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現在國民經濟研究所從事宏觀經濟研究，在澳大利亞獲得博士學位。他不僅親歷了早期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涉及農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發展、沿海地區開放、國有企業改革等，而且他還是一個有獨立學術見解的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問題、糧食問題、地區發展和地區差距問題、國有企業轉制、收入分配尤其是灰色收入和農村貧困等問題都做過深度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獨特見解。他堅信改革才能推進中國經濟發展。

　　⊙倪小林

　　我與王小魯教授有一面之交，當時他是長安論壇的一次研討會主持人，我是聽眾，他并不認識我。但是，我對他有關國民收入問題的一系列研究很感興趣。

　　當我面對面采訪王小魯時發現，他依然保持著謙謙君子的儒雅風度，但談到他在過去的那些歲月中所參與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故事時，他的觀點非常鮮明，言語表達也很爽快。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他時而顯得很隨和，時而又表現得有些固執，他對自己所要堅持的東西很執著，讓人覺得他做學問很純粹。也許，這足以反映出一個學者最難能可貴的學術稟性。

　　親歷中國改革的幸運參與者

　　王小魯和同齡人一樣，初中沒上完就從北京到山西插隊。要說和別人有些不一樣，那就是在勞動之余苦讀苦寫。他說過：自己呆的那個村子，年年都有逃荒要飯的人，糧食不夠吃。這時你就會思考，國家的經濟體制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他盡可能搜羅了一些當時能夠找到的書來讀，希望從書中找答案。他白天和農民在一起干活，深入農民的生活，晚上讀書，冥思苦想，寫了很多讀書筆記。

　　后來，他到一家鋁廠當了一名工人，但讀書仍然是他的嗜好。他回到北京后進了工廠，1977年恢復高考的機會和王小魯擦肩而過，只因他已經就讀了廠辦的“721工人大學”，不讓再報考其他任何正規大學，從此失去了和別人一樣進入名牌大學的機會。

　　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的命運發生了意外變化。在工廠大學上學時，他寫的一篇文章被當時社科院內部刊物《未定稿》主編和同仁看上了，他們正在物色年輕的、有思想的研究人員。當時“文革”剛剛結束，正是人才青黃不接的時候。王小魯很快被破格調入此刊物，工作是當編輯，自己也寫文章。這是改變他人生軌跡的關鍵一步，說幸運還真的幸運，在中國沒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樣從工廠直接進到國家級的科研機構，接觸如此前沿的各種思想，文章接連在全國性刊物上發表。

　　《未定稿》之所以得名，是因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它在那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獨特位置。王小魯回憶當時有很多解放思想的文章，都在這里相繼發表過。此刊物存在時間雖然很短影響卻很大。

　　正是從這里開始，王小魯進入了高層政策的研究圈子。后來，他又進入新組建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做過《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雜志主編。自1986年后，他擔任體改所發展研究室主任。他的研究范圍緊貼著中國改革路徑：農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發展、沿海地區開放、深圳特區發展、國有企業改革等。他在介紹自己的經歷之后，加上了一句話“我研究的內容很雜”。

　　王小魯在改革初期擔任了當時很有知名度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成員，他還是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論文評議員，也是那些有見地的改革思路的堅定支持者。

　　1989年2月，他去澳大利亞做訪問學者，系統地攻讀了經濟學理論，并拿到了博士學位，成為名副其實的“海歸”，這為后來在國民經濟研究所主持項目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礎。8年以后，他回國后感到由衷地高興，是因為他看到了中國改革真的已走出了一條市場化路子。

　　王小魯有幸參與過中國初期的改革，而后又接受過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系統訓練，這使他覺得“自己做研究得心應手”。這就是王小魯的人生經歷，也反映了莘莘學子對國家發展、社會和民生問題報以拳拳之心的博大胸懷。

　　學術獨立見解需要勇氣與智慧

　　講到回國做研究，王小魯對樊綱教授的邀請仍記憶猶新。在1990年代，他在日本訪問期間遇到樊綱，樊綱很熱情地對他發出邀請：你干脆回國后到我研究所去做宏觀經濟研究吧！確實，王小魯早有回國準備，于是在1998年回到了國內，并進入國民經濟研究所至今。他“學以致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國經濟研究之中。

　　他將國際上最新的經濟研究方法，用以研究中國宏觀經濟以及中國經濟發展中諸多焦點問題。他做過的一些主要課題有：經濟增長問題、糧食問題、地區發展和地區差距問題、國有企業轉制和非國有企業發展問題、城市化問題、收入分配問題、農村貧困問題等等。國民經濟研究所創設了中國分省市場化指數，并每兩年出一本書，今年已經是第八個年頭了。

　　去年夏天是王小魯與媒體打交道最頻繁的一年，除了自己撰寫文章外，他還在網絡媒體和網友交談一個話題：怎么看待灰色收入。

　　“當時，為什么要研究這樣一個話題？” 王小魯與同仁在研究中發現，我國關于居民收入的統計數據是不完整的。根據2005年的統計顯示，我國城鎮居民最高收入10%這組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2.8萬多元，但按當時汽車擁有量、高檔住宅購買、居民銀行存款等指標來看，這個數據顯然是不真實的。王小魯正是從懷疑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的。他們發現，問題的關鍵是少數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灰色收入。

　　“這是一個早已存在的問題，收入問題說到底是個制度問題，現在人們都在說收入差距拉大，但是灰色收入卻沒有計入統計，數據失真是必然的。只不過大家沒有認真去深究�！蓖跣◆敽堋肮虉碳阂姟�。學者發現問題，研究上有突破，很多時候是因對數據或真相生疑而有所建樹。王小魯對于收入數據的懷疑，刺激他進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人們的真實收入，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他和同仁一道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法進行調查和數據分析。他們調查的樣本遍及全國27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也覆蓋了一批中小城市和縣鎮。與此同時，他還依據家用汽車擁有量、商品住宅銷售量、出國旅游人數、銀行存款分布等數據分別對高收入居民的收入進行了推算，以對調查分析的結果進行多方面驗證。這些結果互相之間有比較高的一致性，以此來說明他們的估計結果是基本可信的。

　　盡管如此，他也一再說明，由于研究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和研究條件的限制，這項研究結果是初步的，還有待于深入研究來進一步驗證。根據他們的估算，居民收入中約有4.8萬億沒有包括在統計中。他稱之為“隱性收入”，并認為這是導致實際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之一。這項研究也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議論。

　　王小魯在一次講座上表示，隱性收入的大部分是灰色收入。這些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這五個渠道：公共資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金融腐敗、行政管理中的尋租行為和壟斷行業收入。他認為，造成這些問題不應該歸罪于市場化，而是因為制度存在漏洞，這說明一些方面的改革還沒有到位。因此，他不斷呼吁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王小魯并非只感興趣灰色收入，他除了一直關注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也對經濟發展問題、市場化問題等等做過很多研究，提出了很多獨特的見解，有不少受到決策層的關注。

　　在中國做研究，有時候需要勇氣，有時候也需要智慧。在做研究時，或許王小魯是“二者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