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想到“何志毅風波”會鬧得那么大，南方一家周報用頭版及二版兩個版面的篇幅報道了此事。看到報紙后，我給還在成都講學的何老師去電話，我說，你其實是一個弱者，可惜你還沒有學會扮演弱者。

　　我認識何志毅有兩年了，我們走得很近，是因為我們都在干同一件事情，為中國企業的管理案例留一點東西。記得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論壇上，他十分激動地講他想要建立中國企業案例庫的宏偉理想，他的參照對象是哈佛大學商學院那個著名的公司案例庫。他已經有一個宏大的規劃，并且已經用將近10年的時間完成了2500個以上的案例工作。這是一個講起理想來眼睛會放光的人，他似乎已有一個五年的建設方案。

　　在此前，我了解他，是因為他發起主辦的一些活動，如“中國最受尊敬企業評選”——我曾經聽很多企業家告訴我，這是他們最重視的評選之一，還有“中國管理學院獎”，還有一個社會責任同盟。在很多人印象中，何志毅是一個活躍的社會活動家。

　　何志毅的經歷不是學院派的，也不是海歸派，他畢業于

復旦，然后在

福建當過國有企業的總經理，那是一家有數千人的大工廠，他讓它從虧損變成了盈利，后來他又去復旦讀博士，再后來進入北大讀厲以寧的博士后。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是他一手拉大的，一開始，它只是一個“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只有幾十萬元的啟動資金，而到現在，已經在案例開發和項目運營中投了上千萬元，那都是何志毅從各個企業“討”來的資金。我知道，在他的規劃中還有一些很有意義的項目，它們如果實現，將使中國公司的案例研究真正形成一個規模。可惜，他可能沒有機會了。

　　案例中心是一個沒有正常現金流收入的“成本中心”，我曾經不解地問何志毅，為什么不開辦一些案例研究的總裁班課程，那一定會很受歡迎。他說，根據某些規定，案例中心不能從事這樣的業務。所以，中心的收入其實就靠他去四處“化緣募集”了，在無比現實的中國企業家里干這種事情，難度之大是可以想見的。

　　何志毅這次惹禍是因為《北大商業評論》的事情，說他把這本雜志“出賣”了。我不知道為什么后來的爭論都把這個事情繞過去了。據我了解的情況，之前的《北大商業評論》一直是“以書代刊”，稍稍了解中國出版法規的人都明白，“以書代刊”沒有任何的商業價值，因為它不能經營廣告，也不能通過郵局進行征訂。所以，只有找到一個雜志刊號，它才算是真正的雜志，才能真正落地。何志毅通過跟河南出版集團合作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也給《北大商業評論》弄到了遲來的“準生證”。如果現在解除這個合作，再回到“以書代刊”，《北大商業評論》就沒有什么商業價值了，甚至可以說難以為繼。這么簡單而明白的事情，為什么沒有人好好地說一下呢。

　　有一次，何志毅跟我開玩笑說，你不容易，一個人就敢搞企業史。我說，我是那種不會進入任何“體制”的人，商業寫作是我的愛好，寫出來了有人買，我繼續干，如果沒有人要，我最多摸摸鼻子，到千島湖上曬太陽去。而你與我不同，你背負著一個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的大招牌，干不好了，是北大的事，是中國管理學界的事，其實，命苦的是你。說到這里，他就笑。現在，他笑不出來了。

　　我一向敬重那些有責任感的人。天下的事情，好就好在有那些人。不過，有時候，可悲也可悲在這里。老舍在《茶館》里寫道，我愛這個國家，可是誰愛我呢。他寫的是解放前，今天，中國正逢盛世，個人只要想有所作為，做利國利他的事，都可以找到空間。只不過在一些組織里，老舍式的悲哀依然存在著，無非這次輪到了何志毅。

　　在我們社會的一些領域，有的“單位”或機構，還是習慣于輕易去動用制度資源，對那些能創造出增量價值的下屬進行“管理”，這當然是它們的權力，從管理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只是沒有誰對這種“管理”的更復雜后果負責。

　　被剝奪的何志毅，現在是一個受傷的人。報紙上說“教授欺負院長”，但以我對何志毅的了解，他不是一個會欺負誰的人，他從不會欺負合作伙伴，不會欺負學生下屬，又怎么敢欺負上司呢？不過，其實“放下是實地”，這對他來說未必不是一種解脫。而真正受傷的可能是中國管理案例的建設工作，它可能會推遲五年、十年，甚至更久。還會有何志毅這樣的傻子嗎？

　　(編者注：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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