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進程正在向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階層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中國經濟學家的研究時間與經費會不斷增加，獨立主體性將全面提升，國際學術交流的渠道也會越來越寬。

　　撰稿／李開發

　　時光荏苒，2007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進入熱評之中。這個經濟學界的最高殊榮花落誰家，不僅代表著誰捧走了桂冠，更代表著經濟學前沿研究領域最重大的成就。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的大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在中國是作為顯學頂禮膜拜的學問，經濟學家至少也是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龐大群體。但中國的經濟學家，為什么總是與諾貝爾獎無緣，甚至進不了候選名單？

　　為什么成為顯學？

　　20多年來，在中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中，沒有哪一門學科能像經濟學這樣如此受到全社會的重視，也沒有像經濟學這樣如此遭人非議。說經濟學家們把自己的學問搞成顯學，很明顯的是經濟學家本身做不到。沒有哪一類學者能將自己的學科發展為全社會的圣經，成為躍居其他學科之上的一門科學。經濟學成為顯學，究其本質還是由政治經濟的龐大社會體系共同塑造的。

　　1978年以來漸進的市場化改革，使得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高度計劃統率下的管制經濟向著開放的自由調節的市場經濟前進。在研究經濟問題、關注經濟建設、推動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國的經濟學家從臺后走向臺前，依托政府搭造的平臺，推廣經濟學理論，受到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這為經濟學成為顯學提供了特定的機遇，經濟學理論一時成為人人必讀的經典。

　　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于經濟體制上的每一個進步或變革，都牽涉到各相關利益階層與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利益主體間的沖突也日益明顯，人們對經濟學的關注是必然的。經濟學的土壤越來越廣大，經濟學家也成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備受關注的群體。相比之下，自然科學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所關注的人群只是領域與行業內的專業學者，而且這些領域的群體社會影響力較小且人數也有限，經濟學的顯學地位也就不足為怪了。

　　學術研究領域逐步開放的自由辯論也使得經濟學的“顯學”地位得到極大的增強。改革產生了多元利益階層，也使得大批學者成為“經濟人”，代表不同的利益群體進行深入的學術論戰，經濟學家也成為話語權的擁有者。長期跛足的經濟學正在分立成獨立的經濟理論體系，使得經濟學家的地位具有特殊性，經濟學中過多的政治色彩使得經濟學不完善，開放的經濟理論研究推動著經濟學的深入發展。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過程決定著經濟學家在問鼎諾獎過程中的各種因果關系。

　　八大標準與現實差距

　　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獎標準，可以使我們更全面更客觀地認識中國經濟學家與諾獎的差距。

　　筆者研究了諾獎的相關過程及評獎實踐，歸納出八個方面的標準：

　　第一，從諾獎的覆蓋的范圍上看，包含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廣泛的經濟學各學科門類。

　　第二，從研究層次上，要求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學科前沿，特別注重基礎理論研究。

　　第三，從諾獎的評獎導向上看，強調研究成果的獨創性、科學性和實踐性，以及對科學工作和社會(如政府的政策)所產生的總的影響力度。

　　第四，在諾獎的學術成果的功用上看，贊賞“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貢獻，贊賞那種能使其他學者可以站在其“肩膀”上攀登得更高的方法，不鼓勵不能推動研究的技巧性論戰。

　　第五，從諾獎的理論與實踐結合方面，注重鼓勵那些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成果。

　　第六，堅持從廣義上解釋經濟學理論，把經濟學理論發展到了與經濟學相關的交叉學科。鼓勵用現代經濟理論特別是數學方法、數學模型來解讀經濟學原理，使經濟學更加精確與可以實驗。

　　第七，推崇有完整理論體系與學術架構的新的經濟學理論。

　　第八，堅持在長期實踐中接受檢驗，并不急于對新興的學術理論體系授獎。(這也是獲獎者年齡偏大的原因)

　　研究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獎過程，雖然也有一些非議，但非議至今也只集中在應該獲獎而沒有獲獎的情況，絕少涉及已經獲獎者不配獲獎的批評。從總體上說，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公正性得到國際經濟學界首肯，也是學術界公認的。

　　對照上述的八個標準，中國經濟學家至今難以問鼎諾貝爾獎的緣由就顯而易見了。

　　中國的經濟學家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公務員或財政供養的事業型單位，在從事行政管理過程中，依據工作需要研究經濟問題，如馬洪、薛暮橋、范恒山、陳淮、王忠明、左大培等。一類是在高等院校，如厲以寧、張維迎、林毅夫、周其仁、鐘偉、趙曉、楊帆等。再一類就如華生、王育琨等，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研究機構之間的跨領域研究者。他們在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的客觀困難，制約著中國經濟學家向諾獎邁進的步伐。

　　首先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專業研究隊伍太少。對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與事業單位而言，主要時間是完成單位工作任務，完成工作中的研究課題。即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這樣較純理論研究單位，也是針對當前工作中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進行研究。

　　在高等院校，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是教學和與教學相關的工作任務。筆者曾經去拜訪過厲以寧教授，早到了十分鐘，先生還要完成他的擬定的寫作任務才能出來接待。我所認識的朋友們，大概沒有早于深夜12點之前休息的。所以說，中國的經濟學家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成果，大半不是在上班時間取得的，而是八小時之外面壁的結果，是別人用來看電視、喝咖啡的時間、休息的時間完成的。由于不是主業，辛苦艱難倍增，積累資料，分析資料與形成觀點，多半也是在工作與休息間隙完成，這無疑妨礙了學術成果數量的增加與質量的提高。

　　其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龐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參照系。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每幾年跨一大步，這是實際改革的需要，也是人們從認識到實踐，再認識再實踐的必然過程。

　　中國改革過程需要面對眾多的矛盾。這些矛盾非常尖銳、棘手，需要時間與過程，政府在改革中阻力重重。經濟學家面臨的則是一個一個小的局部，一個短暫的過程，一個兩種經濟體制并存、多種經濟模式同在條件下的經濟體，廣泛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狀態還沒有實現，這種研究往往缺少可以重復驗證的相關條件。這樣的客觀存在使中國經濟學家沒有辦法超越現實，也難以取得系統性突破性成果。

　　中國經濟學研究的背景資料質量也存在較大缺陷。經濟數據、統計資料與客觀情況之間存在多種差距。資料不全、資料摻水、資料偏見等多種問題同時存在，許多方面的標準處于空白狀態。

　　比如，各級統計部門采集數據的資料與標準不一致；建設部、國家發改委與北京市關于房價增幅的統計結果不一致；地方經濟以民營企業為主的地區，其GDP及產值利潤數據有可能會減幅上報，而在許多以國有企業為主的行業和地區，其GDP與經濟效益數據有可能高估。

　　究其原因，一是統計學的標準不一致，有的沒有科學標準；二是統計人員的統計水平不一致；三是績效考核過程中地方政府追求政績、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情況；四是經濟主體的屬性不同等，都會給經濟學研究帶來問題。

　　另一個現實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學術研究受經費與交流條件的雙重制約，直接影響到研究成果的質量與數量。

　　政府資助幾乎是學術研究經費的唯一來源，而且非常有限。學術研究經費的短缺承擔不了系統性長期性與擴張性研究，也不承擔純理論研究，更偏向于面對經濟現實解決問題的個案性研究。

　　而在學術交流過程中，內部學術交流多，學派之間學術交流少；國內學術交流多，國際學術交流少。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沒有時間與經費開展國際學術交流；一些成績卓著的經濟學家忙于實際操作問題；還有一些經濟學家缺乏多種語言的溝通能力，只習慣于用中文發表自己的學術思想。這樣就導致中國經濟學家中能參加國際交流的著名學者很少，數千種經濟理論刊物只有極個別品種參與國際學術交流，面窄量小。加之在諾獎的評獎投票的上千人的經濟學家隊伍中，見過中國學者的英語論著、或者能閱讀中文的中國經濟理論刊物的學者寥若晨星，中國經濟學家獲得諾獎的概率必然低得多。

　　中國經濟學家隊伍的自身建設不足也妨礙了其問鼎諾貝爾獎的前進步伐。

　　經濟研究需要一個極富創造力與濃厚興趣的研究者。由于學術隊伍中的多數成員過去多少年都是分配工作，因此在研究機構缺少較強的研究能力與研究興趣，更缺少相應的創新能力。

　　就目前情況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學習在院校，工作在院校，有的學科師傳徒繼，學術上沒有突破的沖動，真正能不停地到基層一線走動，了解第一手情況的學者鳳毛麟角，與實踐的結合方面有突出的不足。

　　經濟學家與實干家兩個角色的重合幾乎非常難，但作為務實的經濟學家，應該盡最大可能去縮小這個差距。紙上得來終覺淺，書箱里產生不了經濟學的創意成果，這也是中國經濟學家成名者比較少的原因。

　　中國經濟學家群體中還彌漫著一種浮躁之風。主要表現為六個特征：追求論文數量，不求論文質量；追求職稱待遇，不求學術水平；追求淺嘗輒止，不求深入挖掘；追求急功近利，不求長期發展；追求吸引眼球，不求實至名歸；追求形式主義，不求實證效果。使得一些經濟研究流于膚淺，直接帶來學術研究成果粗放炮制。

　　此外，中國經濟學家個人的成果不乏光彩照人之作，但凡是以團隊完成的成果相對業績平平。

　　再等20年？

　　中國經濟學家未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并不等于中國經濟學家沒有驕人業績，更不等于說中國經濟學家不成功。中國經濟學家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促進傳統經濟學向現代經濟學的演變，致力于解決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實際問題，這些功績已經使中國經濟學家在國內得到充分的尊重與承認。

　　中國的經濟進程正在向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階層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中國經濟學家的研究時間與經費會不斷增加，獨立主體性將全面提升，國際學術交流的渠道也會越來越寬。

　　中國政府堅持以人為本、謀求科學發展、持續增長、和平發展的理念將有利于經濟研究學術質量的提高，經濟研究的政治背景日趨淡化，學術自由、學術爭鳴的風氣日見昌盛，經濟研究作為一個獨立的科學體系正在形成。

　　經濟體制的全面轉軌，學術課題的長期性與充足的研究經費，關注與高度重視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踐性，必將使中國經濟學界克服不足，保持長期的理論探索精神，努力推動學術團隊的形成、鼓勵學術風氣的改善。筆者認為，也許再過20年時間，中國經濟學家有希望問鼎諾貝爾獎。(作者為《中國經濟名家講壇》副理事長，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