏洛克要借貸者安東尼償還一磅人肉，成為貪婪、冷酷的放債者的代名詞。其復仇的手段是完全符合契約精神的，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相反，當偽裝成律師的波希霞用詭計訛詐夏洛克時，安東尼及其朋友已經成了一群無賴。真正殘酷的是波希霞給夏洛克扣上了“企圖謀害城邦公民的異邦人”的帽子，從而剝奪了他的財產。如果不是對方“仁慈”，夏洛克性命也難保住。無賴變成了強盜。這是一出真正的悲劇，莎士比亞的讀者們卻把自己的歡樂建筑在夏洛克的難堪和不幸上。

　　一部主題復雜的戲劇都被簡化成對商人的嘲弄，那么，那些以諷刺商人為目的的作品就更為大快人心了。“你(錢)一被人搶走，我的依靠、我的安慰、我的快樂就全沒有了，我算是整個完蛋了，我還活在世上干什么啊？沒有你，我簡直活不了啦。全完啦，我實在受不了啦；我要死，我死啦，我已經入土啦。”在《慳吝人》中，莫里哀讓他的人物阿巴貢對丟失的金幣絕望地嚎叫。作為放高利貸者，阿巴貢貪婪吝嗇到極點，請客時在酒里摻水。為了錢，逼迫女兒嫁給老頭子、兒子娶富有的寡婦。他與兒子爭奪一個姑娘，只是因為錢才放棄。當我們被告知這部戲“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系”時，從未想過它有可能因為極度夸張而對人物進行了妖魔化。

　　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與此大同小異。葛朗臺臨終前將手伸向神甫手中鍍金的十字架，中國讀者們可能感受到了閱讀《儒林外史》“兩根燈草”時的快樂。一個商人，處心積慮地侵奪財富，視金錢為惟一信仰，最終慘淡收場，這樣的故事也在左拉的《金錢》及據說是模仿《金錢》的茅盾的《子夜》等小說中反復出現。

　　這是為什么呢？

　　它肯定有現實的依據，但是顯然，它被夸大了。貪婪、吝嗇、賄賂、勾心斗角、不擇手段僅僅存在于商人身上嗎？我們愿意把這些品質極度變形后歸結到商人身上，是因為他們的職業讓這一切顯得更為集中，以此講故事更有戲劇性。最關鍵的是，我們通常會把嘲諷送給那些占有社會資源更多的人，就像政客避免不了成為笑話的主角。

　　這是商人必須付出的代價，盡管這個世界已經承認商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當人們心情好的時候，這些品質可以更名為勤勞、節儉、機智、有抱負，但是很遺憾，決定權不在商人們手里。

　　惟一可堪告慰的是，以商業為主題的虛構文學作品都不好看，它們語言粗糙、人物性格單一、情節俗套，稱之為“文學”是個誤會。真正的商人，存在于他們的家庭和嚴肅的商業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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