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捷

　　最近幾個月，中國經濟史學界接連失去了趙儷生和陳振漢兩位先生。這兩位老先生分屬不同的學術流派，趙先生從史學入經濟，陳先生則從經濟入史學，各有極大成就。

　　趙儷生沒有出國留學經歷，也沒有主持過什么大型國家課題，大半輩子呆在偏遠的蘭州大學，研究被認為“過時”的中國制度史。他研究的內容“太土”，所以很少為專業以外的讀者所知。直到他的弟子近年來影響越來越大，人們才注意到有這樣一個被邊緣化多年的老前輩。

　　趙儷生生于1917年，從小就富有熱情，中學時代投身于現代新文學運動，發表過不少白話詩。18歲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參加過“左翼作家聯盟”與“民族解放先鋒隊”，在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中是個活躍分子。抗戰爆發后，趙儷生感到“歷史學更深刻”，從此由文學步入史學大門，研究明末清初幾位思想家思想。

　　抗戰期間，趙儷生一直在西北做中學教員，因沒有機會出國留學，便從中國古籍入手“追補”學問，在這點上，他與國學大師錢穆的治學路徑頗有契合之處。后來，趙儷生在大學里也講了很多年的“中國通史”。趙先生講課極受學生歡迎。王家范曾說，趙儷生堪稱錢穆之后在大學里講授“中國通史”最成功的學者。

　　趙儷生沒有明確的師承，但他“轉益多師是吾師”，他曾深情回憶過聞一多先生對他人格的影響，嵇文甫先生對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有影響，王獻唐先生對他學習古文獻有影響。趙儷生把這些老師的影響融合起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經濟史，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1949年以后，他被聘為山東大學教授，進入學術人生的高產期。他對“農民運動”的研究尤其引人矚目，1955年出版的《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奠基之作。當時向達先生說，解放后的中國新史學界有“五朵金花”，即主要討論古史分期、農民戰爭、土地制度、民族關系與民族融合、資本主義萌芽這五大問題。趙先生即是其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對五朵“金花”中的三朵都有貢獻。

　　可惜，從1958年起，趙儷生被劃為右派分子，被撤去教授學銜，發表文章的權利基本上被剝奪了達20年之久，直到1979年始獲改正。改正以后，趙儷生任蘭州大學教授，帶出一批研究生，并繼續20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出版了《中國土地制度史》等重要著作。

　　陳振漢教授則完全屬于另一套學問系統，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的博士，也是影響到1949年后中國經濟學發展路徑的學者之一。

　　陳振漢生于1912年，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州高級中學，次年考入南開大學預科，兩年后畢業，直接升入由何廉與方顯廷教授組建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四年后，陳振漢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留美，入哈佛大學經濟系專攻經濟史，指導教師是阿希爾和熊彼特，陳振漢在很短時間內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并在哈佛的《經濟學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號)上發表了博士論文的核心部分，“美國棉紡織業成本和生產率的地區差異(1880-1910年)”。

　　陳振漢于1940年回到國內，應恩師何廉與方顯廷之邀，就職于當時在重慶的南開經濟研究所，后又兼任中央大學教授。抗戰勝利以后，陳振漢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陳振漢的治學深受熊彼特思想影響，要求在經濟史研究中體現出經濟學家的理論水平和理論抽象能力，應該注重對歷史統計資料的科學分析，一切理論論證也都應該有統計的基礎支持。他的這種研究方式也大大影響到北大和南開的經濟史研究風氣。

　　解放時，陳振漢很堅決地留在了北京，出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開始選編《清實錄》和《東華錄》經濟史資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期間，他還擔任過《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委員，參加具體翻譯工作。之后，他越來越少地討論理論問題，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史料整理和匯編上。1955年，他的論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地租和土地集中》產生過很大影響，成為當時明清史研究的一個熱點。

　　1957年，陳振漢與徐毓旃、羅志如、巫寶三、寧嘉風、谷春帆五位知名經濟學家合作撰寫《我們對于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身為此文的執筆人，陳振漢很快被劃為極右分子。在十年浩劫中，他又被發配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改造，1979年才恢復工作。

　　在他一生的最后20多年里，陳振漢繼續努力整理《清史錄》中的經濟史料，并出版了《清實錄經濟史資料》第一輯《農業編》，代表了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大進步。

　　趙儷生和陳振漢這兩位經濟史名家的學術背景、治學方法截然不同，但都用實際行動表明對國家和學術的忠誠，命運也頗多相似之處，遽歸道山，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