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30年中，他在股份制、國內公司治理和公司成長環境等研究領域都有專著和建樹。他不僅提出了用“兩只眼睛看企業”的獨特理論，而且最近還提出了讓消費者為企業“免費打工”的新觀點。此外，他在研究和引入新加坡淡馬錫公司模式及向前人（晉商）學習管理等方面都有貢獻。

　　⊙倪小林

　　在多年前一次有關中國資本市場未來發展的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見到并認識了張承耀教授。當時，恰逢證券市場建立八年之際，經濟界的活躍人物們都把證券市場走過八年歷程當作改革開放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情。張承耀教授作為演講人之一，針對證券市場公司治理問題，他的發言坦率尖銳，當場獲得了與會者的掌聲。除了他的觀點獨特，直言快語和幽默的表達方式，演講時還不斷引用典故，或許也是他獲得更多掌聲的關鍵。

　　之后，我曾多次采訪過張承耀教授，也曾跟蹤過他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研究。他長期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

　　企業創新永無止境

　　在過去30年中，他對于股份制、國內公司治理、公司成長環境等等課題的研究都有過專著和建樹。

　　張承耀對企業的熱衷，與他過去的生活有很密切的關系。1947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島市，1964年入清華大學上學。后來，他還有過在本溪鋼鐵廠做技術員的經歷。1982年到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就讀，師從蔣一葦先生，為我國第一批企業管理專業畢業博士研究生兩名中的一名；畢業后留工經所工作至今。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企業經營管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管理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1990年到日本東京大學任客座研究員一年。

　　如今張承耀雖已近退休，但對企業的研究依然很上心。

　　中國企業與現代新技術融合正在創造新型的消費形式，消費行為的變化，反過來又將成為企業創新的動力。這是西方新近誕生的消費者參與理論。他在《企業管理》雜志2008年第一期的文章中提出：企業管理創新有許多方向可供選擇，其中之一就是讓消費者為企業“免費打工”。

　　何謂讓消費者“免費打工”？其本質是將消費者最大限度地引導到生產線或供應鏈的各個環節上來，而且企業不需要支付任何報酬。其實，那些自助型消費就是這樣的形式。這是在現代社會，依據以人本位的經濟必須把握的重要趨勢。生產力促進著生產關系的發展，信息革命改變了企業內部組織的管理以及與外部的聯系方式，這是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因素。中國企業處于“實體化”與“虛擬化”的兩波疊加之中。

　　在企業研究中，張承耀之所以更看重或選擇企業創新，是因為我們在加入WTO之后，我們參與世界的競爭，企業間的較量主要是看企業的創新和盈利能力。

　　他還以此深入研究行政管理模式改革問題，認為現在是到了向企業學習的時候了。在他有關城市綜合改革的最新研究中指出，目前“政府是萬能”的思維在一些官員甚至于民眾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政府也應放下“父母官”的架子，政府需要在觀念上來個自我革命。當然，這種改革是一個過程。

　　很多人說那些有改革情結的人，無論何時都要想到改革，即便是很技術性的操作，也會如此。張承耀大概就是其中的一個，永遠把企業如何改革放在他的第一個研究目標里。

　　張承耀說，正所謂“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歷史一定會把那些落后的、滯后的組織形態徹底拋棄。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也是企業制度競爭發展的歷史。

　　向前人學習企業管理

　　向前人學習企業管理，張承耀的企業研究視野也從現代延伸到了山西晉商的歷史范例研究上。

　　他在國有企業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是相當豐碩的。尤其是他在《現代企業制度原理》（1994）一書中提出了“兩只眼睛看企業”的這一概念。隨后，在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的1999年國家社科重點課題“企業管理現代化、科學化問題研究”中，他又詳細列出了“兩只眼睛看企業”涉及的各方面內容。在2006年，他發表了《兩只眼睛看企業》一書，認為我們應該從兩個角度觀察企業：左眼睛看企業的資產結構，右眼睛看企業的資本結構；企業是生產經營組織與所有分配組織的二重符合；是管理者管理與管理管理者的二重符合。

　　張承耀研究企業的知名度很大，經常是在正統的研究之余，研究一些很大眾化的課題。例如， 2001年第12期《企業管理》雜志發表了他對山西晉商的評論文章。他認為，西方企業倡導出資者與經營者實現分離，但山西晉商早在500多年前就實現了兩權分離，那就是“財東”與“掌柜”的分離。他認為，晉商500年的興衰史可以說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書。

　　在他眼里，東西方管理文化在某一歷史時點上有驚人相似之處。在西方管理學上，出資者將企業交給經營者來經營，會遇到經營者的選擇、激勵和監督等問題。特別是所有者選擇經營者之前難以知道他們的能力、德行與積極性等都，這就是所謂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晉商“財東”挑選“掌柜”是嚴格任人唯賢的，既重視其祖上的誠信史，又要將其放到基層，層層考察和提拔。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至今，經營者的產生并沒有確定的程序，這是很不正常的。

　　另外，晉商在激勵經營者、監督約束經營者等方面也都做得有板有眼。晉商對經營者的個人信用要求十分嚴格，有嚴格的個人信譽檔案，自己有劣跡還將影響到下幾代，這些對個人行為有相當的限制。這一點正是我們面臨的公司信用問題的難點。

　　當然，晉商的衰敗也是一個事實，這一點更是張承耀研究時所關注的。盡管晉商建立了“出資者與經營者相分離”的制度，但導致晉商后來衰亡的一個原因就是“財東”不務正業，放棄管理，即“出資者缺位”了，這是一個教訓。還有，無限責任制也不是規范的股份制度，最后導致經營風險全部由“財東”來承擔，并導致其家破人亡。另外，晉商在出現經營危機時，沒能及時進行體制創新是其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

　　有一點值得注意，晉商之所以能得以發展，還得益于政府的放手。這些企業基本上不是國有的，政府也很少有不當干預。但到了后期，企業對政府的依賴程度加大，最后就增加了企業的風險。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政企不分”的負面影響。

　　當我們發展經濟的時候“眼睛向外”，是不是也要“眼睛向內”，向我們的前人學習呢？張承耀運用自己對中國企業多年研究的經驗，對應晉商發展衰亡的史實，提出了發掘中國商業歷史中的價值部分，也不失為企業改革的模板。

　　研究推廣新加坡淡馬錫公司模式

　　可以說，我國中投公司的成立是我們學習新加坡淡馬錫模式的一種方式，而新加坡淡馬錫公司一直以來也是我國學界和媒體不斷研究和關注的一大亮點。

　　不過，淡馬錫公司被介紹到中國，是與張承耀在幾年前的研究分不開的。早在2000年，我國相關部門已意識到新加坡淡馬錫公司的經驗值得借鑒，并組織淡馬錫公司到北京進行宣講。宣講后，還安排了兩位學者進行評論，其中，一位就是張承耀教授，另一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院的一名專家。

　　張承耀回憶道，“當時我談了12點評論，后來我將他們的資料進行整理成文章，先后在一些報刊上發表并轉載過。可是，當時并沒有引起注意。到了2006年之后，才逐步引起注意。”

　　張承耀認為，淡馬錫公司的經驗有三個重要方面值得借鑒：一是淡馬錫公司與財政部的關系（如利潤上繳關系等）；二是淡馬錫公司本身的治理結構（國有人員與民營企業人員基本對半、組織部門設置等）；三是淡馬錫公司與下屬企業的關系，特別是對下屬企業的管理原則。我們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比人家還差得多。

　　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新加坡采取了“兩步走”的辦法。第一步是“企業化 ”，第二步是“民營化”，即吸收社會資金使企業投資者多元化，政府逐步減少在許多企業中的股份；企業改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籌資，而是通過入市接受公眾監督。

　　同樣，一些重要的經驗也值得我們關注，如政政分開是政企分開的前提、政府沒有另外派出特派稽查員而是讓國有企業按照公司法進行自律并接受社會監督、 淡馬錫控股公司每年也要將紅利的一半上交給政府及董事會的人員結構值得學習等。而淡馬錫公司與關聯企業的任何交往都要保持著“一臂距離”，即按照商業準則來評審，評估投資回報是否合算。這一點更值得關注。

　　張承耀認為，新加坡約有300多萬人，有140萬的大眾擁有了新加坡電信公司的股票，這是最為接近“全民所有制”的典型。我們一直特別強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那么，能不能做到老百姓的資產也一起“保值增值”？中國現在利息率一再降低，還收了利息稅，但是在疏通大眾直接投資渠道方面還應更下功夫。

　　張承耀之所以對淡馬錫的研究如此上心，這與他多年來研究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是不無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