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

　　有媒體將此事與海淀藝校的“辱師門”和中山大學教授“虐待”學生事件相提并論。前兩個事件呈現了人性之惡，此次則呈現了“以暴制暴”。希望從這次事件中反思法治理念在日常生活(哪怕是政法大學的日常生活)中的缺失，而不僅僅將責任歸咎于某個人。

　　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教授在上本學期最后一節選修課時，因為逃課學生人數太多，與一名欲離開教室的女學生發生肢體沖突。這一事件被人戲稱為“楊帆門”。

　　像“羅生門”一樣，此事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園論壇里呈現出各種面貌。一些不難澄清的細節一直未能得到確認，有人聲稱楊帆有過未經通知就不來上課的經歷，也有人表示楊帆此前的停課已經經過教務處同意，還有人表示那名離開教室的女生并非選課學生、只是正巧在這間教室自習。

　　對于校方來說，首先需要進一步確認事實，這樣才能做出恰當的評判。對于旁觀者而言，更為值得關注的是由這件事情引發的討論。現在討論的焦點集中于楊帆和這名女生身上，但是，楊帆之所以“失態”，甚至說出一些侮辱性詞語，與一名遲到的男生腳踢教室大門有關。有學生反映楊帆此前曾向學生兜售自己的著作，如果此事屬實，校方自然會處理。但這并不意味著學生就可以隨時退席，更不意味著學生可以腳踢教室大門。

　　一件本來并不復雜的教學沖突，演變為話語暴力和肢體暴力，值得思考。拋開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這說明即使在素質并不低下的大學校園，有些人依然習慣于以暴力而非合法程序的方式應對問題。如果勉強把女生退席“過度闡釋”為“公民不服從”，楊帆和那名男生的沖突就是典型的“以暴制暴”。發生在政法大學里的“以暴制暴”，不僅是對大學精神的嘲笑，也是對法治精神的嘲笑。這個事件所引發的不僅是對教育問題的思考，也包括對法治問題的反思，充分說明法治進入課堂，不等于進入生活。

　　同樣是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的蕭瀚先生，撰文表示教授之言行舉止斯文掃地，何以要求學生單方面尊師，并且進而表示每個學生都有安排自己時間的自由，學生有隨時退席的權利，只要他們沒有妨礙別人。這個說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能夠獲得學生的認同。可是，如何界定“沒有妨礙別人”的限度？那名女生在一些網友的描述中具有“正義感”，她的行為接近于“公民不服從”嗎？上課期間，突然有學生起身退席，是否會影響同學和任課教師的情緒？蕭瀚先生以自己為例，表示有學生退席，并不感到受到妨礙。但是，這不能保證其他老師和學生面對同樣情形能夠做到心靜如水。

　　從高校的一般規則而言，學生擁有不去選修某門課的權利，可是一旦選修了這門課，就要接受教學的基本規則，不能無故曠課或早退。不僅選修學生需要遵守這個規則，旁聽或者自習生也需要遵守一些基本規則。否則，在上課期間，一名學生可以以自習為名隨意出入那些正在進行教學的教室，這種行為算不算“妨礙別人”呢？自由教育不是沒有限度的，它的限度就是要符合法治理念。如果完全贊同學生的舉動，就要討論學校的一些規則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學校規則不具合法性，就不能把責任完全歸咎于其中一方。當然，楊帆先生絕非毫無責任，他那些“粗口”與其說侮辱了學生，不如說侮辱了自己。

　　有媒體將此事與海淀藝校的“辱師門”和中山大學教授被控“精神虐待”學生事件相提并論，這三個事件雖然沒有直接關聯，卻具有內在的關聯。一個是學生侮辱老師，一個是老師“精神虐待”學生，而此次是師生互相侮辱。前兩個事件呈現了人性之惡，此次則呈現了“以暴制暴”的惡中之惡。希望能從這次事件中反思法治理念在日常生活(哪怕是政法大學的日常生活)中的缺失，而不僅僅是將責任歸咎于某一個或某幾個人。

　　□王曉漁(上海 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