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響全球央行貨幣政策

　　文|夏菡

　　埃德蒙·菲爾普斯演講的時候，沒有口若懸河，有時候，他甚至需要幾秒鐘的停頓，來找一個合適的詞語表達自己。但在他的中國信徒們眼里，這一點絲毫不會影響他們對菲爾普斯的崇敬之情。

　　2007年9月12日，站在清華大學主樓報告廳的講臺上，菲爾普斯開始了題為《我的職業生涯》(My Career)的演講，回顧了20世紀60年代，自己如何挑戰傳統的通貨膨脹理論，將微觀經濟學中的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修正了¾典的菲利普斯曲線。

　　這位有點特別的經濟學家，正是憑借這一研究成果，摘得了2006年度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并且成為7年來唯一獨享137萬美元獎金的經濟學家。

　　懷疑傳統通貨膨脹理論

　　通貨膨脹不僅取決于失業率，還取決于人們對通脹的預期。

　　在傳統經濟學對于失業和通貨膨脹的著名解釋中，最¾典的是1958年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威廉·菲利普斯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線”。根據這個理論，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通貨膨脹率越高，就業水平就越高。

　　20世紀60年代期間，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認為，可以從“菲利普斯曲線”上選擇一個可以接受的通脹率和失業率。如果實際失業率偏離設定值，則可通過調整稅收、利率等對經濟進行調節，提高通脹率，從而達到降低失業率、促進就業的效果。

　　但是，當時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的埃德蒙·菲爾普斯卻懷疑這個理論。他認為，通貨膨脹不僅取決于失業率，還取決于企業、家庭和個人對于通脹的預期。¾過研究，菲爾普斯提出了“附加預期因素的菲利普斯曲線”：通脹預期每上升一個百分點，通脹率也會上升一個百分點。長期失業率由就業市場決定，與通脹率沒有關系。

　　他認為，如果政府通過增加通脹提升就業，對于長期失業率并沒有幫助，卻會增加未來的通脹預期。菲爾普斯的這一理論，將微觀經濟學的“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有助于解釋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并存的“滯漲”現象。

　　菲爾普斯的理論極大影響了各國央行的政策執行。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根據此理論，在經濟政策的具體執行上，或者設定具體的通脹目標，或者將通脹率設在一定范圍內，從而影響公眾的通脹預期，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

　　生于美國大蕭條谷底

　　一個老師和一本書，完全改變了他的選擇。

　　擅長研究失業問題的埃德蒙·菲爾普斯，經濟學之路走得也有些特別。出生在美國大蕭條谷底時期的1933年，父母雙雙失業，菲爾普斯全家只能依靠祖父母供養，直到1939年父親重新找到了工作，才得以搬到紐約的一個郊區獨立生活。

　　“你選擇經濟學研究是否與大蕭條有點關系？”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記者在采訪他時，想確認他學習經濟學的動因，“我花了好大功夫，都不能讓他明白，那時候我只是個孩子。”他回憶道。

　　不過，在1995年出版的自傳文章里，菲爾普斯提到了孩提時代所受的影響。“也許有些線索表明，我可能會成為一個經濟學家。”這些例證包括：大概六七歲的時候，菲爾普斯研究起了公寓里不同類型的貓。再大些的時候，每天傍晚，他會站在主干道邊上，仔細記錄來往車輛使用的車牌有何不同。

　　這些似乎都表明，菲爾普斯將來從事的會是研究工作，但是至于是哪方面的研究，則不得而知。“家里飯桌上討論的主題總是金融和經濟新聞，我父親學經濟學，母親學家政經濟學，這些大概有些關系吧。”菲爾普斯補充道。

　　實際上，對菲爾普斯影響最深的是上世紀50年代在赫姆斯特大學就讀時，他所讀到的書和接觸到的人。一年級的時候，他喜歡上了柏À圖和大衛·休謨，他甚至想專修哲學。在父親的建議下，大學第二年，菲爾普斯選修了經濟學。一個老師和一本書，完全改變了他的選擇。

　　菲爾普斯選修的是經濟學家詹姆斯·尼爾É（James Nelson)的經濟學課程。尼爾É的門生包括了知名經濟學家波À克和斯蒂格利茲。尼爾É用保羅·薩繆爾É的新教材，加上風趣的講課風格和透徹的分析，很快將菲爾普斯吸引到經濟學圈里。

　　到讀研究生的時候，菲爾普斯便選擇了在經濟學領域里的新星耶魯大學。

　　社團主義的倡導者

　　提出了不同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模式。

　　能在經濟學領域有所建樹的，無怪乎兩種情況。一種是你能夠在已有模型中，發現不為人知的含義和解釋。另一種情況，則是在被大家忽略或者誤導的理論基礎上，找到相對獨立的解釋方法。菲爾普斯想選擇后者，他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

　　在賓州大學，菲爾普斯完成了對菲利普斯曲線的獨立修正，奠定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基礎。1971年，菲爾普斯離開賓州大學，開始了學術生涯的第二次起飛。這次，他的新同事包括知名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

　　這一時期，菲爾普斯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運用理性預期和盧卡斯的新古典工資價格理論，來重新架構¿恩斯主義學說，提出了著名的孤島理論。

　　與那些知名經濟學家同事不同，菲爾普斯不只是閉門研究和參加學術會議。他還接受不同國家大學的邀請前往講學。

　　這種特別的研究模式，讓菲爾普斯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針對歐洲經濟不斷變換的新情況，他開始研究歐洲的就業和長期增長問題，從而提出了不同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模式：社團主義(Corporatism)。

　　這種研究模式同樣也惠及到他的學生。菲爾普斯最看重的三個博士生之一、韓國學生Seong Yawng Park當年在父親的要求下，放棄經濟學研究進入商界，最終成為韓國知名企業家，韓亞航空公司CEO。

　　諾貝爾經濟學家看中國通脹

　　近年來，菲爾普斯也開始關注迅速崛起的

中國經濟。他專門寫了兩篇有關中國問題的經濟學論文。與一些知名經濟學家不同，菲爾普斯在看待中國問題時充滿理性。早在2004年6 月，菲爾普斯便指出，中國存在著通貨膨脹的信號，這種信號主要存在于資產市場中，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中過熱的

房地產市場。在美國也存在著這方面的通貨膨脹信號。解決通貨膨脹，單靠貨幣政策的調整是無效的。

　　另外，菲爾普斯看到了中國投資過熱的問題。他認為，投資過熱與世界經濟范圍內的低利率水平有關，這會促使中國國內工資水平提高，以及就業機會的增加。但是，中國經濟面臨長期問題是過失投資，即不良投資。

　　因此，中國需要解決投資決策中的低效率問題。他認為，要解決投資效率問題，中國應該進一步推動金融體系改革和金融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