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論壇 -邱兆祥

　　一

　　近年來，“人文精神”在我國學術界是一個挺時髦的詞匯，成了人們談得很多的熱門話題。對于什么是“人文精神”，我國學術界雖然是見仁見智，解釋各異，但卻有一定的共識，即大都認為所謂“人文精神”，其核心思想就是以人為本，關心人，重視人的價值。

　　經濟學是門經世濟民之學，要把對人的研究擺在最重要的位置。馬克思堅持將人的因素納入經濟學的分析之中，并給予充分的重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自己的理論是科學，但不僅僅是科學，更重要的是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法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曾在《和諧經濟論》一書中寫道：“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人，是從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手段這個角度來考慮的人。因此，當然應該從人和人的本性開始我們的研究”�熤袊�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中譯本，第85頁)。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撰著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譯本第23頁)。

　　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它較之于其他社會科學更具有鮮明的“人文”特征。以經濟學理論研究為業的學者也更具有“人文”氣質，在許多經濟學大師的身上都有股濃濃的“人文”味。他們大都懷有對人類的悲憫精神和對公平、正義的社會理想的追求。瑞典經濟學家崗納·繆達爾認為，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應當滿懷人類的同情心，獻身于這樣一個信條：公開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崗納·繆達爾窮畢生精力將經濟學淡忘已久的“平等”觀念，引入發展經濟學中，使其經濟學理論充滿了人文關懷。

　　馬歇爾是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的首任教授，他有一句名言：“經濟學家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必須關心人的最終目標”。年輕時的凱恩斯由于受劍橋經濟系的傳統和劍橋倫理學家摩爾的影響，大學畢業時打算寫的第一本書就是倫理學著作。凱恩斯以經濟學家的身份青史留名，但用他夫人莉迪婭的話來說，他又“不僅僅是經濟學家”。凱恩斯熱心公益事業，積極推動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并創辦了劍橋藝術劇院。這些貢獻已超出了經濟學的專業范圍。因此，凱恩斯夫人莉迪婭的話暗含著另一層意思：凱恩斯是個具有人文情懷的學者。弗里德曼是一個能與凱恩斯齊名的大經濟學家，他也曾說道：“經濟學家不僅僅是經濟學家，他們同時也是人，所以他們的價值觀念毫無疑問會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學”。

　　由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人文精神對于經濟學家尤顯重要。經濟學家的人文精神，除了表現為對真理與知識的重視和求索外，還突出地表現為具有崇高的價值追求和對道德人格的看重與追尋，以及對平等正義的渴望與呼喚等方面。作為經濟學者，如果是一個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學者，首先應當有崇高的價值追求，即能以探索真理，造福公眾，作為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基本價值取向。探索真理，造福公眾，是經濟學家不可推卸的責任。有責任方有追求，有追求方有精神。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理應有自己的一份責任。尤其是經濟學者，重任在肩，身系萬眾，任何時候都應以生民、國家的利益為念為重。如果沒有對國家和人民大眾利益的深切關注，就不會有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和寬厚的人文情懷。一個有崇高價值追求和良好人文精神的學者，才會有愛祖國之情深，愛人民之心虔，愛社會之善舉，愛家園之真切，愛自己之自尊，情系民眾苦樂，關注社會經濟發展，遵守學術規范和現代社會的文明規則。

　　二

　　經濟學是當今中國人趨之若鶩的熱門學科。任何學科一旦成為顯學，受到許多人的追捧，就難免泥沙俱下，隊伍龐雜，左道旁門奇出。當下的

中國經濟學界潛心學問者雖有不少，但也確有一些追名逐利之輩。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浮躁之風日盛，經濟學家人文精神的失落已成了不爭的事實。彌漫在經濟學界的諸多不正常現象已使經濟學家群體的操守和人格受到廣泛的質疑。特別是國內某些像明星一樣的大牌經濟學家，他們的誠信實在不敢恭維。近年來，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的道德和良知的缺失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棄義求名，躁于求利；(2)不顧公眾利益，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不少人對于“名”看得很重，甚至連做夢都想出名。一般而言，想成名也并不是一件壞事。學者一旦成名，隨之而來的是所謂名人效應。這種效應，往往能給當事者帶來意想不到的利益和好處。因此，顯譽于當代，流傳于后世，“贏得生前生后名”，可以說是古今許多學者的共同夙愿。

　　古人云：“名者，實之賓”。有其實，方有其名。名聲是種實力，是由成就營造。學者實力的標志是作品，特別是代表作。學者的著名，就是因其作品的影響大，代表作有創見、夠分量、擲地有聲。中國古代文人為了“一舉成名天下知”，靠的是頭懸梁錐刺股，靠的是十年磨一劍，靠的是“三年不窺園”的毅力和“鐵杵磨成針”的耐心。古今不少學者皓首窮經，日積月累，著作宏偉，終于贏得大名。

　　如今的中國經濟學界有些人雖然頭頂著名經濟學家之桂冠，報上有名，電視上有影，可謂大名鼎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既沒有能在國際上高規格、高品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高水平、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提出代表經濟學科發展前沿的學術思想、命題和觀點，又無人能在國際上公認的高級別、高分量的科研獎項中獲獎，更無人有能寫入現代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思想。因此，盡管他們在國內的名聲不小，但卻不為國際同行所知曉。即使在國內，有的人除其名字著名外，其代表作及理論建樹且不說著名，就連叫什么名字、有哪些，也沒有幾個人知道。現今的中國經濟學界有的人學養膚淺，作品平庸，名卻成了。有的人聲名顯著，口氣不小，架子很大，但卻拿不出像樣的作品。那么，他們是怎樣成名的呢？主要是靠媒體炒作。經濟學家有的人靠炒作成了“大名”，身兼一些大企業甚至地方政府的顧問，每年領取不菲的酬金，令一些人羨慕不已。

　　在當今商業化濃烈的環境下，學者的名字就如同商標，名氣越大，身價就越高。名滿天下，無人不知，就有可能財源滾滾，腰纏萬貫。正因為“名”的作用如此之大，也就難免會有人用些手腕、心計、花樣求名，力圖通過擴大知名度，提高身價，撈錢。

　　我國經濟學界有的人成名欲很強烈，喜好造名，信奉有名就有一切，沒有學術實力如何造？炒作便成了捷徑。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有些人心浮氣躁，急功近利，為了成名，整天混跡于大眾媒體，時而出現在報紙上，時而出現于熒屏間，或接受采訪，或在各種論壇上發表演講，大談自己的“高論”、“創見”，竭力炒作自己。

　　常言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對于名也是這樣，名不正則言不順。有名雖然是好事，但這名要正，要名實相符。經媒體炒作成名，那只是虛名，并不可靠。如果你不能以作品證明自己的實力，那么，你就只能是名噪一時，曇花一現。隨著歲月的流逝，拂去歷史的灰塵，終究會被人們淡淡地忘卻，重歸默默無聞。文以載道，是古代文人的一條重要的為文原則。我們時代的學者論理更應當具有道德和正氣，而現在經濟學界有些人卻不是這樣。他們愛錢愛利，棄義求名，躁于求利，連起碼的道德尊嚴都不要，還談什么人文精神、社會責任和道德良知。

　　在當今的中國學者中，經濟學家是地位顯赫又最受民眾抨擊的一個群體。經濟學家受到民眾批評和指責較多的另一個問題是，有的經濟學家在金錢的誘惑下失去了應有的學術良知和社會公德，不顧社會公眾的利益，時而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奇談怪論，甚至公開充當少數利益集團的工具和代言人。對此，有關媒體已多有披露，下面且信手拈來舉出幾例：“中國窮人上不起學是因為收費太低”；“起征點太高就剝奪了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房就應該為富人建，房子、車子、飛機都是為富人的”；“

經濟適用房是政府討好百姓的‘餿招’”；“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的巨大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經濟學者應該替百姓說話嗎？很遺憾，這不是從事經濟研究人員必然的義務或使命”；等等。例舉的上述幾條言論雖然大都是出自所謂有點名氣的經濟學家之口，但都是不折不扣的胡言亂語，是有違良知、有悖常識、有逆人性的“昏話”。有些經濟學家的名聲不可謂不大，但卻缺乏道德良知的訓練，缺乏正常人都有的同情心。

　　作為公民，經濟學家當然享有言論的自由，而且人非圣賢，經濟學家的言論也難免會有不妥之處。但是，經濟學家作為學者發表見解又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意見表達。在百姓的心目中學者是公平和正義的化身，公理之依托。然而，也正是這種信賴帶來了相應的道德責任。經濟學家以學者的身份發表意見時，應力求客觀謹慎，有社會責任感，出發點必須是有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與和諧。百姓能夠原諒經濟學家言論中的某些錯漏和不足，但不會容忍和姑息某些經濟學家放棄責任擔當，為少數利益集團所左右，隨興所至，信口開河，胡言亂語。

　　(上)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