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由于對理想狀態的自由貿易制度的一些偏離，就過于急切地對中國進行懲罰，將是一個巨大錯誤

　　【網絡稿專欄·卡托專欄(Cato Column)】貿易老是被看作是一個零和博弈(一方得到，另一方失去)，貿易盈余則是戰利品。這種重商主義態度在1758年被大衛·休謨稱為“一個狹隘的和有害的觀點”。而今天，它在華盛頓對中國的指責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些人假定，中國一定是在“欺騙”，并且以美國的就業機會為代價。畢竟，中國對美國有著巨大的雙邊貿易盈余。國會中的各種委員會被告知，人民幣被低估，中國企業獲得了廣泛的補貼、廉價的貸款、稅收減免和其他優惠條件，在對美國企業的競爭中擁有不公平的優勢。美國必須采取保護主義措施，讓企業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以糾正貿易不平衡。來自北達科他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拜倫·多根(Byron Dorgan)甚至提出了一個法案，要終結對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

　　所有這些夸張的說法使人們的注意力轉移開，不再聚焦于中國在由計劃到市場的轉型中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中國人民所取得的經濟自由與個人自由的提升，以及廉價的中國進口商品給美國消費者帶來的巨大利益。

　　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沒有人是被逼著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如同中國

　　貿易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就業機會，而是為了創造財富。最終，消費者的選擇自由將會決定全球市場中的勞動力配置。當市場力量根據消費者偏好、技術和資源成本做出調整時，就業崗位就會不斷被創造或毀滅。這一過程被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稱為“創造性毀滅”。

　　自200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的凈就業崗位損失，大部分都是由于美國生產率的大幅提升，而不是由于中國的進口或人民幣低估造成的�？ㄍ醒芯克�貿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格利斯伍德(Daniel Griswold)估計，中國進口給美國帶來的凈就業崗位損失“僅占全部就業崗位調整的大約1%”。但是，那些感受到了這種損失的行業會認為，以美國消費者的利益為代價進行保護主義游說，是有利可圖的。

　　美國的就業政策運行狀況不錯，如同中國的“和平發展”政策一樣。如果僅僅由于對理想狀態的自由貿易制度的一些偏離，就過于急切地對中國進行懲罰，那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中國要履行其所有的WTO責任，尚需要時間。在市場進入和制定規則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多進展，但在執行知識產權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欺騙”是指有意地違反先前的承諾。中國從未承諾要讓其貨幣浮動，但正在向那個方向努力。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羅來納共和黨參議員林德賽·格雷漢姆(Lindsey Graham)卻不斷威脅，除非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否則就要對中國進口商品施加懲罰性的關稅。

　　即便是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他雖然發起了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討論中美間的長期議題、促進雙方合作，他也仍然覺得，他要向中國指出什么才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其中隱含的威脅是，如果中國前進步伐太慢，就要采取報復措施。

　　在最近對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常設委員會(Committee on Banking，Housing，and Urban Affairs)所做的證詞中，保爾森部長聲稱：“中國必須履行其WTO承諾；必須保護并采取強有力措施執行知識產權；必須向外國競爭力量加快開放其市場——這有利于美國，也有利于中國自身；必須在監管和法治方面引入更大的透明性�！�

　　雖然保爾森的方式與英國在1841年《南京條約》中強迫中國開放港口時所采取的炮艦政策不具可比性，但鴉片戰爭和西方的欺凌，仍然在中國對西方的態度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在面對“中國是否欺騙”這樣的問題時尤其如此。

　　政策總是路徑依賴的。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失敗讓鄧小平著手進行經濟改革。甚至在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之前，北京也曾單邊地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F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的第三大貿易國，但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問題和既得利益限制了轉型的過程。

　　把中國作為一個普通的崛起力量，而不是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威脅并采取破壞性的保護主義措施，將更有可能為社會和經濟帶來和諧。

　　作者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為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學術事務副主席，中國問題專家。本文基于作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