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富論》里，斯密對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體制，有著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發人深省、耐人尋味的評論。在此，我們摘其主要者討論。

　　1.中國與近代歐洲產業政策取向的對比

　　斯密認為，“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于制造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產業，比較不利于農業，即農村產業。”他強調，“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優于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于技工。”

　　我們確實特別重視農業，并且是自然經濟的農業，歐洲確實特別重視制造業，特別是與國際貿易相關的制造業，結果歐洲發展了，中國落后了。就中國今天的情況來看，那些主要是農業產業的地區依然落后，而那些以制造業為主的區域卻經濟發達。問題的原因在于制造業附加值高，而且必須進入流通領域，甚至是國際貿易領域，是一個開放的競爭性的產業；而斯密當時所講的中國農業，即傳統農業，卻附加值低，而且進入流通的分量極少，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產業。

　　這些分析告訴我們，為了經濟的發展，我們在產業選擇上應當遵循與市場化相結合的產業化，注重所選產業的附加值彈性，并且盡量深化和提升所選產業的產業鏈和附加值。由此出發，我們應當改造傳統農業，使之盡可能地實現產業化和市場化。

　　2.中國應當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并重

　　斯密指出：“中國幅員遼闊，國土那么廣大，居民那么多，氣候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的國內市場，就能夠支持很大的制造業，并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場，那么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制造品，大大改進其制造業的生產力。”

　　斯密的這些評論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中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國內市場，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國內市場廣大，忽視了國內市場的開發僅僅依靠對外貿易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在任何時候同樣不能忽視國外貿易，因為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

　　3.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旨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

　　在《國富論》里，斯密有一段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法律構架的評價，這一評價即使現在看來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斯密說：“中國似乎長期處于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法律制度所允許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經營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借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家，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范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制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得極大的利潤。所以，中國的普通利率，據說是12%，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足夠負擔這樣的利息。”

　　斯密的這段論述起碼說明了如下道理：當時的中國，(1)封閉或閉關自守；(2)不是實行市場經濟及與之相應的法制建設；(3)保護大官僚的壟斷利益；(4)普通老百姓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5)這樣的制度安排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斯密的這些論述切中了當時中國的時弊，揭示了中國長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十九世紀末，中國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嚴復，曾將《國富論》以《原富》的譯名翻譯并于1902年出版，然而并沒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視的反響，因為清末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與《國富論》的精神相差太大了，根本沒有對《國富論》所倡導的精神和制度變革的需求。今天，中國人民在艱苦的探索中，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是，我們才感到了斯密思想的深邃和偉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斯密當年批評的現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使中國人民實現富國裕民，中國人民須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堅定不移地前進。

　　(摘自李義平《經濟學百年》)